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乐意帮忙。”我说。有教养的人都是这样处事的。
看他的举止，丝毫看不出他和我的女儿有一腿。不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他怎么做才能让我不反感呢？我带着他和他的一名助手来到礼堂后面的更衣室。几名学生要致辞，谈谈犹太裔领导人对于他们的意义，然后由议员登台演讲，并为最具领导人潜力的毕业生颁发一小笔奖金。一个星期前，我想出了这个发奖金的法子，好让整个活动看起来更加逼真。
议员的助手出去接了个电话，因此我和议员有了一段独处的时间。他与我四目相对——他的目光清澈、柔和而真诚，他说：“阿维娃真是太棒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阿维娃真是太棒了。”他重复了一遍。
我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1．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
2．他明知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而这句话是个令人作呕的性暗示。
3．他的确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但阿维娃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但当时我只想到了这些。这三种可能无一例外地都让我很想抽他一个耳光，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如果阿维娃已经跟他分手了，我抽他又有什么用呢？
“是吗。”我说。我知道自己不冷不热的回答让他有些泄气。他这种人的性格很需要别人的喜爱。
“迈克医生还好吗？”他问。
“很好。”我说。
“我以为今晚能够见到他。”议员说道。
“哦，他医院里事情很多，”我说，接着又补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想不通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的社交生活也很丰富。”
“他的社交生活？”议员笑着问，“迈克·格罗斯曼有什么社交生活？”
“他出轨了，”我说，“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个女人，不过可能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女人。我觉得非常丢人，不知阿维娃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尽量瞒着她，因为我希望她能爱戴、尊敬她父亲。但我总觉得，即便你对孩子有所隐瞒，他们冥冥之中也感觉得到。总之我很担心，亚伦，这样的父亲会对她的品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真的很抱歉。”议员说。
“事实就是如此。”说完我便离开去组织学生了。
议员先生演讲的内容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作为安纳波利斯全城仅有的几个犹太裔小孩之一，难免会产生“孤家寡人”的感觉，这其实并不是件坏事。议员先生说，做个“孤家寡人”可以帮助你理解弱势群体或贫困人群的处境。对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做法就是目光短浅，以自我为中心。要成为优秀的领导、善良的公民，就要顾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他这种傻瓜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还真不赖。
我带领大家走进礼堂门厅与议员先生见面，却到处都找不到他。我走到后台的更衣室，正要敲门，忽然有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乔治摇摇头，脸上的笑容进退两难，像是个听国王讲荤笑话的农民。
“不必担心，瑞秋。我去叫他，”乔治低声对我说，“我一会就带他去找你。”
议员打开门，阿维娃的口红模糊一片，下巴也蹭得通红。房间里弥漫着肉欲的腥味。哼，还有什么好遮掩的？这分明就是云雨之后的味道。
“阿维娃，”我说，“你过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巾纸递给她。
“议员先生，”我说，“你该去礼堂门厅了。”
议员让乔治和阿维娃先走一步。
“瑞秋，”他压低声音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假如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件事几乎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太无耻了。”我说。
议员点点头，说：“是的。”可他的赞同并没让我觉得舒心。
“她才二十岁，”我说，“要是你想做件善事……只要你还有点人性，你就应该马上了结这件事。”
“你说得对……”他说，“真奇怪，这些东西……衣物柜、棒球棒、长凳……学生们今年要表演什么？”
“《失魂记》。”我怀疑他根本没听见我说话。
“《失魂记》，”他说，“是关于什么的剧？”
“好吧，有一个棒球运动员……”
不过就在这时，我们走到了接待处，议员挤出了一个微笑，我也是。
大约凌晨一点，阿维娃回到了我们家，我事先就知道她要来，因为大门口的保安给我打了电话——多亏了茂林会所的门卫系统。
她眼睛肿得像樱桃，像法律题材电影中的法官一样用手指着我：“我知道你肯定背地里说了什么，妈妈！”
“怎么了？”我问。
“别演戏了，”她说，“我知道这件事都怪你。”
“我没演戏。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说。
“他跟我分手了，”她嘴唇颤抖，抽泣起来，“全都结束了。”
天啊，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饱吸了一口氧气，像是在严冬经历了漫长而颠簸的飞行之后走下飞机，走出机场，置身于热带气候之中。我彻底卸下了重负，仿佛整个人都舒展开来，我想笑，想大笑，想尖叫，想痛哭，想双膝跪地感谢上天。我走上前，想拉住她的手。“我很抱歉。”我说。
“别碰我！”她挣脱手，说道。
“我很同情你，”我说，“但我也为你松了口气。”
“你根本不在乎我幸福不幸福！”她说。
“我当然在乎。”
“我想不通。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你肯定说了。你告诉我，你到底对他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我告诉她，“我和议员几乎没怎么说话。”
“你给我纸巾之后呢？在那之后你说了什么？你那副表情好像把一切都看穿了。”
