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我们无须争辩这样的事实：现代社会的进步，导致人们生活的中心从无形世界转向有形世界。但就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说，这种转变经过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比较缓和，一个时期比较剧烈），我们要防止把它们混淆到一起。开始时，人们所面对的是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时期是漫长而辛苦的，但并非一无所获，即从人类辛勤的劳动中，获得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以来，在人类与世界之间产生了矛盾。许多传统的观念与之对立，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这时的人们不得不说：以后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要把人类和世界有机地关联起来。正如最开始为实现真理和清晰利益必须在人类与世界设置一道沟壑一样，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跨越这道沟壑去与那个曾被人类扭曲和误解的世界交好。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联系的重新建立，达到对人类生活刺激的目的。当然，期望还不止这些，一种全新生活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形世界比以往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期望一旦实现，世界不仅以一种我们梦想不到的方式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可以把它改造得为我所用。我们对于环境将一改过去的被动，成为适应环境的主动者。我们也会发现曾经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得到改善和转变。无论何时何地有了贫困和灾难、错误与妄想，现代精神就会英勇出击，对它们解救与批判，理性主宰一切，对于非理性进行斗争，这样就出现了无尽无休的问题和可能性。这种新生活的核心就是工作，就是对一个对象按照人们的意愿去改造和重塑它，这种行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是行不通的，在严格的现代理念里，除非我们精确地掌握重塑对象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并将其全部吸收领悟，否则这个过程就无法顺利实现。所以，无论科技部门还是政治实践领域，工作开始和工作者的观念和偏好分离：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形成自己的规律，从而让工作的人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说生活有意义的话，那就只有一个源泉，从工作中去获得。而工作似乎确实可以提供这种意义：它的组织结构可以使人们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最大程度提升了个体的贡献，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团结。每个时代，工作作为一项共同去完成的任务，可以有效地把每个体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长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今天我们不必为道路前面的障碍而泄气，因为工作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与命运较量的过程，足以减轻命运给我们造成的压力。这样，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坦率的、富有意义的存在，不需试图逾越自己有限的范畴，而稳妥的规避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难题。试问，难道某种形式中真的找不到人类生活的意义和满足吗？我们的答案：是的。也许能够找到，如果你的精神甘愿屈居次要地位，如果我们不再尝试统一我们的精神体验，甚至扼杀掉这种统一愿望的话。不过，由于这种尝试并非易事，我们马上就将会面对各种混乱，让人们对工作的价值产生怀疑，并抗拒着不去接受方案。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虽然他的生活并不充实，但因为陶醉在取得成绩的幸福中，并不会对眼下的工作产生怀疑。然而随着工作的地位日趋重要，对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剥夺，人们就不得不对它产生质疑了。物质的成果和精神的诉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精神从来不会满足这样的成果，它必须回到内心的生活：内心的精神生活才是它最终的目的。与此相比，其他的东西都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庞大而繁杂的工作规模，对劳动者的福利漠不关心。劳动者的价值仅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被使用或者丢在一旁；劳动者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具有意识属性的工具。但是，我们的心灵能甘心容忍这样的待遇吗？在反抗这种对待的同时，会不会萌生出强烈的愿望，希冀更为快乐和高尚的生活呢？