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疫病是违法的。外面人人自危，生怕病原体外泄——万一有病毒感染到蚊子、鸟或是孢子身上怎么办。”

“这些年什么也没有传出去啊。”蕾切尔说。

“是没有。可政府担心，如果研究人员开始拼接调换基因，病毒的存活力会进一步增强。你不明白外面人的想法，蕾切尔。不管干什么都违法。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压抑的时期。人人自危。”

“可你不害怕。”珍妮的声音小到我几乎听不见。马哈比给她一个微笑，我的心随之一揪。

“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放弃。研究仍在继续，虽然都转为地下，而且只有理论无法实践，但还是有不少收获。我们了解到病毒并不只影响皮肤，还会——”

“先别说了。”我打断了他，因为我看出他要说到重点了，“安静片刻。让我想想。”

马哈比等待着。珍妮和蕾切尔看着我，抑制着内心的兴奋。终于，我想明白了。“你心有所求，马哈比医生。除了纯粹的科研乐趣之外，这些研究还需要我们身上的某样东西。既然外面的情况像你说的那么糟糕，想必那里也有不少疾病等着你去钻研，而且不会害你丧命，你在你们自己人里也有用武之地——”他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光。“——但是你却来了我们这里。为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新鲜有趣的症状了，只是苟且活命，外面的人早就不在乎我们的死活了。我们一无所有。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您错了，普拉特夫人。你们这里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你们活下来了。你们的社会退步了，却没有崩溃。你们有序地生活着，按说你们不该享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又是这套陈词滥调。我对他挑起眉毛。他凝视着炉火平静地说道：“只告诉您华盛顿的暴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您得亲眼看看十二岁大的孩子投掷土炸弹；一个男人被开膛破肚，只因为他还有工作，而他的邻居没有；三岁大的幼儿被活活饿死，因为有人像丢掉不想要的猫咪一样将她遗弃……您想象不到。这些事情在隔离区里没有发生。”

“我们比他们好多了。”蕾切尔说。我注视着我的外孙女。她的语气平淡，毫不自我膨胀，而是透着难抑的惊讶。火光将她脸颊上厚厚的灰色绳纹照出沉闷的栗红色。

马哈比说：“没准真是这样。我刚才说，我们发现疫病不仅会对皮肤造成影响，还会改变大脑中神经递质的受体。这种转变发生得相对慢一些，所以早年针对疫病的一窝蜂式的研究把它给漏掉了。可这种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比如说，可卡因造成的更为迅速的大脑结构改变一样真实。您在听我说吗，普拉特夫人？”

我点点头。尽管珍妮和蕾切尔完全不懂这些术语，但她们并不是一脸茫然。我意识到马哈比肯定提前用某种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她们俩讲解过了。

“随着疫病向脑部扩散，负责接收兴奋性神经递质的感受器会渐渐变得懈怠，而接收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感受器则愈发勤勉。”

“你是说，我们越来越傻。”

“哦，不！智力完全不受影响。其结果会反映在情绪和行为上，而不是智力上。您，和你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平静。抵触行动，拒绝革新。虽然轻微，却是抑郁症状无疑。”

炉火变弱了。我拾起拨火棍，稍稍掰了一下，把它弄成撬棍的样子，戳了戳炉膛里的柴火——那些是形状完美的合成纸浆制品，上面还印着“惠好-赛义德公司捐赠”的字样。“小伙子，我并不觉得抑郁。”

“这是神经系统抑郁症的一种新变种——患者不会感受到临床抑郁症常有的绝望无助感。”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真的吗？请容许我礼貌地问一句，您——或其他年长的街区领导——有多久没有推进隔离区内的重大制度变革了？”

“你不能总期待会发生建设性的改变，只能学会接受。这不是化学，这是现实。”