“我没有。”我说。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阿维娃，我都记不清了。只不过是闲聊，没什么。我们聊到了你爸爸！聊到了《失魂记》。”
“《失魂记》？你是说那场演出？”
“就是毕业生表演的那场音乐剧。”
“我错了，”她说，“我不应该……”但她没说她不应该做什么。
阿维娃在迈克挑选的那张深色皮沙发上猛地坐下，我把她的行为看作是放弃抵抗的标志。她的西装外套——其实是我的西装外套——上面有一块浅色的污迹。我想，身为人母大概就是如此，女儿弄脏了你的外套，却要由你来清理。“把外套脱了，阿维娃，”我说，“我好把它送去干洗。”
她脱掉外套，我把它挂在了门厅的衣橱里。
“或许这其实是件好事，亲爱的，”我说，“你自己不是也在考虑分手吗？”
“是的，”她说，“可是我永远都不会跟他说的。”
“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说，“你一定饿坏了。”
阿维娃站起身，我吃东西的建议再次勾起了她的怒气。“你一边说我胖，一边又像喂猪一样让我吃这吃那！”她喊道。
“阿维娃。”我说。
“不对，你很会说话。你从来不会直接说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话题引到我的体重上，问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够不够多，说哪条裙子看着有点紧。”
“没有的事儿。”
“你说我不应该把头发剪得太短，因为这样显得我脸太圆。”阿维娃说。
“阿维娃，你哪里来的这些怪念头？”我说，“你是个漂亮姑娘。你生来是什么样，我就爱你原本的样子。”
“别撒谎了！”
“怎么了？你就是留长发更好看。我是你妈妈，我想让你展示出最美的样子，这有什么错？”我说。
“只有你才会一刻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外表，吃甜点从来超不过三口，健起身来像疯了一样，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要向你看齐！”她说。
“你当然不用向我看齐。”我说。
“究竟哪件事让你更嫉妒？是我能够迷倒亚伦·莱文那样的男人，还是你没法迷倒他那样的男人？”
“阿维娃！”我说，“够了。这种刻薄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里肯定说过什么！你要么就是说了话，要么就是捣了鬼！承认吧，妈妈！别再撒谎了！求求你别撒谎了！我必须知道真相，不然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原因非要在我？难道就不可能是学校的环境让他想起你年纪还小，他跟你保持这种关系很不恰当吗？这难道就不可能吗，阿维娃？”
“我恨你，”她说，“我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了。”她走出家门，关上了门。
“永远”只持续到了八月。
夏末时节，我和迈克在缅因州波特兰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幢房子。我给阿维娃打电话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说话，难道还不够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你觉得我做过什么，我都非常抱歉。到缅因州来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我们可以每天都去吃龙虾卷和巧克力派。”
“龙虾？妈妈，你怎么了？”阿维娃说。
“不要告诉你外婆，不过我拒绝信奉不许我吃龙虾的神。”我说。
她笑了：“好吧，好，我会过来的。”
我们在一起住了大约四天，她忽然说：“过去的一年就像一场梦，好像是我着了魔，而现在这个魔咒终于解除了。”
“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说。
“不过，”她说，“有时我依然会怀念着魔的感觉。”
“但你不再和他见面了吧？”
“不，”她说，“当然不见，”她更正道，“我是说，我不再私下和他见面，只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她仍然在为国会议员工作，这不禁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你会不会很为难？”我问，“经常与他见面，但却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见到他，”她说，“我的地位没那么高，何况如今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也没那么高了。”
8
《卡美洛》事件过去几天以后，罗兹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票转让给她。她妹妹要来看望她，他们三人同去，岂不正好？我说好，因为没人想看音乐剧版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剧场的套票总免不了混进几部并不好看的剧目。她说要把票钱给我，我说我不会要你的钱，罗兹·霍洛维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呢！
罗兹干笑几声，然后说：“唉，瑞秋，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她还没开口，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颠倒了黑白，告诉她是我想向他献吻。他这么做是想先下手为强。我本该给她打个电话，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说话，谁会想到别人的婚姻里去蹚浑水呢？尽管已经猜到他的招数，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应对。她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嫁给出轨浑蛋的女人，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难道我想让好朋友在这个年纪离婚？难道我希望她继续为网络头像发愁，梳妆打扮，把自己硬挤进塑形内衣，去跟一个又一个老男人相亲？不，我不希望她那样。
“罗兹，”我说，“罗兹，亲爱的，我想你误会了。”
“他说你想给他——”她压低声音，愤怒地低声说，“打手枪，瑞秋。”
“打手枪？罗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究竟为什么要编出打手枪这回事？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罗兹说，“可是从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这个人。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为是，爱管闲事，所以我相信他。”
