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一直没有来。
除了克洛德和她伯伯以外，依沃娜好像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牵连。我很惊奇，有些人因为运气好，在某个地方有自己的根基时，他们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斩断它们呢？
“豪华”大旅馆在最初的日子里能给人假象，但是，很快，阴暗的墙壁和家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旅馆里面的一样，散发着同样的凄凉气息。乏味的豪华，走廊上我无法辨别的要甜不甜的气味，应该是焦急、动荡、流浪和造假混合而成的综合气味。这种气味一直陪伴着我。我父亲经常跟我在那些带橱窗、镜子和大理石的旅馆大厅，实则是等候厅里约会。确切地说，是什么气味呢？是南森护照的古怪气味。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在埃尔米塔日饭店过夜。曼特每星期邀请我们两三次去他那儿睡觉。那些晚上，他就必须暂时离开。我呢，则忙于接电话，记下对方的名字和“留言”。第一次住在那儿的时候，他就明确跟我说过，电话可能在晚上的任何时候响起，不过，他没有透露那些神秘的通话者是何许人。
他住的是他父母的房子，位于一个住宅区的中间，在卡拉巴塞尔林荫道前面。沿着阿尔比尼大道，然后向左拐，就在省府的后面。一个荒凉的街区，街道两旁种了树，树枝、树叶形成穹形拱顶。本地有产者别墅的主墙面和建筑风格按照富裕程度千变万化。曼特的房子位于让夏尔科大道和马尔利奥兹街道的交汇处，和其他房子比起来，显得十分寒酸。房子表面颜色是灰蓝色的，一个小阳台朝向让夏尔科大道，街道那边开有一个凸肚窗。共有三层，第三层是复折屋顶层。花园的地面上铺着沙砾。篱笆墙无人照管。在成鳞片状剥落的白木大门上，曼特用黑色油漆笨拙地写着（是他自己跟我讲的）：凄凉别墅。
的确，这座别墅没有散发出一点愉快的气息。然而，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冠之以“凄凉”这一形容词并不贴切。但后来，我终于明白，如果你能从“凄凉”二字的音色上领会出某种温柔和纯净的成分的话，曼特这样写是有道理的。你一跨进别墅的大门，马上就有一种纯净而凄凉的气息向你袭来。你走进了一个沉寂的区域。风更轻了。你漂浮着。家具可能给卖掉了，只剩下一张笨重的皮沙发，在沙发的扶手上，我发现了一些爪印。左边，是一个装着玻璃的书柜。坐在长沙发上，面前五六米的地方是阳台。镶木地板很亮，但是保养得不好。直接放在地上的带黄色灯罩的上彩釉的陶质灯照亮了这间大房。电话安在隔壁房里，两房之间有一条走廊。同样没有家具。红色窗帘遮住了窗户。墙壁颜色和客厅里的一样，是赭石色的。靠右墙放着一张行军床。对面墙上一人高的地方，挂着一张达里德版法国西非殖民地地图和一张达卡市的空中风景照片，嵌着照片的相框很细，照片好像来源于某个旅游事业联合会一样。照片已经变成淡褐色了，从陈旧程度可以判断拍了二十多年了。曼特告诉我，他父亲在“殖民地”工作过一段时间。电话放在床脚下。小分支吊灯上装饰着几支假蜡烛和假水晶。曼特睡在这儿，我想。
我们打开了阳台上的落地窗，躺在沙发上。沙发有一股非常奇特的皮革味，我只在洛尔比荣大街我父亲办公室里的两个扶手椅上闻到过这种气味。那是他在布拉柴维尔旅行和在神秘而虚幻的“非洲承包公司”工作期间。这公司是他自己创建的，我对此知之甚少。沙发的气味、“达里德”法国西非地图，还有达卡空中风景照片形成了一系列的巧合。在我脑海里，曼特的房子密不可分地和曾经抚慰过我童年的“非洲承包公司”这六个字联系在一起。我重新感受到了洛尔比荣大街办公室的气息，闻到了皮革的芳香，看到了昏暗的光线，听见了我父亲与满头银发的高雅的黑人之间没完没了的交谈……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和依沃娜才待在这间客厅里？我真的认为时间会停下来吗？
我们漂浮着。我们的动作无限地慢，当我们移动时，是一厘米一厘米地匍匐而行。一个突然的动作会破坏这种魅力的。我们小声说话。夜色通过阳台涌入房间，我看见尘埃在空中停滞了。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我听见自行车的“嗡嗡”声响了好几分钟。它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移动，它漂浮着。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漂浮着。夜幕降临后，我们甚至连灯也不开。让夏尔科大道上最近的一盏路灯，洒下雪白的灯光。永远也不要走出这幢别墅，永远不要离开这个房间。躺在沙发上，或者地上，就像我们越来越频繁做的那样。我惊讶地在依沃娜身上发现，她原来有着如此大的放任自流的才能。而我放任自流只因自己恐惧运动，对移动的、逝去的、变化的东西感到焦虑，渴望不再走在流沙上，希望在不想再动之时，能定居在某个地方。在她身上呢？我认为，就是简简单单一个“懒”字，就像藻类植物。