“外面就不是这样。”马哈比神色严峻，“外面的人既不建设性地改变，也不接受现实。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在隔离区里，除了你们刚进来的那些年，几乎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即便资源日趋紧张。您多久没有吃过黄油了，普拉特夫人？多久没吸过烟，多久没换条新牛仔裤了？您知道消费品匮乏又没有警力维持秩序时，外面会发生什么事吗？在隔离区里，你们只是尽可能公平地将现有物资分配给所有人，没分到就凑合过。不会你争我抢，不会暴动骚乱，不会眼红妒忌。外面的人怎么也想不通原因。我们现在明白了。”

“我们也会妒忌。”

“可你们的妒忌不会发酵成愤怒。”

每当我或者马哈比说话时，珍妮和蕾切尔都会转过头来看，如同网球场边全神贯注的观众，尽管她俩谁都没有欣赏过网球比赛。珍妮的皮肤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

“我们的年轻人也不暴力，而疫病还没在他们身体扩散。”

“他们是在模仿长辈的行事习惯——跟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

“我不觉得抑郁。”

“那您觉得精力充沛吗？”

“我有关节炎。”

“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你指的是什么呢，医生？”

他又不安地伸出手去摸那支根本不存在的香烟，声音却非常平静。“我给蕾切尔带来的杀虫剂，您拖延了多久才喷洒的？她说您禁止她使用，我想您是对的，那是危险品。您和您的女儿多少天后才把杀虫剂喷洒到屋子里的？”

其实那罐化学品还原封未动。

“您现在还能感受到多少怒意，普拉特夫人？”他继续说道，“因为我认为我们，您和我，理解彼此，而且您已经猜到我来这里的原因了。但您既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命令我滚出去，甚至连对我的看法都守口如瓶。您在倾听，而且分外平静，您接受我所说的一切，即便您知道我想让您——”

这时房门开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玛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身后跟着彼得。她一皱眉，一跺脚。“你去哪儿了，蕾切尔？我们在外面足足等了十分钟！舞会都开始了！”

“再过几分钟就去，妈妈。我们在说话。”

“说话？说什么？出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马哈比说，“我正在向您母亲讨教一些关于隔离区生活的问题。抱歉耽搁得有些久。”

“你从来也不向我讨教问题。再说了，我要去跳舞！”

马哈比回答：“要不您和彼得先去，我会带蕾切尔和珍妮去找你们的。”

玛米咬着下嘴唇。我突然明白了，她其实是想在彼得和马哈比两个人的簇拥下沿街道走去舞会场地，一只胳膊挽一个人，让两个小姑娘跟在身后。马哈比目光坚定地看着她。

“好吧，你愿意这样也行。”玛米赌气说道，“我们走，皮特！”她用力将门关上。

我看着马哈比，不愿意当蕾切尔的面问那个问题，我想他一定知道我要争论的是什么。果然没错。“在临床抑郁症的病例当中，总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表现出消极症状，而是暴躁易怒。这种疫病也许有同样的特点。我们还不清楚。”

“外婆，”蕾切尔说，似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能治好我们。”

“仅限于皮肤症状。”马哈比飞快地回答，我看出他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对大脑的转变没有疗效。”

我不由问道：“你们怎么能只治好一种症状呢？”

他用手指拢拢头发，一头浓密的棕发。我发现珍妮盯着他的手看。“皮肤组织与大脑组织不一样，普拉特夫人。病毒同时深入皮肤与大脑，但对脑部组织的改变更为复杂，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被察觉。而且，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神经组织无法再生。要是您的手指尖被划破了，创口处的皮肤组织会生成新细胞来代替受损细胞，从而实现自愈。如果您够年轻，甚至能长出新的指尖。我们的疗法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原理来刺激皮肤再生。

“但是，如果大脑皮层受损，那些神经元就彻底死亡了。除非大脑其他部位知道如何补偿，否则原本由那些神经元控制的行为也会产生根本改变。”

“你的意思是，会变得抑郁。”

“变得平静，克制自己的行动……这个国家迫切需要公民自我克制，普拉特夫人。”