我说：“我绝不会为了他而背叛你——我们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为了区区一个玻璃经销商？永远不可能。”
罗兹说：“瑞秋，别说了。”
于是我没有再说。
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维娃回到迈阿密大学，决定不在学校里住，而是搬进了位于椰林区的一幢小公寓。我们一起布置她的小窝，其乐融融。我们选的是“清新复古风”，从慈善商店买来木制家具，用砂纸打磨做旧，涂成奶油色，买来带有花卉图案的褪色床单，又从旧货店买了一床米色的被子。我们找来一个青绿色的大碗，往里面装满贝壳，还准备了栀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蜡烛。我们把墙壁刷成白色，挂上半透明的薄纱窗帘，又歪打正着买到了一把韦格纳设计的法式y椅，是白桦木的真品——那时五十年代的家居风格尚未风靡，我记得我们只花35美金就买下了它。我最后买的一件东西是一株白色的兰花。
“妈妈，”她说，“我会把它养死的。”
“只要别浇太多水就好了。”我说。
“我养不好花草。”她说。
“你才二十一岁，”我说，“还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好、什么做不好呢。”
这个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处，我还记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我甚至有点嫉妒阿维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快乐时光，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董事会最终决定不再另寻新校长，于是我成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正式校长。大家为我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准备的点心是烟熏三文鱼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鱼不新鲜，我当时没吃三文鱼，可吃了的人后来都恶心反胃。我当时并没把这当作一个兆头。
罗兹请我吃饭，庆祝我的四十九岁生日。她说我看上去气色非常好，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我最近很开心。”
“有空我也要试一试。”她说。
不知为什么——或许是红酒喝得太多的缘故——我哭了起来。
“瑞秋，”罗兹说，“我的天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正相反，”我说，“我以为会出事，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我太庆幸了。”
“你不用强迫自己全都告诉我，”罗兹一边说，一边给我又倒了一杯红酒，“是你身体出了问题吗，还是迈克的身体？是不是你发现了肿块什么的？”
“不，不是那些事。”
“是阿维娃？”罗兹说。
“对，是跟阿维娃有关。”
“你想和我说说吗？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她说。
“罗兹，”我说，“之前她跟一个有妇之夫有染，现在终于结束了。全都结束了，谢天谢地。”
“嗨，瑞秋，这不是什么大事。她还年轻，年轻人就是有做错事的特权嘛。”
我垂下目光：“这不仅仅是婚外情的问题，重点是对方是谁。”
“是谁，瑞秋？”她说，“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附在她耳边悄悄说出了那个名字。
“阿维娃真是好样的！”
“罗兹！”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有家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而且还是她的上司！”
“起码他长得不难看，”罗兹说，“再说我们过去也常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会纵情约会的对象，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说阿维娃会不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罗兹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
“他那个老婆啊，”罗兹这时已经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捡了大便宜。阿维娃是个可人儿，他们俩在一起会生出多么漂亮的宝宝啊！”
“好了，都过去了，”我说，“谢天谢地，没有宝宝。”
10
我想首先说明，这起事故既不怪阿维娃，也不怪莱文议员。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着失效的驾照开车上路，左转时没仔细看，一头撞上了议员的雷克萨斯轿车。老妇人不幸死亡，于是人们对车祸展开了调查。调查不仅查出了老妇人是过错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儿与国会众议员有染——出事时她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这就是阿维娃·格罗斯曼在南佛罗里达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缘起——阿维娃门。
不过我扯远了。
在阿维娃门爆发前，这件事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在静待事态进展。我们等的是这件事最终会不会酝酿成型，或者更确切地说，阿维娃会不会成为这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当时有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她只是与众议员同乘一辆车的“不知名女实习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会不会被公之于众，我相信莱文议员也曾努力不让阿维娃牵涉其中——尽管这个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肠不坏。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关注愈演愈烈，对我女儿的保护远非议员力所能及。不把当晚与议员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众决不罢休。
