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点燃了，他们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然而，他们等了良久，都没有等到被火烧焦的疼痛感，只等来了李陵的暴呵：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闪人要紧啊。
士兵们睁开眼一看，他们非但没有被烧死，眼前反而奇迹般地出现一条阳光大道来。原因，匈奴军和汉军刚才的两把火竟然烧出一条隔火带来。就这样，李陵采用以火攻火的方式，又一次化险为夷。
沼泽地又被汉军征服了。接下来，便要到达山丘地区的森林里垂死挣扎了。
话说且鞮侯单于眼看杀也杀不死汉军，烧也烧不死汉军，心中的怒气已到了极点，近十万人马对付区区几千汉军，竟然拿不下，这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了，而且还关系到“面子”问题。于是且鞮侯单于命太子亲自挂帅，带骑兵做先锋来阻击汉军。
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穿鞋的却怕骑马的。汉军都是步兵，哪有骑马的匈奴士兵快，眼看又要被他们追上了，李陵命士兵们入了森林里再说。到了森林里，就是骑马的怕穿鞋的了。
接下来汉军在森林里展开了“游击战”，结果匈奴的骑兵的优势顿时变成了劣势，因为骑着马，行动不方便，反被游刃有余的汉军打得晕头转向，不知今昔是何夕。结果匈奴又有数千士兵光荣地献身了。
非但如此，李陵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为了吓跑匈奴士兵的穷追围阻，还利用树木做掩护，对且鞮侯单于进行了偷袭。眼看拿这么一点汉军都没办法，恼羞成怒的且鞮侯单于站在山顶上，正在“高举高打”，只见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指着兔子当汉军打，正忙得不亦乐乎。
屏息，拔弓，举箭，拉弦，说时迟那时快，这饱含李陵全部力气的一箭，倾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和怨气。他果然不愧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代，箭法那自然是没得说了，力道之猛，速度之快，以雷霆之势，直奔且鞮侯单于的面门。
然而，就算是再神的神射手，在距离面前也得低头。距离太远自然会产生偏差，李陵这蓄势一箭最终因为“距离太远”，只是擦着且鞮侯单于的头皮而过，寸寸长发顿时化作落叶般片片飘落。李陵这一箭便如张飞在长坂坡那一声“狮子吼”一样，且鞮侯单于吓得魂不守舍，两个字：溃逃。
逃了数十里，且鞮侯单于这才停住马，说了句掩盖失态的话：“这支汉朝的精兵，愈战愈勇，犹如神助，这般有恃无恐，这是汉朝的诱敌之计，前面定有埋伏，还是得停兵观望好些。”
士兵们却不同意单于罢兵的举动，异口同声地道：“单于亲征，数万精兵对付区区几千汉军，以石击卵，竟不能胜，传出去了，我匈奴颜面何存？”
且鞮侯单于见士兵们这样说了，知道不能再当懦夫了，只好又调转马头追击汉军。然而追击的结果，又被打游击战的李陵杀死数千士兵。
面对这样一支神兵，且鞮侯单于的信心彻底没了，嘴里却是这样的叹道：“罢了，罢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然而，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往往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偏偏又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且鞮侯单于准备放弃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且鞮侯单于的想法，从而也改变了李陵的一生。
舍义取生
一个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叫管敢的人浮出了水面，他原本只是一个军侯，但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关键时候投降了匈奴。投降的原因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想出心中的一口恶气。
都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管敢是因为他的上司校尉韩延年笞责了他，为了出这口恶气，他当上了叛徒。他把汉军的真实情况向且鞮侯单于进行了汇报，归纳起来有三点：
1.兵少。李陵的汉军只有区区五千人，逃亡过程中已伤亡过半。
2.无援。汉军并没有在前面设埋伏，也没有后援部队。
3.弹尽。汉军已到了强弩之末，连箭都所剩无几了。
且鞮侯单于一听脸上笑开了花，他的想法由“懦弱撤兵”变成了“豪情万丈”。接下来，心里有底的且鞮侯单于再也没有心理压力了，发动了更为惨烈的进攻。汉军只有退的份儿了。撤至轩汗山口（约位于居延泽正北方）附近时，距离边塞不过一百来里，只要到了边塞就是汉朝的地盘，就可以逃脱虎口了。然而，一百里的距离却成了李陵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终点站了。
此时的汉军已没有了箭，兵器也没剩下什么了，只好将大车遗弃，取车辐作为兵器，躲进了峡谷之中。而尾随而至的匈奴人则依靠人多势众的绝对优势，占据险要地段，投掷垒石，猛烈攻击，结果汉军死伤累累，惨不忍睹。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汉军除了挨打再无反击能力了，而匈奴士兵也累了，再加上汉军已是他们的瓮中之鳖，所以双方就这样“默契”地进入了休战状态。
夜已深，星满天，汉军营里却无人入睡。枪尽弹绝，又被匈奴士兵重重包围在山谷里，今夜如果不能找到对付匈奴的办法，或者说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怕这个小小的山谷便是他们的葬身之处了，你说他们能睡得着吗？
士兵急，李陵更急，对于他来说，豪情壮志还没有得到施展，逃出去才是硬道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独自一人提刀出营，去查看敌情，寻找敌人的突破口。