“所以你想把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带到外面去，治疗皮肤上的绳纹，让后让这种‘抑郁’，或是说‘克制’、‘行动变缓’的症状在外面的人群中传播……”

“我们在外面已经有足够多的行动了。而且没人能够控制——那些行动全是错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让一切都略微放慢节奏——趁还有值得放慢节奏的事情存在。”

“你们要感染所有人——”

“慢慢地，温和地感染。为他们好——”

“你有资格替他们做决定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这个法子有效。尽管你们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但隔离区运转正常，而这正是因为你们染上了疫病！”

“每个新病例的皮肤上都会出现绳纹——”

“我们能治好。”

“你们的疗法当真有用吗，医生？蕾切尔的父亲就是被你们给治死的！”

“不是我们。”他说。我听出他的声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言之凿凿，带着隔离区外的激情。“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治疗方法，用的是正确的菌株。”

“而你们想用这种正确的新型菌株在我们这些小白鼠身上做实验。”

出现了一瞬间的紧张的沉默，只有一双双眼睛在转动：灰色的、蓝色的、棕色的。正当蕾切尔想从长凳上起身时，马哈比说：“我们认为，若想避免留下斑痕，最好是没有严重皮肤症状的年轻人来接受新疗法。”我就知道。蕾切尔用手臂环抱着我，而珍妮，头上扎着红丝带的珍妮，正像坐在宝座上似地端坐在那把坏了的椅子上，她从来也没听说过神经递质、慢性病毒、风险估算之类的名词，此时轻描淡写地说：“那只能是我了。”然后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马哈比。

我一口回绝。我将马哈比赶走，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跟两个姑娘理论，然后说不行。她们难过地注视着彼此，我不知道她们多久之后才会意识到其实我根本拦不住他们。但她们从来没有逆过我的意。

我们争论了将近一个钟头，然后我坚持让她们去参加舞会，并要跟她们一起去。夜凉如水。珍妮穿上了毛衣——一件手工织的厚外衣，把她从脖子到膝盖裹得没了身材。蕾切尔拿上了她从捐献处领来的黑外套，袖口和下摆处有些磨损。我们朝门口走去，她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胳膊上，拦住了我。

“外婆，您为什么不同意？”

“为什么？宝贝儿，我已经给你讲了一个钟头了。有风险，有隐患……”

“真是那样吗？还是——”我能感觉到她站在漆黑的走廊里，鼓起勇气对我说，“还是因为——求您别发火，外婆，千万别生气——是不是因为那个疗法是新鲜事物，是一种改变？您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是因为那很刺激？就跟汤姆说的一样？”

“不，不是这个原因。”我说道。我感觉她的紧张，我还是头一次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

我们沿着街边向b区走去。月朗星稀，一点点微弱的冷光洒在地面上。b区里的光线略微明亮一些，点着几盏煤油灯，营房斑驳的围墙前插着几个火把，围出个阴郁惨淡的广场。会不会是因为马哈比说的那些话，我才觉得这里死气沉沉？除了这乏味的实用主义，这压抑的苍凉，这所谓的和平以外，我们是不是还能有别的作为？

在今夜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我带着蕾切尔和珍妮站在街头的黑暗中，不远处就是广场。乐队在街对面演奏，小提琴、吉他与小号时时奏出不和谐的音符。身着各色服饰的人们四散在广场上，三五成群地聚集在火把四周的光亮中，安静地交谈。六七对舞伴在光秃秃的广场中央和着《飞船与玫瑰》的哀伤旋律轻拥慢舞。这首歌在我染病那年红极一时，直到十年后才遇到能与之相比较的对手，当时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正要驶向火星。探险队要去火星上建立殖民地。

他们还在那里吗？

我们没有写过任何新歌。

彼得和玛米也围着其他舞伴轻轻旋转。随着《飞船与玫瑰》的旋律结束，乐队开始演奏《昨日》。

玛米一转身，火把的光芒将她的脸庞照亮：脸上满带苦闷与压抑，满布泪痕。

“您应该坐下，外婆。”蕾切尔对我说。这是我们离开营房之后，她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她的声音沉重却没有愠意，珍妮把夹在腋下的三脚凳放下给我坐时，动作里也没有愤怒。她们俩谁都没有真生气。