阿维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于众的前一天。那天议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警察即将公布她的身份。我说我可以替她告诉迈克，但她说想亲自告诉他——她的勇气值得称赞。
我们带迈克去了一家清静的饭店，那里过去是大桥宾馆，如今变成了一家希尔顿酒店。我和罗兹常开玩笑，说世间万物最后都会变成希尔顿酒店。那是我们全家最爱去的饭店之一，主要是为了欣赏近岸内航道的景致和来往船只，食物倒是平平无奇，无非是游泳池畔的常见点心，聚会吃的三明治、薯条，诸如此类。
阿维娃点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没动。后来为了把这顿饭拖得更长，她又点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没动。我们漫天闲聊：我的工作、阿维娃的课业、迈克的工作，我们没有谈到莱文议员，不过那个事件早已微妙地悬浮在我们之间——阿维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迈克对那些街谈巷议本就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时间也过得飞快。我知道迈克打算回办公室，我考虑过要不要催促阿维娃，最终还是决定按兵不动。这毕竟不是我的秘密。
迈克核对账单时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与他几年前做过心脏手术的一位女患者有关。“六十一岁，四处冠脉搭桥，”他说，“没有并发症，但是康复花了很长时间。总之手术大约一年以后，她正在陪孙女玩，忽然随手用橡皮泥给家里的腊肠狗捏了个惟妙惟肖的泥像。”
“橡皮泥！”阿维娃的语气热情得有点假。
“是啊！谁能想到呢？然后她孙女说：‘多蒂，再做一个。’于是多蒂又给孙女捏了个像，又捏了自己小时候住的房子——那栋房子在扬克斯，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到这会儿，全家人都围过来看她捏东西，多蒂的儿子说：‘或许我们应该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妈妈。’得心脏病之前她从来不是搞艺术的料，不懂透视法，连火柴人也画不好，现在她却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体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么材料她都能做。她为所有亲朋好友都做了塑像，还做了几尊名人塑像。她做得特别好，这件事很快就被当地媒体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现在多蒂已经开始接受委托创作了，为城市、公众场地和庆典活动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赚几千美元。”
“你应该抽些提成，”我说，“这可多亏了你。”
“我倒不会狮子大开口，不过现在她正在为我做一尊半身像，”迈克说，“免费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接待处，”我说，“就叫‘伟人的头像’。”
“依你看，为什么会这样？”阿维娃问。
“疏通了心脏，增进血液流动，大脑的机能就会提升。说不定是大脑机能提升以后创造出了新的神经通路，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谁知道呢？”迈克说。
“人心真是神秘。”我说。
“那纯属胡说，瑞秋，”迈克说，“人心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要我说，真正神秘的是大脑。”
“你能把人心解释得一清二楚，”我说，“我们可是什么都不懂。”
迈克在收据上签了字。
“爸爸。”阿维娃说。
“嗯？”迈克抬起头。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迈克说。
“对不起。”阿维娃哭了起来。
“阿维娃，怎么了？”迈克坐回桌边，“出什么事了？”
“我闯祸了。”她说。
“不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补救。”他说。
“这件事没法补救。”她说。
“任何事情都能补救。”
阿维娃回到了迈阿密，迈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开车回家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他说。
我叹了口气：“我有过疑心，我的确有所怀疑。”
“既然你有所怀疑，”迈克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我试过了。”我说。
“光是试过根本不够！”
“她是个大人了，迈克。我又不能把她锁在房间里。”
“我一直以为，你再不济还算是个称职的母亲。”迈克说。
他吵起架来一向是浑蛋，这也是我对这段婚姻毫无留恋的原因之一。
“你怎么能纵容她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迈克说。
“说得好像你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似的！”我轻声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两个互相攻击一点儿用也没有。得赶紧想个对策才行。”
“除了给她找个律师，等这件事平息，还能怎么办？”迈克说。
“我们必须支持女儿。”我说。
“这不是废话吗，”迈克双手拄着头说，“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我猜她当时并没考虑到我们。”我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会做出这种事吗？”
“不会，”我说，“而且我在议员那个年纪也不会做出他那样的事。我绝对不会跟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下属睡在一起。你呢？”
他没回答，而是在翻电话本：“我给无数个律师做过手术，这其中怎么也该有一个厉害的。”
阿维娃和议员先生都宣称这段婚外情早已经结束，阿维娃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可能事情的确如他所说，他当时只是顺路捎实习生回家（但我要说，车祸发生时他们行驶的路线既不通往她在椰林区的公寓，也不通往我们在茂林会所的房子），那位老妇人左转弯时阿维娃也在车里，这不过是个巧合。