而且人们反抗的原因还不止如此：日趋细化的分工和专业化，让人的能力无法全部发挥出来，只使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被闲置，如此之多的能力被压抑、被损失，人们势必不能容忍，为了内心生活幸福，必定要求自己将所有能力得以发挥。另外，精神需要时间去安抚，而工作却挤掉了大量的时间，让生活忙忙碌碌，牺牲掉了休息甚至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因此，精神势必要把工作看成它的敌人，并拿起武器奋勇捍卫权利。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暴露出这种敌对引发的纷扰和不安，并不仅限于社会范围：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忧虑随处可见。担心因为过于专一投身工作，虽赢得了世界却丢掉了自我；担心工作的胜利会带来生命力的降低、责任感削弱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生活的匮乏。
有了这个裂痕贯穿我们的生活，生活价值问题的解决便显得十分渺茫。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通过工作来压制我们的思想，但无法无限期地压制下去。虽然伏尔泰给了我们“工作秘方”。但如果他的“秘方”用于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只能做牛做马。假如最终通过工作无法改变我们的善，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更何况，我们非常明白现在的地位，它无法帮助我们获取个体的真实，无法让精神和现实世界完美地结合成一个生命的统一体。精神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接受现实世界的挑战，通过较量将它完全征服。相反，现实世界对于精神来说，依旧是遥远和陌生的，尽管它是那样充满生机。但我们试图让生活内容更丰富的努力仍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精神性的创造力相关的能力，更是惨遭阻碍和打击。
因此，在这场工作和精神矛盾冲突中，我们的生活被撕裂开来，令我们处于无法掌控的境地。走出这种境地的路有很多，最吸引我们的方法就是现代运动主流所倡导的，我们所指的，是那些试图局限生命的尝试，他们比主张工作的人所规划的范畴更苛刻，在这个范畴之内，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组织生活，并使其接受一种主要目标的控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将我们生活中的混乱困境归咎于旧体系对我们的影响，继而造成了它们与现代精神矛盾和生活的冲突。他们要求将所有的旧体系全部从自身清除，不留丝毫痕迹。由感官经验来提供生活内容。
这种要求首先令我们的精神变得紧迫，让我们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有一个最强有力、最典型的论点，就是通过它我们有可能会找到一种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不必通过诉诸于另一个世界来完成，也没必要假设一个虚幻的王国，我们所追求的善也不需要去其他世界寻求，这个论点对象被建立在统一的稳定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好之不如乐之”的世界上，无数的个体被共同的兴趣和希望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灵感是至高无上的源泉，是现代运动改革和发展的力量之所在。这是一项决心很大的尝试，我们将生活根植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不放弃对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追求。这项尝试无论是成功或者触礁毁灭，只能由我们这种包容性的生活来决定。作为人类的一项重大课题，它的一切都存在着悬念。如果这种尝试被证明不能成功，那么我们要么放弃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幻想，要么继续探索出一条新的、可以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显然需要谨慎和公正地去考虑，因为它不仅是个体的利益，而且关乎人类整体的利益。我们如今面对的，不是变化多端的时尚思潮，而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压力，它不属于任何时代或任何个体，也无关任何观点或任何倾向，过去的唯心论的解决方案已失去了确定性和直接性，不承认这一点是件愚蠢的事情。从现在的平常人所处的观念体系中，即新旧观念相互冲突所造成的混乱环境中，我们无法找到一种人生的意义，这一点人们都非常清楚。于是，若是实现我们的目标，采用一种一贯和统一现实主义的途径，看起来具有正当而充分的历史理由。至于它能否获得成功，则另当别论了。
实在论的人生设计
实在论的观点是按照最直接的人生经验来统一生活立场，并尽可能地赋予它一种意义。特别是要超越无法接受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现代思想探讨这个问题是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寻找一种世界性的超越纯粹主体的生活，即主体没有丝毫的独立性，生活完全彻底地把人包括在其中；另一条是让主体成为具有控制作用的元素，世界只是提供环境来服务和保证人类的幸福。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每一种选择都可能细分出很多的种类，每个种类都可以描绘出各自的蓝图。同时，所有的描绘的图式中没有一种是只靠反思理论得到的，相反，它们无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运动的结果。
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对生命问题的解答