在我的体重压迫下，板凳腿晃悠悠地陷到地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来到珍妮面前，默不作声地朝她伸出手，两人加入了跳舞的人群。关节炎比我还要严重的杰克·史蒂文森一步一跛地向我走来，身边跟着他的孙子哈尔。

“你好，萨拉。好久不见。”

“你好，杰克。”他的脸颊两侧和鼻子底下都布满了疫病的斑痕。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一同在耶鲁大学就读。

“哈尔，你去跟蕾切尔跳舞吧。”杰克说，“先把那个板凳递给我。”哈尔顺从地把板凳递给他，拉过蕾切尔的手。杰克则在我身边坐下。“要有大动作了，萨拉。”

“我听说了。”

“马哈比告诉你的？都跟你说了？他说在跟我见面前先找过你。”

“没错。”

“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

“他想让哈尔试试新疗法。”

哈尔。我没想到。那男孩子的面庞光洁，唯一显眼的疤痕在右手上。我说：“他还看中了珍妮。”

杰克点点头，显然并不意外。“哈尔拒绝了。”

“真的？”

“你的意思是，珍妮同意了？”他瞪着我问，“她愿意尝试还未经证实的危险疗法？而且离开隔离区？”

我没有回答。彼得和玛米此时舞到了人群中，被遮住了身影。这支曲子又是一首节奏缓慢、旋律忧伤的老歌。

“杰克——我们这里可以比现在更好吗？我是说隔离区里。”

杰克凝视着跳舞的人群，最后回答说：“我们不会自相残杀。我们不会纵火泄愤。我们从不偷盗，至少不会做得那么明目张胆。我们也不会私屯物资。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做得比任何人期望得更好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他用目光在舞池中寻找哈尔，“那个男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往日时光突然再次浮现：年轻的杰克在耶鲁大学的某堂政治课上争得面红耳赤。他当时踮着脚，身体前倾，那架势既像斗士又像舞者，一头光亮的黑发被电灯照得亮闪闪的。年轻的女人们把手放在摊开的教科书上，静静地注视他。他代表辩论的正方发言，议题是——煽动第三世界核战争是制约超级大国核冲突的有力手段。

乐队的演奏突然停了下来。在广场中央，彼得和玛米正互相大声喊叫

“——看见你那样碰她了！你这浑蛋，你这不要脸的下流胚！”

“玛米，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在这儿胡闹！”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反正你也不介意在这儿跟她跳舞，摸她后背、屁股，还有……还有……”她开始痛哭。人们尴尬地扭过头。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走上前，犹豫地把手搭在玛米肩上。玛米把她的手甩开，捂着脸从广场上跑走了。彼得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开口对众人说道：“对不起。请继续跳舞吧。”他朝乐队走去，乐队仓促奏响了《我们几乎已拥有一切》，这首歌是二十五年前的了。杰克·史蒂文森说：“萨拉，我能帮上忙吗，你家姑娘的事儿？”

“怎么帮？”

“我不知道。”他回答。他当然不知道。他之所以那么说，并不是因为他有办法，而只是出于同情。他看出刚才在火把光芒里上演的那幕丑剧令我深感沮丧。

我们能如此轻易地理解抑郁吗？

蕾切尔正在和某个我不认识的人跳舞，那个男人年纪较长，面色沉静。她焦虑地往他身后看——此刻珍妮正在和彼得跳舞。我看不见彼得的脸，但能看见珍妮。她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任何人身上，也用不着这么做。她要传达的信息清晰无比——我不许马哈比陪她来参加舞会，可并没有禁止她和彼得跳舞，于是她便这么做了，即便她不愿意，即便在她脸上能清楚地看出这小小的叛逆令她惶恐。彼得将臂弯收紧，她抗拒地往后躲，笑得极为勉强。