有时候，一则新闻就能激发一整片地区居民的想象力，国会众议员和我女儿的花边新闻也是如此。我可以向你详细解说这件事愈演愈烈的过程，不过，即便你不住在南佛罗里达，相信你也会对类似的事情有所耳闻。这件事的发展跟其他花边新闻别无二致。
议员和艾伯丝参加了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他们说，这桩婚外情发生恰逢他们婚姻危机。他们说，如今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他们手拉着手，他眼含泪水，但并没有哭；她则说自己已经抛却前嫌，说婚姻终究是人间烟火，而非童话故事，凡此种种。我记得她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紫色粗呢外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由于这一年要参加竞选，议员的竞选团队不遗余力地想把他跟阿维娃划清界限。她被刻画成了洛丽塔似的实习生、莱温斯基第二，被人扣上各种帽子，都是“荡妇”的同义词。
阿维娃的博客更帮了倒忙，因为里面详细记录了那几个月她为国会议员工作的经历。当时是2000年，当我得知阿维娃在写博客的时候，我连“博客”是什么都不知道。“博客？”我对阿维娃吐出这个陌生的词，“那是什么？”
“就是网络日志，妈妈。”阿维娃说。
“网络日志，”我重复道，“什么是网络日志？”
“就是日记，”阿维娃说，“是写在网上的日记。”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写日记？”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日记？”
“都是匿名的。我从不用真名，而且没出事以前我只有两三个读者。我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好理清头绪。”她说。
“那你倒是买个日记本啊，阿维娃！”
“我喜欢打字，”她说，“而且我写字不好看。”
“那你就在电脑里建个文件夹，存一份文档，起个名字叫‘阿维娃的日记本.doc’。”
“我知道，妈妈。我知道。”
阿维娃的博客叫“只是个普通国会实习生的博客”。正如她所说，她没有用他或是自己的真名，可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猜到了作者。一时间，破译阿维娃的博客成了风靡南佛罗里达的消遣方式。她也曾试过删除博文，却删不干净。这个博客就像个杀不死的僵尸，她这边删掉了博文，它们又在那边冒了出来。时至今日，若你仔细搜寻，兴许还能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发现它。说实话，我也读了她的博客——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有些内容我只是一扫而过，不过说实话，除了那些香艳的部分以外，这其实是个很乏味的博客，即使是那些香艳的内容，也并未给我带来丝毫欢愉，那感觉就像我和罗兹所在的读书会组织阅读《o的故事》一样。
由于媒体时常骚扰她的同学，阿维娃不得不暂时从迈阿密大学休学。
她搬回家中，默默等待事情平息的那一天。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必须承认，茂林会所的门禁系统功不可没。媒体没法在我家门口的草坪上设伏，便只好在大门外蹲守，等着我们出门。罗兹一直给我们送吃的，餐食之丰富，仿佛我家有病重或过世的亲友一般——面丸子汤、或甜或咸的糕点、黑麦面包做的牛舌三明治、整条的哈拉面包、百吉圈、冷熏三文鱼、鲱鱼和节日时才吃的三角糕。
说起三角糕，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讲。离学年结束还有一个星期时，巴尼拉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无花果馅的三角糕。“瑞秋，吃块三角糕吧。”他说。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一向不爱吃三角糕，因为我总觉得里面的水果馅料不够足，饼干的部分又太干。
“别客气，瑞秋，拿着吧。我母亲每年会烤两次三角糕，她为这件事总要忙前忙后。她有独家食谱，而且她现在得了肺癌，这很可能是哈莉特·格林鲍姆做的最后一批拿手三角糕了。”
我向他慷慨的馈赠表示感谢，但我说这块三角糕送给我就是浪费，并且把自己对三角糕的看法告诉了他。但他还是坚持要我收下，于是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说实话，它真的非常美味。水果馅料很足，而且一点也不干。她肯定用掉了一整块黄油。三角糕又香又甜，我几乎忍不住快要呻吟出声了。
“瑞秋，”他说，“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辞职。”
我嘴里正嚼着三角糕，急需要一杯饮料，但是并没人给我递饮料。我嚼了差不多二十下，才把三角糕咽下去。“为什么？”我问。其实我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过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一定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阿维娃的丑闻，这对我们影响不好。”
“可是，拉比，”我说，“卷进丑闻的人又不是我，是我女儿。她已经成年了，是个独立于我存在的成人。我没法控制她的行为。”
“我很抱歉，瑞秋。我同意你的意见。问题不在于阿维娃的桃色新闻，而是那次筹款活动。董事会觉得你在去年为议员先生举办的筹款活动有损你的声誉，看上去不太恰当。”
“我当时对这件事并不知情！”我说，“再说筹款活动又不是我牵的头。你要记住，我当时并不想牵扯进去。”
“我记得，而且我也相信你，瑞秋。我相信你，但在外人看来就是这样。”
“我为这所学校奉献了十二年的人生。”我说。
“我知道，”拉比说，“这件事很倒霉。我们希望你的离开不会兴师动众，你可以说自己想辞职是为了多陪伴家人，你今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换成谁都会理解的。”
“我才不说！”我说，“我不会撒谎的！”我手里还剩下半块三角糕，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在拉比脸上。费舍那个傻瓜去年朝我扔了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派，我突然在想，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传统，每一任校长离职时都会气得扔糕点。
“有什么好笑的吗？”拉比问。
“一切都很滑稽可笑。”我说。
“好吧，你回去睡一觉，好好考虑一下。”
“我不需要考虑。”
“好好考虑一下，瑞秋。我们不想主动解雇你，因为谁也不想引起更多的丑闻。要是你主动辞职，起码还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