作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案，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对于人们来说，自然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人们的整体世界和个体的构成。这里所说的自然并非自然，现代思想的自然是莫名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这里所说的自然即是机械因果论所表述的观点——在人类面前呈现的自然事物。虽然自然科学并不赞同世界与自然画等号——这种主张不是科学结论，而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信条——但这种主张仍来源于科学的依据，用自然主义阐释科学理念正在成为趋势。它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起点是自然与精神的分离，没有精神依附的自然变得更纯粹。人们认为，这种观念下的精神对自然的要求越迫切，精神渴望生存的权利就越强烈。当然，辽阔无边的自然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绝对优势，分散的个体在它面前显得非常渺小，而且随着自然疆域不断被开发，精神不可避免被融入和包围。但生存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自然的条件是精神的家园，精神有不断侵略它并最终把它全部纳入自然主义框架的野心。目前这种企图仍在膨胀，要把科学和自然科学画等号，把现实等同于自然。如果现在仍觉得两者有差异的话，那么这种差异会在机械进化论的发展中，伴随着种种疑惑一起消失。机械进化论观点认为人势必要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不具备凝聚力和自发性的自然将被人类逐步同化。因此，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试图证明它生活的意义，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也是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然而，尽管我们用历史发展来论证这种可能性，也必然会冒犯一些天生的具有内在倾向的人。人们综合了诸多因素才在自然与人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这其中不仅有人类自身的天然——即使是不正当的——动机，也有提高和激发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目的。事实上，凸显人的地位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尊严与高贵。与此相反，把人当做自然的附属，把人生当做一次自然进化的过程，这种人则必须克服由于人对其独特性珍视而造成的敌意：他为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还必须说服自己，这种敌意不过是在进行最后筋疲力尽的挣扎，消除敌意和承受损失才会有最后的收获。当然，这种说法必须有正确的论点去支撑。如果这种论点是正确的，它就会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够压倒自然学说的偏见。
但是它经得住真理性的质疑吗？这种体系能给人性的权利和经验留下空间，并全部包容它们吗？自然主义，构想宽容宏大，无疑具有诸多的优点，对现代思想有着强有力的吸引力。至少它的出现，解决了二元论带来的一切困惑，并让生活变得简单直接。人们被纳入这个庞大的体系，分享着人类特有的权利。于是，人们生活的安全性得到保障，并听从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去四分五裂的生活图式像笼罩的薄雾一样消散，人们又重新看到了前景。此外，这种新的体系可以激发我们的力量和斗志，它要求我们用最激烈的斗争，打败我们意识里来世学说的幻想和愚昧。因为这种来世学说曾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它呼吁我们把这种幻想从根基和生活的一切领域驱除掉，并按新思维模式重建新生活。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体系对于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来说，具有着怎样的召唤力和吸引力。让这种尚在模糊中的体系成为一种信仰，符合人类的本性。
但当我们开始详细规划这种自然主义的体系时，便发现实现它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很快我们发现，它所代表的生活是一种有限方式，它丢弃了以前生活里的许多东西——过时的信仰、愚昧、幻想和迷信。人们被置身于一种毫无关联的孤立状态，完全是按自然规律的要求机械地进行生活。人与自然只有加法和并列的联系，丝毫没有半点内在的联系。个体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只是生物进化的程序，而生活本身就是由这种竞争构建的一个整体系统。系统里的个体谁也无法走出他的位置，因此人们的生活只有依赖，缺乏独立创新。体系没有给独创、独立和自由预留位置，对于任何发生的事我们只能说：它发生了。我们不可能提出例如“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也不会有关于善与恶的对立价值观，有的只是能力支出多少的问题。