卡拉·戴斯蒙德和罗伯·科特雷尔朝我走来，挡住了我的视线。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和我一样久。卡拉有个尚在襁褓中的曾孙，这个婴儿一出生就罕见地被疫病扭曲了面貌。卡拉的牛仔裤外面还罩了条裙子御寒，裙边早就磨破了。她用轻柔的声音说：“萨拉，看见你出门真好。”罗伯则一语不发。跟上次见面时相比，他这几年发福不少。摇曳的火光映照着那张长了双下巴的脸，像一位染了疫病的、庄严宁静的佛陀。

又听完了两支曲子，我才意识到珍妮不见了。

我四处寻找蕾切尔的身影。她正在给乐队斟用盐肤木泡的茶。彼得跟一位裙子底下没穿牛仔裤的女人跳起舞来；那个女人面带微笑地颤抖着。所以，珍妮不是跟彼得走的……

“罗伯，你能送我回家吗？我怕我会摔倒。”寒气侵入了我的关节。

罗伯淡淡地点点头。卡拉说：“我也一起去。”于是我们丢下坐在板凳上等热茶的史蒂文森先行离去。卡拉一路上都兴高采烈地叽叽喳喳，我们三个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走，可惜我的腿脚走不了多快。此时月已西斜。地面坑洼不平，大街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和从营房窗户里照出的稀稀拉拉的光亮。有的屋里烧油灯，有的燃着蜡烛。只有一间屋子里灯火通明，想必是外面捐赠的太阳能储光灯，我有很久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了。

汤姆说那是韩国人造的。

“你在发抖。”卡拉说，“来，把我的外套穿上吧。”我摇摇头。

我让他们把我送到营房外即可，他们不加疑问地照做了。我静静地推开门，走进黑漆漆的厨房。炉火早已熄灭。里间卧室的门半开着，黑暗中有人在说话。我再次战栗，卡拉的外套也没能帮上什么忙。

可我错了。说话的人不是珍妮和彼得。

“——我刚才不是想谈这个。”玛米说。

“可是我现在想谈。”

“是吗？”

“是的。”

我站在那里，听他们用时大时小的声音说话，听着玛米的任性和马哈比的急切。

“您是珍妮的监护人，对吗？”

“哦，珍妮。是的。还有一年。”

“那她一定会听您的话，虽然您母亲……决定权在您手里。还有她自己。”

“我想是吧。可我得考虑考虑。我需要多了解一些信息。”

“知无不言。”

“真的？你结婚了吗，托马斯·马哈比医生？”

沉默。然后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您别这样。”

“不能吗？真的不能这样？”

“不能。”

“真的真的不能？你想让我停下来？”

我穿过厨房，膝盖撞到一把椅子。满天星辰透过白蚁在墙上开的那个大洞闯进我的视野。

“哎哟！”

“我让您停下，威尔森太太。麻烦你考虑一下珍妮的事。我明天早上会再过来，您——”

“你直接滚进地狱里去吧！”玛米怒吼，然后，又用平静得诡异的声音问，“是不是因为我有病，而你没有？珍妮也没有？”

“不是。我发誓绝对不是。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

“不。”玛米用同样冰冷的声音说，我突然意识到从没听过她这样说话，从来没有，“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要给我们治病，带我们到外面去。但并非人人都能享受这个待遇。只有那些病症不严重，相貌不丑陋的——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行。”

“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能救一小部分人，然后让剩下的人自生自灭，就像从前一样。”

“给我们一点时间，会有研究——”

“时间！你认为隔离区里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时间在这里一文不值！只有当像你这样的人从外面进来，时间才有意义。你在我们面前炫耀健康的皮肤，还有崭新的衣服，仍在走时的腕表，闪亮的头发和你的……你的……”她泣不成声。我走进屋里。

“好了，玛米。别哭了。”