走了一圈，但见四周匈奴营帐里篝火熊熊，锦旗飘飘，人影绰绰，想突围简直比登天还难。长吁短叹了许久，李陵才悻悻回营，对左右军吏感叹道：“汉军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逼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只要再有几十支箭，就可以脱离险境了，可是如今一支箭也没有了！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箭这仗是没法打了。天一亮，我们就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儿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给大家一次机会，各自逃生吧，老天如果有眼，应该不会让我们全军覆没，连向天子汇报情报的人都没有吧？”
李陵接下来给士卒每人发了二升干粮和一片冰，以抵御饥渴，让大家分散突围，到遮虏障会合。
夜半时分，李陵含泪向将士下达了拔营逃生的命令，顿时战鼓擂擂，人声鼎沸，杀声喊声马鸣声响彻山谷，李陵乘着夜色和混乱，一马当先冲向敌人，校尉韩延年紧随其后，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两人冲出谷口，回过头来一看，悲哀地发现，仅有数十名壮士相随。
而此时，追在他们后面的匈奴士兵有数千铁骑之多，韩延年为了保护李陵脱险，想以血肉之躯来阻止匈奴铁骑的追击，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飞蛾扑火。李陵眼看已是四面楚歌，黯然立马，抛下手中的长剑，长叹道：“如此败军之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陛下啊！”说完下马向匈奴士兵举起了双手。
李陵连日来和匈奴血拼到底都没有退缩过，此时低下高昂的头颅，向匈奴称臣，原因有三：
1.管敢的投降，极大地打击了李陵的信心。
2.韩延年的战死，严重地摧垮了李陵的斗志。
3.汉朝援军的久等不至，彻底断绝了李陵的信念。
那么，李陵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时，汉武帝给他派出的“垫后部队”路博德和公孙敖又去了哪里呢？
话说路博德眼看他的“秋后上书”非但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加速了汉武帝派李陵进军的步伐，“后悔”不已的他虽然羞于做李陵的下手，但军令如山，也不得不跟在李陵的屁股后当运粮工，但没有走多久便开了“小差”，走到河西去与公孙敖部“约会”去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李陵才这样成了一支孤军深入匈奴的队伍，只是可惜当时的李陵还不知道，等到了穷途末路，伤心绝望之下，李陵竟然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投降。
李陵投降后，残余部众分散突围，只有四百余人逃归汉境，好歹没有全军覆灭，可见李陵的连夜分散的方式还是正确的。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知道他寄予厚望的汉军又一次惨遭失败，开始他还以为李陵和韩延年一样，都为国英勇捐躯了。因此，不但给他的娇妻老母及幼子送上了不菲的“慰问金”，而且还派专人（相当于保姆）去照顾她们的生活，也算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李陵兵败投靠匈奴的消息就传遍了三江四水。李陵的举动让汉武帝怒发冲冠，结果他的母亲和妻子马上就结束了短暂的“贵族生活”，接下来该去体验面壁思过的生活了——直接送进监狱。而因报喜被升为中郎的陈步乐则“先喜后忧”，李陵的投降，意味着他的仕途也到了尽头。与其等汉武帝来“纳命”，倒不如自己下手，惶恐之下的他拔剑就给了自己一剑，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沉默是惊
李陵投降，汉武帝愤怒，李陵的家人遭殃，陈步乐自刎，朝中的大小官员的反应也是各有千秋。
身在朝廷为官，伴君如伴虎，要想升官发财、青云直上，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学会溜须拍马。
也正是因为这样，最初，当李陵率军在匈奴如入无人之境、“捷报”如雪花般传来时，群臣纷纷上奏祝贺，左一句恭喜皇上，右一句贺喜皇上，大有喜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之迹象；而当李陵陷入困境孤军挣扎时，群臣的嘴巴像都被贴上了膏药，都三缄其口，不言也不语，形势不明朗，言多必失，处于观望状态的他们选择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最后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愤怒，群臣们马上枪口一致对外，纷纷上书痛斥李陵“叛国叛民”的举动，大有用口水就把李陵淹死之气势。
群臣们的首鼠两端和见风使舵让一个人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下面先来简单地介绍一下司马迁的个人简历。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龙门。据说司马迁家族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司马迁六岁时在故乡读书，他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司马迁十二岁。他随父亲到京师长安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是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是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是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十九岁的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他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的最南边是昆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其他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与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以太史令身份，与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年一岁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但在李陵投降这件事上，这个原本“两耳不闻朝中事、一心只为写《史记》”的“书呆子”，这个原本一直选择“沉默是金”的司马迁却来了个“沉默是惊”，此时却再也坐不住了，他平地一声雷，“刷”地就站起来了，然后选择了为李陵申辩。他的话堪称经典，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归纳起来如下：