现在，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生活相当多的部分是符合前文的描述的，而且我们目前的精神生活——设想的程度比过去要大很多——也只是物质生活的延续，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描述是不是我们整体生活的全部，是否公正和客观，如果生活缺少内在一致性，仅靠外部刺激做出反应，一切仅靠外在的关系而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缺少自由的能动性，那么，不仅对宗教来说是噩耗，对所有的道德和正义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艺术和科学所创造的一系列的感情和观念都将变得冷漠，像人格、品质、气质这样的概念，都成了纯粹的空洞名词，就像宗教只是幻想和迷信的产物一样。还有，在自然主义的体系里，挑战我们能动性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还有没有权利使用“活动”和“任务”这样的词汇？自然的内外两面都在不断地发展；它的每一步行动都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但这并不是人在行动，而是某种事物，某种与他天性相违背的事物，在他的内部运作。他的意识只负责记录和观察：他既不能创新也无法改变任何事物。所以，在这种体系里，人虽然具有自然的天赋，但如果不迫使他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纠正谬误和幻想的话，他就只是一个人生的观察者，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影子。自然主义唯一可以激发人们努力的是，它会要求人们去反对超越自然界限的图谋，要求人类去参加扑灭人类偏见与迷信的战斗。一旦人类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启蒙，他就又被放回到自然中应有的位置，很难看出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内在的发展陷于停顿，所有的成就都归于自然，而与人的意志无关。就是说我们最终努力的方向是消灭所有的精神生活。
那么，人类是历史长期进化的产物，现在又回到他的原始状态，对于他来说就是剥夺了他自身一切特殊的权利，希望他借助自然天性来满足他对幸福的渴望，这可能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理由——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是，仅就回归自然本身的愿望来说，已经不是一件纯粹的自然产物了，它也表明已经具有精神的性质，它与纯粹的自然产物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为什么对重回自然报有如此的热情？人们为什么把回归自然定为人生的方向？显然，它被人们看做获得幸福和追求的必然通道。但是，设计这样的体系作为追求的目标，却无法把目标和对象结合在一贯的经验之内，这可能成功吗？而人一旦有了追求和对象统一的要求，岂不是意味着人生不再是各种外部元素组成的体系，而具有了精神的内在性？此外，就真理的观念本身而言，岂不是已经超出了自然规律的范畴？如果有人以真理作为他的兴趣和欲望，那么他就不再是自然的碎片了。因为在追求真理和幸福进行的争斗中，他的生活就已经被卷入尖锐而对立的旋涡，这是自然——借助于它缓慢而积累的行程——所不能理解和容许的。如果赞同自然主义的人，体会不出他的行为和理论的对立，就只能说他身上过多地遗留了英雄时代的精神。人的精神秩序是由感官建立的，依靠它人们生活已经超越了自然状态的生活。虽然自然给予他的精神生活比过去更为紧密，但这丝毫不能证明它只是自然的产物，因为这种见解不仅对文明来说是致命的，对于科学以及一切精神组织同样如此。如果一种学说越是完整和统一，它的自我毁灭性就越强，但如果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矛盾体，它又如何向我们诠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总之，自然主义如此热衷它的学说，它的生活图式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呢？它告诉我们，与广阔的宇宙相比，人的范围是那么地狭小和微不足道，宇宙包围着我们的一切，对人类又极端冷漠。它还指出，人不能相互接纳对方的友谊，不能接纳对方相互敬爱，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一切行为都只能受主导思想也就是自我保存的影响。这种动机把人们卷入冷酷无情的竞争旋涡里，根本无法去实现心灵的幸福。自然主义拿走人类的所有东西，给我们的唯一回报是，把我们从幻想和迷信中解放了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但是，这样的回报无论怎样重要，它又怎么能让我们的品德变得高尚？又怎么能滋养我们内心生活和有助于个体精神的发展呢？它怎么能把人的力量激发出来，使人与人或人与宇宙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呢？它又如何发挥人的首创性呢？如果它做不到，它有什么资格向我们证明人生价值呢？它当然无法证明，除非我们的条件很低，或者我们的思想不纯洁，再就是我们通过窃取对手的论点慢慢改变自己的立场。所有按照正常逻辑思考的人所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即自然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他得到的只能是失望和否定。由于自然主义对幻想和迷信的极为强烈反对，才掩盖了它的自欺行为，它看不到自身体系的空洞和缺乏创造力。