他们俩看见我都毫无反应。马哈比愣愣地站在那儿，直到我示意他离开，他才一语不发地走了。我伸手环抱玛米，她靠在我胸前号啕大哭。我的女儿。就算隔着外套，我也能感觉到她脸颊上的绳纹，此刻我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却是，我怎么从没注意马哈比还戴着腕表。

那天晚上，玛米带着悲伤与疲累陷入沉睡，我却久久未能合眼。蕾切尔悄悄走进我们的房间，告诉我珍妮和哈尔·史蒂文森都被汤姆·马哈比注射了一种尚处在试验阶段的疫病治疗药物。她又冷又怕，浑身战栗，生怕自作主张会给自己惹来莫大的麻烦。我把她抱在怀里，直到她也沉沉睡去。我想起杰克·史蒂文森年轻时的样子，教室的灯光把他浓密的短发照得极有光泽，他神采奕奕地和同学们争辩，是否应该牺牲一种文明保全另一种。

第二天清晨，玛米早早地离开了营房。她的眼皮仍然浮肿，眼里还噙着昨晚的泪水。我猜她是要去找彼得，我什么也没说。蕾切尔和我坐在桌前喝燕麦粥，谁也没看谁。就连举起勺子都要费些力气。玛米走了很久了。

后来，我试着勾勒那幅画面。然后珍妮、哈尔和马哈比都来了，又离开了，我不禁在脑海中再次勾勒那幅画面——玛米肿着眼睛走在营房之间泥泞的街道上，走过未铺石砖的广场，广场角落的菜园里还种着蔬菜，有东倒西歪的豆架和胡萝卜的黄绿色叶子。走过贮藏室，里面堆放着产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羊毛、木材炉，大块的合金板和无人看管的药材。走过养鸡场和羊圈。走过中央管理处，那座灰头土脸的建筑，人们早在十几年前就不再去那里登记了，你何必要去证明自己出生过，或是改换了居所？走过最后一处公用水井，它与地下深处丰富的水资源相连。玛米走啊走，直到抵达边缘区才停下来，说明来意。

几个小时后，他们来到这里，穿着全套隔离衣，手持不像是美国制造的自动化武器。我能透过头盔上透明的防爆塑料看见他们的脸。其中三个人直直地看着我和蕾切尔的脸，还有哈尔·史蒂文森的手。另外两人没有直接看我们任何人，仿佛多看一眼也会被传染。

他们从厨房的餐桌边将汤姆·马哈比一把拽起，力量大得把他拽了个趔趄，然后重重将他抵到墙边。他们对蕾切尔和哈尔则没这么暴力。其中一个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桌子另一侧呆若木鸡的珍妮。他们不允许马哈比说出那番热情澎湃的解释，就是他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当他要开口时，脸被他们的领队打了一拳。

蕾切尔——蕾切尔朝那人扑了过去。她用年轻有力的腿脚对那人的后背狠命扑打，尖叫着：“住手！你住手！”那人把她从背后甩开，就像甩一只苍蝇。另一个士兵把她摁在椅子里，看见她的脸时，他颤抖了。蕾切尔继续大声叫喊，声音含糊不清。

珍妮甚至没有尖叫。她径直冲向餐桌对面，紧紧抓住马哈比的肩膀，脸上的表情被垂下的金色秀发遮住了。

“你们这群该死的‘医生’都给我去死吧！”领队大喊，压过了蕾切尔的声音。这句话透过他的头盔清晰传入我们耳中，仿佛那道防护物根本不存在。“你以为你们还能继续在隔离区自由进出，让我们所有人都染上病？”

“我——”马哈比说。

“去死！”领队大喊，向他射击。

马哈比沿着墙滑倒。珍妮抓住他，绝望地想要拉他起来。士兵再次开火。子弹击中了珍妮的手腕，打碎了骨头。第三声枪响，马哈比倒在了地板上。

士兵们扬长而去。地上几乎没有血渍，只有被子弹打出来的两个小洞，子弹还嵌在里面。我们这些隔离区里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这样的枪械了。我们不知道子弹还能这样。我们不知道。

