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8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几乎是最先从车厢里跳出来，然后撒腿向父亲那边跑过去，但是，没跑到他身边就停住了脚步：他们毕竟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感到生疏呢！
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向来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也不常表示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犹豫不前的原因，就上前把他们都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着他们留着短发的头，就好像昨天才跟他们分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领你们看看莫斯科。让咱们看看，它跟白杨村是不是一样？”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简直是对勇敢和好奇的一种考验。我们坐在轰隆作响、铃声不断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高楼大厦，越过华丽的汽车和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孩子们始终把鼻子紧贴着玻璃看着。
舒拉看到大街上那么多人，显得非常惊讶。他们到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呢？他大声嚷着，无所顾忌，把乘客们都惹笑了。卓娅默不作声，但是她脸上的表情也显得十分着急：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而惊人的城市里的一切看个遍，看个清楚了解个透！
最后，我们来到莫斯科郊区，一所坐落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那里有床，桌子，不很宽敞的窗户……看吧，我们总算到家了。
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人们一生所记得的日子中最美好的一天。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得那一天。我也记得。那是1931年9月1日。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换上了金黄色的秋装。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像在说着什么神秘的，令人振奋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崭新的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送他们上学去。他们显得很庄重，神情很专注，可能还有一些胆怯。卓娅用空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放着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文具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那心爱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比他大，书包就由卓娅拿了。再过13天卓娅才满8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6周岁。
虽然舒拉还小，但是我们还是决定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上学去了，让他自己留在家里是不行的，再说我和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都有工作，家里也没有人照顾他。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的启蒙老师。那一年我正好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在我的班里。
我们走进教室时，30个像这样年龄的小孩全体起立欢迎我们。我把卓娅和舒拉安置在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
我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初几天，有个男孩子总缠着卓娅，用一只脚在她周围跳跃，嘴里一边哼着“卓娅，卓娅，掉进脏水坑里去啦！”他洋洋得意地不停地唱着。卓娅不动声色，默默地听着。当那男孩稍为停了一下，喘一口气的时候，卓娅若无其事地对他说：
“我真没想到你是个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男孩讨了个没趣，对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两句损人的话重复了两次，但是已经没有原先那样的神气了，以后他就再也不纠缠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当时我完全无意惩罚肇事的人。我想，要找一个一辈子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这是不可能的，童年时代谁都有过这种事。就拿我的舒拉来说，他打碎过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肇事者能自己主动承认。我先不走进教室，在走廊里停下脚步，考虑着怎么跟孩子们开始谈话。这时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是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下命令似的重复着，“不说，我看眼色也能看得出来。”她十分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教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塌鼻梁、脸很胖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了口气说：
“是我打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