考虑了一夜，我辞职了。
我收拾完办公桌，开车穿过城区，来到国王大道上一幢低矮的粉红色公寓楼，按响了m.崔的门铃。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是谁，我说是送货员，那女人说她没有什么货要收，我说送来的是花，那女人问是谁送的花，我说是格罗斯曼医生，那女人便开门让我进去。
我爬上楼梯，m.崔已经打开了门。她穿着护士服——不是性感的护士服套装，而是带荧光色几何图案的蓝色工作服。
我丈夫的情人说：“你好，瑞秋。我猜迈克并没有给我送花。”
我说：“迈克不是那种会送花的男人。”
“对。”她说。
我说：“我今天被炒了。”
她说：“真抱歉。”
我说：“今年过得很糟糕。”
她说：“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抱歉。阿维娃的事，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你想喝杯茶吗？”她说。
“不想。”我说。
“我正好在沏茶，水已经烧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请坐。”她说。她走进厨房，我在她的客厅里四处闲看。她摆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一只猫的照片、另一只猫的照片。她只有一张迈克的照片，不过那是她和迈克所在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迈克甚至都没站在她身边。她端着茶走回房间时，我还在端详那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壁炉上，但我知道她看见了我在看那张照片。
“你要加糖吗？”她问，“牛奶？”
“不，”我说，“什么都不加。”
“我喜欢茶里带一点甜味。”她说。
“我喜欢甜品里含糖，”我说，“不过在其他时候我都尽量不吃糖。”
“你可真苗条。”她说。
“我一直努力保持身材，”我说，“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有个怒火中烧的胖女人。”
“你是怎么把她装进去的？”这位第三者问我。
“你真幽默。”我说，“我没想到你是个幽默的人。”
“为什么？”她说。
“因为我也很幽默。”我说，“假如他需要幽默感，他完全可以留在家里。”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幽默的。”她说，“过去我对他满心敬畏，不敢太幽默。”
“敬畏迈克？真有意思。”我说。
“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二十五岁，而他威信过人、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会看中我。”
“你现在多大？”我问。
“今年三月刚满四十岁，”她说，“把茶包拿出来吧，茶叶泡太久会变苦的。”
我照做了。“十五年了。”我说。
“泡了十五年的茶叶，肯定会变苦的。”她说。
“我是说，你和迈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感觉很糟糕，而另一半时间，我在纳闷自己的人生都去哪儿了。”她说。
“我明白，”我说，“不过你还年轻。”
“对，”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至少处在中游，”她长长地望了我一眼，“你也是。”
“你不必故作体贴。”我说。
“我不是在故作体贴。我是想说，尽管表面看上去不太像，但阿维娃其实很幸运，这件事现在就公之于众，而不是十五年以后才曝光。她还有别的选择。”
我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她说，“你感冒了吗。”
“我不生病，”我说，“从不生病。”
我又打了个喷嚏。
“不过我很累。”我说。
她说她冰箱里还有些丸子鸡汤。“是我自己做的，”她说，“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并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让丈夫的情人给我做鸡汤，但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她的公寓很小，不过温馨整洁。我心想，不知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我想象她梳洗打扮，准备跟我丈夫约会的情形，为了他涂上口红，擦脂抹粉。我想象她年轻时一直盼着阿维娃长大，这样迈克就可以跟我离婚了。我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哀。
她端来的汤盛在一个漂亮的代尔夫特蓝陶碗。
我喝了汤，立刻觉得有所好转。鼻子通了，喉咙也不再肿痛得厉害。
“你看，”她说，“鸡汤可不仅仅是老女人的鬼扯。”
“我讨厌这种说法，”我说，“老女人的鬼扯。”
“不好意思。”她说。
“没事，不怪你。我只是觉得仔细想想，这句话不仅尖刻，还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难道‘老女人的鬼扯’就一定不可信，就没有科学根据吗？‘老女人的鬼扯’其实是在说，不必理会那个愚蠢的老女人说的话。”
“我从前没想到这层含义。”她说。
“我从前也没想到这层含义，直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老女人。”
三个月之后，恐怖分子将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阿维娃门就这样结束了。人们不再谈论这桩丑闻，新闻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年冬天，阿维娃大学毕业了。她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大学办公室里接过了毕业证书。
那年春天，她申请了几份工作。她想继续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领域工作，可是在南佛罗里达，人人都对她有所耳闻，并且不是什么好名声。即便是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只要在谷歌一搜，这事也就泡汤了。她转变择业方向，在公关、市场营销领域找工作，以为这些行业的雇主不会像政府部门那么——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把道德奉为圭臬”。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得承认，对于她当时的处境，现在的我比当时的我更有同情心。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让她从家里搬出去，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那年夏末，她彻底放弃了。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漂在家里的游泳池里，任由皮肤晒成深棕色。