1.李陵的为人。对父母孝顺、对妻儿重情、对士兵恩信。不像有的人稳坐后方，拥妻抱子，吃香的喝辣的，不思前方战场的凶险，反而信口雌黄。
2.李陵的胆识。敢作敢为真英雄。只带区区五千步兵，敢于深入匈奴，虽身陷囹圄，也不畏缩。数次抗抵住数万匈奴士兵的围追堵剿，非是夸夸其谈、不当家不知油盐贵的人所能体会的。
3.李陵的勇猛。在逃亡的过程中，以少于敌人数十万的人马屡次打得强悍的匈奴人抬不起头，匈奴单于也差点丧了命，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时候，仍然进行最后拼死一斗。
得出的结论是：古代的名将，不过如此也。
应该说司马迁分析得条理清晰，丝丝入扣，但汉武帝马上就提出了反驳：“既然如此，士可杀不可辱，李陵就不应该投降匈奴，这样不但给他自己抹黑，更是给我大汉抹黑啊。”
“以臣之见，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是在走投无路之下，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他一定会在等待机会，再回到陛下身边，为我大汉效力。”司马迁喃喃地道。
李陵投降是为了“卧底”，汉武帝脸色如猪肝，他认为司马迁一定是李陵的同党，隔了半晌，说了一句话，一句简洁而有力的话，一句从此改变司马迁一生的话：
对不起，司马迁先生，牢里有请。
理想与代价
司马迁只是为李陵申述，结果被汉武帝迁怒而送进了大牢，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廷尉去办了。
话说最高司法张汤被张汤等三人帮送上断头台后，杜周接替了他的位置，坐上了廷尉的宝座。他果然不愧是张汤的接班人，办案不但以“酷”著称，而且同样巧于迎合。总之，一句话：两面三刀。
按理说人家司马迁只是发了几句牢骚，说了几句泄愤的话，最多只能判个“诽谤罪”，但接到这个案件后，杜周却知道这个案件远没有“诽谤”这么简单，他也没有像平常的案件去做什么调查取证的事，而是先进行了分析：汉武帝究竟想对司马迁怎么着？
1.李广利当“先锋”出师，李陵不肯当“后卫”，结果因为后援不足，李广利先赢后输，被汉武帝寄予厚望的李广利第一声出场秀就这样演砸了，汉武帝不高兴，李陵有责任。
2.随后“毛遂自荐”当先锋的李陵，夸下海口却最终兵败，连人都投降了匈奴，而司马迁却极力为这个“死不足惜”的甲级罪犯申辩，在说李陵如何英雄如何勇猛如何顽强的同时，背后显然“影射”李广利是“无能无用无功”的三无人员。
3.汉武帝宠爱李夫人，爱屋及乌，自然宠爱李广利。他本想打造继卫青、霍去病之后的“天王级”的新领军人物，因此，敢有人小觑李广利，便是跟他过不去。司马迁却哪壶不开提哪壶，汉武帝脸上无光下不了台，把司马迁送进监狱也就是情理当中的事了。
分析的结果是：汉武帝对司马迁已动“杀心”。
最终杜周为了迎合圣意，没有再做什么调查走访之类的事，直接把“罪大恶极”的司马迁判了死刑，罪名是：欺君罔上，诬蔑百官，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
用钱赎罪很容易理解，“宫刑”却鲜有人知道。在古代“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性。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也许是最早的无菌室概念），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所谓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所谓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至于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
总之一句话，宫刑简直就让人生不如死，所以很多被判了死罪的人宁愿“死则死尔”，也不愿接受宫刑、痛苦而绝望地苛活于世。春秋的韩非提到过一种非常可怕的治国之道。他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就是说，统治的最佳办法，第一是禁其心，言论比行为重要，而心又比言论重要。
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在被判死刑后，家里没钱，又没有达官显贵来帮他，无依无靠，拿五十万钱赎罪简直是痴人说梦，因此，他只能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然而，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又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直到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五十岁的司马迁时来运转，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崇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史记》是“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凡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归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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