因此，自然主义无法对人生做出正确的解释。不过到目前为止，对它以直接经验为自己掩护的事实我们还没进行批驳。而不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我们的所有的精神成果，就可能会沦为次要的地位和被看作一种补充，但是我们现在能如此有把握地相信，感官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直接和稳定的基础吗？如果我们臣服于感官印象和感官知觉，不独立思考，或者让我们的思想一直接受感官世界统治而不去独立支配，这种说法无法是正确和无须争辩的。人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感官世界所统治，而只要这种观念还存在，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摆脱自然秩序的束缚。过去的经验证实，人的智力即使在这种束缚之中，也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动物世界不缺乏谨慎、狡猾和智慧。但是这种智力仅能为我们提供自我保护的武器：为个体或种族的延续服务，而无法让我们摆脱自然的机械秩序的限制，不能使我们选择和开辟自己人生的新道路。这种仅能有限理解的智力和任何身体的优势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狡猾和智慧对于某个动物来说，犹如戴了枷锁的另一个动物，或者相当于有灵活性和敏捷性的第三个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人也是如此。最初人的智力只是用于保存自身和激烈斗争的武器；后来便不限于如此，它可能让人摆脱感官世界而独立存在，与感官世界并列对峙，并独立感官世界之外冷静地审视它。这是人的思维的显著发展。在思想独立之初，无论它是多么弱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熔化感官世界经验的固执与僵化，难道它不是一场十分重要的革命吗？人的思想不再受自然的限制，它可以站在自然之外独立思考，把自然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人们体验着自然并借此超越于自然之上。如果他的感官和思维只限制在接受和依赖阶段，他就无法达到这种高度。凭借我们已经指出的方式活动，它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与自然显示的生活截然不同。不仅如此：这种生活的发展最明显的成效是，它彻底颠覆了以前的学说，为我们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不是自然而是思想。在这里思想自信和理所当然地宣称自己才真正具有直接性，凡是它无法明白和信服的东西它都不予承认。于是，它成了衡量和裁判所有事物的标准，感官生活重要性被削弱，成为非实质和有问题的，被归结到纯粹现象里。它的真相还有待于我们的发现。这种立足点的改变，不仅只是个体的生活，还超越了感官经验和革新了生活的方式。使人类得到全新的进步，它既是所有真正文化的前提也是结果。试想，如果思想不能摆脱感官而一直被它影响的话，就没有一切真正的文化，我们又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呢？
在思想的前进过程中，把人生的表象也进行了改造，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显著的特点。思想以自信而傲慢的姿态面对世界，提出了一些极为强烈的要求——从它的本性里生发的要求——并让现实世界绝对地臣服于它。这对旧的生活秩序来说是革命性的。思想是一个快步行走的先锋。它动摇了以前生活的旧习，它所坚持的理念和原则，力图要把它的内心需求表达出来。它激发了现代运动的力量和激情，即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甚至物质水平的提高与繁荣，也是受它的各种思想和原则的激励。它维持和控制着我们的全部感官世界。
不可否认，在思想功能的发展中，有一种独特而有支配力的运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并渗透到了个体的生活。这种运动与自然主义理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各自坚守自己的观念而反对对方，结果我们的生活被一对方向相反的力量所操纵，它们截然不同的动机让我们的所有生活意义都失去了统一。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自然是个无情的纯粹物质世界，自然主义的信条告诉我们，我们全部的运动都要盲目地服从于这个物质世界：甚至科学都不能对它进行解释，而只能对它进行描述。与自然主义相反的思想，却在不断产生自己的内容，至少也要用自己的活动填充它，因此它就要坚持对事物进行追根寻源，无论面对怎样不可改变的事实，思想都要试图打破和改造它，不承认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任何一种把生活看做确定和像自然一样永恒的观念，对于思想来说都是最悲哀——且不说致命——的限制。至少下面的事实里就严重存在着矛盾：人们非常奇怪地把实在的某个部分称作自我，在意它所感觉的痛苦和欢乐，承受它从善或从恶的职责，却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它。因为人在纯粹自然里扮演的只是自然指定给他的角色。因此，作为一个有思维存在的个体，无法容忍把他自己当成一种简单的动物对待。他不能不比较，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质疑。而且，如果他的问题找不到解释，他就会感到羞耻。思想既能寻找问题答案又能缓和矛盾冲突，就足以证明了它是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
关于思想自身的本质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世界有一种机械的需要，自然无非将特殊状态和事件并列和对立。而思想却相反，它会把各种复杂的事情包括到一个统一的体系里。它会制定一个综合的方案，逐步地实施，把统一性贯彻到实施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凭借整体与宇宙的关联而获得意义与价值。所谓的进步并不需要延长序列和增加项目，只需要从一种体系富有启发性地向另一种体系转变。当思想形成一完整的系统时，它会把系统的秩序相应分配到生活的各个环节。在新鲜经验不断地涌进和思想自身存在严重偏见面前，要一如既往地贯彻这种秩序便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这种完整的系统仍是人的主要动力，影响深远而广泛。况且追求内在的统一性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自然的纯粹外在性已经被生活的进步所超越，思想也已经被证明具有独立的能力。