“阿维娃，”我说，“你涂防晒霜了吗？”
“没有，妈妈，没事。”
“阿维娃，你这样会把皮肤晒坏的。”
“我不在乎。”她说。
“你应该在乎！”我说，“你只有这一身皮肤。”
“我不在乎。”她说。
她在读《哈利·波特》。我记得当时出版了四册，但我不太确定。我知道成人也会读《哈利·波特》，但我把这看成一种不好的预兆。那些书封面上画着卡通小巫师，在我看来太过幼稚。
“阿维娃，”我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书，要不要考虑申请读研究生？”
“哦，是吗？”她说，“谁愿意给我写推荐信呢？哪所学校不会到网上搜索我的背景呢？”
“那你可以申请法学院。很多背景复杂的人都去读法学院。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被判了刑的杀人犯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想为自己翻案。”
“我又不是杀人犯。”她说，“我是个荡妇，这种罪名没法翻案。”
“你不能永远泡在游泳池里。”
“我不会永远泡在游泳池里，我要漂在游泳池里，而且等我读完第四遍《哈利·波特与密室》，就去洗个澡，然后读第四遍《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阿维娃。”我说。
“你自己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阿维娃说。
我接下来做的事很不光彩。
真的很不光彩。
我之前从没打过孩子。我走进泳池，用腰带系住的夏季羊绒薄开衫沾了水，在我身边的池水里翻腾。我把浮床从她身下抽出来，《哈利·波特》和阿维娃一起掉进了游泳池。
“妈！”她尖叫起来。
“给我从这个该死的游泳池里出来！”我大喊。
《哈利·波特》沉到了水底，她手脚并用爬回浮床上，于是我再次把它从她身下抽开了。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贱！”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阿维娃的表情坚如磐石，但紧接着鼻头开始泛红，她哭了起来。
“对不起。”我说。我的确感到很抱歉，我想抱住她，她先是挣扎，但很快便任由我抱住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疯了，妈妈，”她说，“他真的爱过我，是不是？”
“是，”我说，“我想他可能真的爱过你。”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那时患上了抑郁症。
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寻求建议。
“你对待她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个母亲。”妈妈说。
“好吧，”我说，“我怎么才能改变呢？”
“让她从家里搬出去。”她说。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她到处受排挤。她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她靠什么生活？”
“她有手、有脚、有头脑。她会想出办法的，我向你保证。”
我不忍心那样对待阿维娃。
“别再为阿维娃担心了，”妈妈说，“多为你自己的生活留点心。总会有出路的，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
不过几个月以后，阿维娃真的搬走了。
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给我留下地址。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她每年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我好像有了一个外孙女。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件伤心事。
我怎么能怪她不辞而别呢？她对南佛罗里达已经无可留恋。这里的人想法都跟那个糟糕的约会对象路易斯一样。他们听说过几则小报标题，毫未察觉自己津津乐道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没想过自己嚼舌根的对象是别人的宝贝女儿。
阿维娃离开几个月以后，我和迈克离了婚。这倒不代表我们是为了阿维娃才在一起的，不过少了阿维娃，我感觉不到自己与他有任何紧密的联系。身为阿维娃的父母，我不得不说，有机会改回自己的姓氏并不是坏事。
我时不时还会遇见迈克。他再婚了。不过，我必须补充一点，他没有跟那个第三者结婚。那个可怜的女人等啊等，却只等来了他跟别人结婚的消息，我为她抱不平甚至超过了自己。那位新妻子——我还能怎么说呢？她比我年轻，不过比我女儿年纪大，谢天谢地。
我该把莱文的事情告诉你吗？他还在国会里。我想他终于学会了如何在别人的女儿面前管好自己的下半身。真是个圣人君子啊！
11
妈妈八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月，疗养院给我打了个电话。妈妈被转移到了医院。她得了肺炎，可能连那一夜都挺不过去了。
我拨打了阿维娃的手机号码。她从不接听，但我还是拨了，一个机械的声音重复着她的号码。
“我是妈妈，”我说，“要是你还想在外婆去世前见她一面，那你最好赶紧乘飞机回南佛罗里达。给我回个电话。”
我坐在大厅里等她回电话。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来时梅米正坐在我身边。
“我有个好消息！”她说，“我们可以在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举办生日宴会。原本租用他们的花园办婚礼的那伙人取消了！”
我说：“梅米，你是在开玩笑吗？妈妈现在全靠仪器维持生命，她可能会死的。”
“她能挺过来，”梅米说，“她总是能挺过来。”
“不，梅米，”我说，“她可能挺不过来了。她八十四岁了，总有一天她会挺不过来的。”
“你可真犟，瑞秋·夏皮罗。”梅米说。
“如果你想说我是个务实的人，没错，我猜我的确很‘犟’。”我说。
“做好最坏的打算，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梅米说。
神奇的是，居然被梅米说中了。妈妈的确挺过了这一关，我们在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生日宴会。八十五岁生日会上的妈妈高兴得像个五岁的孩子。
“博物馆。”她说。
“艺术。”她说。