有时，我们甚至躺在走廊上，并在那儿待上整整一个夜晚。一天晚上，我们钻进通向二楼的楼梯底下的杂物堆放处，我们被卡在一堆模模糊糊的东西中间，据我辨别，大概是柳条箱。不，我不是在做梦：我们匍匐着移动。我们各自从房间相对的一点出发，在黑暗中匍匐前行。必须尽可能地小声些，尽可能地慢些，好让一个突然袭击另一个。
一次，曼特要第二天晚上才回来。我们待在别墅里没有出门。我们躺在阳台边缘的地板上，狗在沙发中间睡觉。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宁静的下午。树叶轻轻地摆动着。一首军乐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不时地，一辆自行车发出轻微的声音，从路上经过。很快，我们就听不见任何声音了。它们被一团非常柔软的棉花压制住了。我现在仍然相信，如果曼特不回来，我们会永远不出门，我们宁愿让自己饿死或者渴死，也不愿走出别墅。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比那时更充实、更漫长的时刻了。好像吃了鸦片一般。
电话总是在午夜以后，以古老的方式，丁零当啷地响起来。纤弱的铃声，细如游丝，但足以在夜空中构成威胁，足以撕破夜幕。依沃娜不愿我去接。“别去。”她嘟哝着。我摸着走廊爬行着，找不到房间的门，四处碰壁。而过了房门后，又必须爬行到电话机旁边，没有任何可以看见的标记。在拿起听筒前，我感到一阵惶惶不安。那个声音——总是那个声音——让我惊恐，声音很用力，但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减弱了的声音。空间？时间？（我有时甚至认为是一盘旧录音带）开头的方式是一成不变的：
“喂，我是亨利·古斯底凯……您听见了吗？”
我回答说：“听见了。”
过了一会儿。
“请您对医生讲，我们明天二十一点在日内瓦的伯尔维等他。您听明白了吗？……”
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声“明白了”，声音比第一次更加有气无力。他挂断了电话。他不确定约会地点的时候，就留口信：
“喂，我是亨利·古斯底凯……（过了一会儿）请您对医生说，马克斯上校和盖罕上校来了。我们明天晚上来看他……明天晚上……”
我没有气力回答他。他已经挂了电话。“亨利·古斯底凯”——我们每次问曼特有关他的事情时，他都不回答——对我们来说，他成了一个危险人物，我们感到他夜晚在别墅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变得越来越纠缠不休。我开玩笑吓依沃娜，一边远离她，一边用凄凉的声音在黑暗中重复着：
“喂，我是亨利·古斯底凯……我是亨利·古斯底凯……”
她吓得大喊大叫。我也受到传染，感到好害怕。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等着电话响起丁零当啷的铃声。我们蜷缩在行军床底下。一天晚上，电话铃又响了，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拿起话筒，就像在噩梦中，每个人的动作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喂，我是亨利·古斯底凯……”
我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喂，您听见了吗？……您听见了吗？”
我们屏住呼吸。
“我是亨利·古斯底凯，您听见了吗？”
声音越来越微弱。
“古斯底凯……亨利·古斯底凯……您听见了吗？”
他是谁？他从哪儿打来电话？还有一阵轻微的耳语：
“底凯……听见了吗？”
然后，什么也没有了。把我们与外面世界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根线断了。我们又听任自己重新滑进了深渊，那儿，没有人——我希望——再来打扰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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