“是你干的。”蕾切尔说。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玛米说，“为你们好！”她们站在厨房里对峙，玛米倚在刚刚进门时重重关上的那扇门上，蕾切尔站在汤姆被射杀的那堵墙前面，珍妮静静地躺在卧室里。而哈尔·史蒂文森，他年轻的脸上满是痛苦，因为他面对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时毫无作为，随后跑去找住在j区的医生，发现医生正在给一只山羊安装假腿。

“是你干的，是你。”她的声音低哑沉重。尖叫吧，我想对她说，蕾切尔，叫出来吧。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你是想把我永远困在隔离区里。像你一样。”

“你从来没想过那是个陷阱吗？”玛米尖叫，“你在这里过得很快乐！”

“而你再也不会快乐了。不管是在这里，还是任何地方。”

我闭上眼，不愿意看见在我的蕾切尔脸上出现那般可怕的成熟模样。但下一刻，她突然又变回孩子，痛哭着从我身旁跑过，冲进卧室，把门重重关上。

我看着玛米。“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相信她说的话。她的大脑已经不受她控制。它抑郁了，病了。我现在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玛米是我的女儿，那令她面目扭曲的丑陋绳纹不禁摧残了她的皮肤，还侵入了她的脑袋。她是疫病的受害者，不管她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天快亮了，蕾切尔站在睡床和墙壁之间的狭长过道里叠衣服。床单上还留着珍妮睡过的痕迹，哈尔·史蒂文森把珍妮抱回她自己的营房去了，好让她醒来时不用再见到玛米。油灯在蕾切尔身旁的粗糙架子上燃烧，将影子投在散发着杀虫剂气味的崭新墙面上。

她其实没几件衣服可收拾的。两条紧身裤，旧的，针法也不匀；一件已经脱线的毛衣；两双袜子；她的另一条裙子，就是她在街区舞会上穿的那条。剩下的衣服她都穿在身上了。

“蕾切尔。”我唤她的名字，但我看出她在努力保持沉默。即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叛逆，即便是到了现在，仍让她紧张不已。可她终究是要走了。要通过马哈比的联系人到隔离区外面去，去寻找地下医疗研究所。如果他们研发了下个阶段的疗法，能用在面容严重受损的病人身上，那么她会接受。即便他们没找到也不要紧。在她出去后，她会尽可能地把疫病传染出去——令人抑郁、不具攻击性、极易传染。

她觉得她必须走。因为珍妮，因为玛米，因为马哈比。她十六岁了，她相信——即便是在隔离区里长大的，她还是相信这一点——她必须要做些什么，哪怕是错的。她认定即便是做了错事，也好过什么都不做。

她对隔离区外面的世界毫无了解。她从没看过电视，没有排队领取过救济物资，也没有看过犯罪或恐怖电影。她不知道什么叫凝固汽油弹、政治折磨、中子弹、轮奸。对她来说，玛米的困惑和自我辩白的恐惧，已经是残酷与背叛的最高表现；彼得那笨拙的、令人尴尬的下流就是危险的象征；偷一只鸡就算得上是严刑重罪。她从没听说过屠城、宗教法庭、角斗竞技、奴隶起义、连环杀人犯，从没听说过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广岛、红色高棉，不知道美莱村、伤膝河和巴比雅大屠杀，更不明白什么是血色星期天、德累斯顿和达豪集中营。她从小被一群精神上有惰怠惯性的人抚养长大，对外面那些人凶残的毁灭惯性一无所知，那惯性一旦在文明中启动，就会像疫病一样疯狂蔓延。

我并不认为她能找到那些地下研究者，不管马哈比跟她描述得多详细。我也不认为她能在外面将疫病散播到足以改变社会的程度。我甚至怀疑，还没等她走出多远，就会被捉回隔离区，或被就地杀死。她无力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老迈，太固执，太邪恶，太……她一定会失败。任何力量都敌不过毁灭的惯性。

我收拾行装，准备与她一同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