“太好了。”她说。
“瑞秋。”她说。
“阿维娃。”她说。
我觉得她说的是这些词。
我把妈妈送上疗养院的小货车，正在往停车场走，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糟糕的约会对象路易斯，他带着儿子和儿媳一起参观艺术馆。
“瑞秋·夏皮罗，”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再次遇见你。我想对你说：倘若我知道那个阿维娃就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你终于开窍了。”我说。
“我没有，”他说，“我是个傻瓜。我到教堂参加妥拉节的庆典，在那里遇到了罗兹·霍洛维茨，我们聊天时发现她和你是好朋友，所以我问她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她告诉我的。”
“罗兹和我已经不再是好朋友了。”我说。
“哼，我不太相信，”他说，“朋友之间有些小波折是常事。”
“罗兹去教堂了？”
“她过得不太好，”他说，“她丈夫去世了。”
“那个玻璃商人死了？”我说。
“突发心脏病。”他说。
“可怜的罗兹，”我说，“我一定得给她打个电话。”
他说：“我喜欢上一个人就会紧张，一紧张我就会说个不停。我当时是想在你面前卖弄一下见识，显得自己风趣幽默、脑筋灵活。真不好意思，我弄巧成拙了。我知道我这个人看上去挺健谈的，但我其实是个害羞的人。”
我才不在乎。
“很显然，”他说，“我并不认识你女儿。我只知道电视上的故事，但我并不了解她。我们谈起那个话题纯属倒霉，就是这么简单。”
“那不是碰巧倒霉，”我说，“是你问起了我的孩子。”
他无法反驳。
我接着说：“假如阿维娃不是我的女儿呢？你难道就可以那样议论别人的女儿吗？莱文当时是个成年人，又是参加竞选的公众人物，而我女儿只是个坠入爱河的傻丫头。结果他逍遥自在，我女儿却成了街头巷尾的话柄。即便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凭什么她就活该成为一个老头儿相亲时的谈资？”
“真对不起，”他说，“我知道现在是越描越黑。我真希望能时光倒流，回到我们约会那天，倒带重来。”
“早就没什么磁带了，路易斯。如今只有二进制的电子数据，而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消失。”
“你思维敏捷，又很有锐气，”路易斯说，“我喜欢有锐气的女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难道不应该再试一次，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吗？”
“我一个人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说，“继续一个人生活也很好。”
“即便是这样，”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比‘很好’更好。”
“我觉得‘很好’就很好。”
“你可真犟。”他说。
我告诉他，我的阿姨也说过一样的话。
“我喜欢倔强的人，”他说，“拜托，我们再试一次。”
仅仅因为我是个六十四岁的女人，人们就觉得我随便跟什么人在一起都应该知足。可我宁愿独居，也不愿委身于那个浑蛋玻璃商人——愿他安息——或者那个侮辱我女儿的话痨。
有一件事很有趣。妈妈把一只耳环落在了艺术馆。妈妈自己都没发现丢了耳环，不过生日会结束几个星期以后，艺术馆的一位解说员打来电话说，我好像捡到了你母亲的耳环。她描述了耳环的样子——绿宝石、蛋白石、玉石和钻石，切割镶嵌成葡萄和叶子的样式。我问她怎么知道那是妈妈的耳环，解说员说：“你知道吗？你母亲过去常在幸存者纪念日到我的高中做演讲。她曾说过她的父亲是一位珠宝匠人，我记得他姓贝恩海姆，这枚耳环背面就写着贝恩海姆。”
“这样的小事，你竟然还记得！”我说。
“我很喜欢你母亲来演讲。她的演讲让人印象很深。”她说。
普拉提课程结束后，我开车到艺术馆去，却到处都找不到那位解说员，于是我就在艺术馆里闲逛了一阵，正好遇到一群高年级小学生正在上课。一位老人——其实就是我的同龄人——正在教孩子们自制雕版印刷。他教他们在木头上雕刻简单的图案，再把木头放在装满油墨的托盘里蘸一蘸，然后用滚轮在纸上滚。整个过程十分凌乱，而我一向不喜欢邋邋遢遢的事物。那个人没戴手套——在我看来简直是疯了——所以他手上沾满了油墨。他长着一双绿眼睛，铁锈色的络腮胡，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非常有耐心。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我能帮你吗？”
“不，”我说，“我来见一个人，但是找不到她。我只是想看看你工作。”
他耸耸肩：“你喜欢就留下看吧。”
于是我在最后一排坐下，说实话，看那个人陪孩子们印油墨的过程非常舒缓。油墨散发出好闻的药味。我喜欢木版在托盘里发出有节奏的唰唰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孩子们聚精会神完成作品时的轻声哼唱。在我仍是教育工作者的时候，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事物之一。
孩子们离开后，那个人说：“你想试试吗？”
我说：“我穿了白衣服，不该弄这个。”
他说：“那就以后再试。”
他在水池里洗了手，但是油墨没法完全洗净。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他是谁——那个指甲脏兮兮的安德鲁。他竟然是个艺术家！他说过他是艺术家吗？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当时被他的指甲搞得太分心了。不过如今知道那些污渍其实是油墨，它们给人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安德鲁。”我说。
“瑞秋。”他说。
“我之前没认出你。”
“我一下就认出你了。”
“你想起了我的照片，然后又加了十岁。”我开玩笑说。
“我那样说太过分了。”他说。
“嗨，没事，我脸皮厚着呢，”我说，“而且，我不是故意要做表面功夫的。而是，唉，这么说有些难为情，但我是真的没留意那张照片有多老。你知道的，有时2004年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很久以前。”
“说真的，我太过分了。在那之前我约见过不少人，但是都没了下文，所以我最后把气撒在了你身上，”他说，“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一旦孩子长大成人，自己对时间就没什么概念了。你有孩子吗？我不记得你说起过。”
“有一个，”我说，“我女儿，叫阿维娃。”
“阿维娃，”他说，“真是个美丽的名字，给我讲讲阿维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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