我被食堂白色的墙壁环绕着，从那一天起我成了希特勒的试毒员。

1943年的秋天，我二十六岁，足足跋涉了七百多公里、花了五十多个小时才从柏林来到东普鲁士。这是格雷戈尔的家乡，但格雷戈尔不在，他去参加战争了。而我为了躲避战争来到了格罗斯-帕特斯奇，如今已经一周了。

我到公婆家的第一天，党卫军就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说找罗莎·绍尔。我当时正在后院，没有听见。我自然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时发出的刺耳噪声，只是看见母鸡们争先恐后地跑回了鸡舍。

“他们找你。”赫塔说。

“谁？”

她转身走了，没有回答我。我喊了一下扎特，但是它没有过来。扎特是一只天性自由的猫，它早晨总是会去田野里溜达。我一边跟着赫塔往屋里走，一边充满疑惑：我刚来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哦，我的天哪，难道是格雷戈尔回来了吗？“是我丈夫回来了吗？”我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进了厨房，我只能望见入口处她遮住了阳光的背影。而约瑟夫也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看上去站立不稳，像要摔倒一样。

“希特勒万岁！”两道黑色的身影朝我挥出了右臂。

我一边跨过门槛，一边也挥起了右手。阴影随着他们的贴近而从他们的脸上褪去。厨房里站着两个身着灰绿色军服的男人。其中一个见了我说道：“你是罗莎·绍尔？”

我点点头。

“元首需要你。”

元首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但是他需要我。

赫塔用围裙擦干手，党卫军继续在说话，他们看向我，独独盯着我一个，像是要仔细检查我是不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长期的饥饿的确让我有一些虚弱；无数个夜晚响起的警报声也让我缺乏睡眠；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身边所有人；我的眼睛也有所损伤。但是我浑圆的脸庞、茂密而金黄的头发无一不透露着我是一名被战争驯服的年轻的雅利安女性。他们试着相信，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的产物，他们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结论。

党卫军向我走来。

“我可以给你们准备点什么吗？”赫塔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问这句话，简直是迟钝得有些不可原谅了。乡下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招待重要的来宾。约瑟夫终于站直了身子。

“明天早晨八点我们还会再来，我们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一言不发，但党卫军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意见。

党卫军说了一些恭喜的话，又说他们不喜欢烤橡果咖啡。也许可以用那瓶储藏在地窖里等格雷戈尔回来时再开的红酒招待他们，但他们依旧没有领情：赫塔的反应太慢了，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从不向饮酒的恶习屈服，他们不断锤炼着自己，直到有一天远离恶习，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意志。他们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向着我。

他们的吉普车开走之后，我来到了窗边。路面上轮胎碾过的痕迹指引着我即将面临的道路。我转身来到了另一间房间的窗边，在屋里来回踱步。我急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想找到一条可以逃离的路。赫塔和约瑟夫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拜托了，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让我一个人好好呼吸吧。

是镇长把我的事情告诉党卫军的。一个小镇的镇长永远认识镇上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新来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

“我们得想个办法。”约瑟夫的手紧紧地攥着胡子，好像生怕手一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从他手上溜走一样。

为希特勒工作，为希特勒卖命，难道不是每一个德国人眼下都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因为吃了被下毒的食物而送命，这算什么？！不是被枪弹击中，也不是在爆炸中牺牲，约瑟夫不能接受这一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上不了一点台面，老鼠才会这么死呢，英雄般的死法从来都不会这么不堪。然而女人从来就不会像英雄那样死去。

“我要离开这里。”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试着深吸一口气。可是胸口处传来的剧痛让我无法用力呼吸。我换了一扇窗户，这次我的呼吸又被肋骨处传来的疼痛打断了，我失去了呼吸的自由。

“我搬到这儿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没想到我反而要被毒死了。”我笑中带恨，暗暗将矛头直指我的公公婆婆，虽然根本不是他们招来党卫军的。

“你应该藏起来，”约瑟夫说道，“你得逃到一个地方去。”

“到树林里去吧。”赫塔建议道。

“哪里的树林？我在那儿只会又冷又饿。”

“我们可以给你带吃的。”

“很明显，”约瑟夫赞同道，“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那如果他们到处搜查我呢？”

赫塔问她的丈夫：“你觉得他们会到处找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