还有一方面，理智与纯粹的自然生活相互冲突。纯粹的自然体系不承认本质的地位，而理智体系则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现代科学对自然的解释，将所有内在的存在和力量排除在外。如果将此作为塑造生活的标准，则生活必然要采取外部的观点，忙碌于外部联系，而无法关注自身的状况。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身关注具有明显的思想特征。思想之所以活动，其主要动力是因为它有透澈和明了的需求，不管是它忙于从破碎的言论中得出逻辑结论，还是忙于抵御各种矛盾，它都同时在关注自身的状况。很明显，生活在此种程度上得到了自发力，没有这种自发力，思想就没有在任何地方活动的动机。那种完全依赖外部的生活，对它来说是肤浅的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生活和实在的基础被这些复杂的对立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令我们陷入极度困惑的境地。显然，即使是最直接的感官生活（那里曾是我们希望找安全泊位之处）也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截然不同，达到的目标也完全对立。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直接性：一种是感官的直接性，另一种是思想的。双方均称是生活的主宰者；只要没有对手上场，各方都会给人们留下安全、可靠和不怕抨击的印象。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都无法永远成为生活的主宰，也没有一方能够完全地支配人类。永远像时钟摆锤一样从一方摆到另一方。我们知道思想摆脱感官的羁绊，宣称它的优越性，但我们又不能否认，还有一种从思想返到感官的运动。如我们所看到的，思想改变了人类的整体生活，并赋予实在新的意义，思想可以把自然作为对象，但这项事实便足以证明，实在不只是自然。思想一旦要求做实在的全部，一旦声称统治生活和拥有生活支配权时，它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每当它有这样的发声——无论是在思辨哲学所造成的极端形式中的表现，还是在理性主义的中庸形式中的表现——生活便成为形式的和虚幻的；思想虽然有能量构建复杂的形式，却无法赋予它们任何有生气的内涵。假如思想以为真正给它们赋予了这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确信，它一定是从某些更深刻、更真实的实在中得到的，对这个实在来说，思想扮演的不过是媒介的角色，将它的能动性释放，诱导它清晰地表现出来。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被思想称道的统治权对思想的局限性，而且统治权的自身观念已经使我们感到迷惑和烦恼。思想的确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态，但当它把全部的实在归为己有，给全部的实在打上自己的标签，宣称它就是宇宙的基础时，它能怎么证明它有这样的权力呢？思想本是起源于人的内心，现在却要反过来与人作对：它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制订出一些规范和路线让人们去遵守，强迫人们去艰苦工作和付出牺牲，它只管强调权力却对人们的感受和祸福冷漠无情。历史告诉我们，新理念和新原则——连同它们的结果——刚开始时，往往会打破生活的平衡，给人们带来不安，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所带来的结果。这一点人们不会去做。思想的浪潮汹涌地朝他们涌来，推动着人们向前迈进，却把人们的舒适和安全当成无关紧要的附属品。思想源于人的内心，受控于直接经验，是人类的某些从属，现在却要反对他，把他当成一种纯粹的工具使用，它的这些权利如何能获得呢？这种行动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呢？思想既然如此独立，将自己的本性视为最高的目标，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思想一旦把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事情就会变得清晰；然而思想这种运动抹杀了人类所有利益，要求人们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遵从。如果接受了这种要求真诚地服从它，我们自然需要得到它的保证，即确保我们的牺牲能够获得真正的价值；我们要想得到这种保证，须使思想活动终结于一种聪慧的经验，并且需要源源不断的变化之流可以现出永恒的自我。但就我们的直接经验而言，丝毫看不到这种迹象。我们看到的是，庞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和支配着他们，像影子一样来来回回地飘忽不定；他们全心地工作，只为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目标，事实上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目所能及的目标，他们不过是宇宙过程中的工具。这种过程以绝对的优势拓展着它的道路，它利用他们又抛弃他们，它把自己的本质隐藏在神秘的黑暗中，好像是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目标发狂，由它引发的混乱让我们痛苦不堪。一句话，就像自然一贯表现的那样，思想丝毫不顾及人们的感受。那么，它怎么能够解决人生意义的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