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几秒钟后，欣然跳进了我给他挖的坑。

“我们当然比巴黎人厉害。”他恼火地说，“你那该死的调查报告，我会给你搞到的。我们虽然没卡塔尔那么财大气粗，但是比他们聪明。”

我和他的对话渐渐变得融洽、舒适，最后超越了彼此间的差异，以双方共同的爱好画上了句号。一九九三年，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给它的支持者们捧回了唯一一座真正的欧洲联赛奖杯，一座没人可以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奖杯。

我站起身，用阅览室最里面的咖啡机打了杯咖啡。一扇小门通向院子，以便读者去室外舒展双腿：这正是我在做的事。一到外面，我就把这场“漫步”向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延展开去，走向了一间间哥特风格的红砖教室。

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戏剧俱乐部一直占据着学校最黄金的位置。走到侧门时，我遇见了几个叽叽喳喳走下台阶的学生。现在是晚上六点，太阳开始下山了，学生们刚刚下课。我踏上通往一间小阶梯教室的楼梯，那里满是松柏和檀木香。阶梯教室里，舞台是空的，周围满是镶框的黑白照片——二十五年来，这里挂着的都是学校最优秀的演员的照片——和剧目海报：《仲夏夜之梦》《交换》《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等等。圣埃克苏佩里的戏剧俱乐部一直都是个精英团队，每每走进他们的地界，我都会觉得不自在。总之，这里近期肯定不会上演《一笼傻鸟》或《仙人掌花》。戏剧俱乐部的章程明确规定，最多接收二十名学生。上学时，我并没有想过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即便是在我母亲和泽莉共同负责俱乐部期间。其实，安娜贝尔已经尽力了，她尽其所能地扩招学生，并试图改变其僵化的文化传统。但习惯总是难以打破的，况且，没人真的希望这座清高孤傲的高品质戏剧堡垒变成喜剧果酱剧组的模样。

突然，舞台后的一扇门开了，泽莉出现在台前，说她不太想看见我，这已经算是很委婉的表达了。

“托马斯，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嗖的一下蹿上舞台，来到她面前。

“你的接待真的让我心里好温暖。”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

“别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那种时候早就过去了。”

“不管是在哪儿，我都从没有过家的感觉……”

“我都快被你说出眼泪了。”

由于对想要查找的信息没有明确的思路，我随口抛出了一枚诱饵：

“你还是校理事会成员，对吧？”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一边回答，一边把自己的东西塞进皮包。

“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知道谁是这次施工的出资人。我想，相关的信息应该会通报给理事会的成员，并且通过投票了吧。”

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

“第一批资金是贷款来的。这部分理事会投票通过了。”

“其余部分呢？”

她合上皮包，耸了耸肩。

“其余部分会在适当的时间投票表决，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校方打算从哪儿搞到这笔钱。”

这个回合我胜了。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

“你还记得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吗？”

“当然。他是个好老师，”她肯定地说，“有些脆弱，但是个好人。”有时，泽莉还是能说出几句靠谱话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她向我发难道：

“关于人为什么自杀，哪儿有什么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在自杀前，让-克里斯托夫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对方并不爱他。”

“爱一个人而不被对方爱，这是很多人的遭遇。”

“严肃点，行吗？”

“可我明明很严肃啊。”

“你当时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让-克里斯托夫和我说过。”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心灵导师格拉夫，我认识的最细腻、最慷慨的人，竟然会欣赏泽莉·布克曼。

“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认识。”

“是谁？”

“你烦死我了。”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有人这么说我了。”

“我觉得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那个女人是谁？”

“如果让-克里斯托夫没有跟你讲，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叹气道。

她说得没错。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可我理解个中缘由。

“他之所以没跟我说，是出于腼腆。”

“那你就该尊重这份腼腆。”

“我跟你说三个名字，你回答我是对是错，可以吗？”

“我才不跟你玩这个。别去破坏逝者留给我们的记忆。”

然而，我太了解泽莉了，她一定忍不住不玩这个肮脏的游戏。因为在那几秒钟里，她会拥有对我的控制权。

果然如此。就在她穿上拉绒外套时，她改了主意：

“如果你只能说一个名字，你会从谁开始？”

第一个猜想脱口而出：

“不会是我妈吧？”

“不是！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冒出这种想法的。”

她走下舞台的台阶。

“是你吗？”

她冷笑道：

“我倒希望是，不过不是。”

她穿过阶梯教室，一直走到了门口。

“你离开的时候把门带上，好吗？”她站在远处对我说。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是雯卡？”

“猜错了。拜拜，托马斯！”她大叫着离开了教室。

我独自站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幽灵观众。黑板旁的门没锁。我模糊地记得，里面那个房间被大家戏称为“圣器室”。我推开门，看到里面没有任何变化。屋顶偏低，但是空间够大，用途多样：后台排练、存放演出服和道具、储藏俱乐部的老资料。

房间的最里面是几个金属架，上面摆放着一些文件和纸箱。每个纸箱都对应着一个学年。我逆着时间向前找，一直找到了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纸箱里有宣传单、海报，还有一个鼹鼠皮（moleskine）风格的大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各场演出的售票数量、订单详情、阶梯教室的维护，以及道具器材的管理等内容。

所有的资料都整齐地做了标注，但上面不是我母亲细长、紧凑的字迹，而是泽莉·布克曼那宽大得多、圆润得多的笔迹。我拿起笔记本，走到房里唯一的一扇窗前，仔细阅读道具清单。读第一遍时，我什么都没发现，然而，读第二遍时，我却注意到了如下内容——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春季盘点时，泽莉记录道：一顶棕红色假发遗失。

我又要剑走偏锋了——这句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道具的消耗、损毁非常频繁，一件演出服或道具消失不见，肯定不是多大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发现让我离真相更近了一步。然而，那真相既苦涩又灰暗，我似乎又在步步退却，与它渐行渐远。

我关上门，离开阶梯教室，回到了图书馆。我把自己的东西收进包里，走到门口的借阅区。

轻佻的眼神、略显夸张的笑容，还有故意甩到后面的长发——在我前方十米远的地方，波利娜·德拉图尔正对着两名预科班学生卖弄风姿。那两个金发男生高大魁梧，看他们的着装、言谈还有大汗淋漓的模样，应该是刚刚痛快地打了一场网球。

“谢谢您的帮助。”我一边说，一边把《南方信使》报还给她。

“很高兴能帮到您，托马斯。”

“我能把年鉴留下吗？”

“行，我和泽莉说声，但您想着回头还我。”

“还有最后一件事。报纸缺了一期，一九九二年十月那期。”

“嗯，我发现了。那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那会儿找来着，想着是不是掉到书架后面了，可是没找到。”

两个网球少年冷眼看着我，巴不得我快点走人，好让波利娜把注意力再放到他们身上。

“那算了。”我说。

就在我转身时，她拽住了我的衣袖。

“等等！二〇一二年的时候，学校把《南方信使》的所有旧刊都制作成了电子版。”

“那您能找到那一期吗？”

她把我拉进了她的办公室，那两个运动健将见自己被盖过了风头，愤懑地离开了。

“我不但能找到，还会给您打印一份。”

“太好了。谢谢。”

不到一分钟，她就打印了报纸，用订书器认真装订后递给了我。但是，当我伸出手想要接过来时，她却突然把手收了回去。

“我这么帮您，一顿晚餐总该请的吧？不是吗？”

波利娜·德拉图尔的缺点就这样暴露无遗了：对他人无休止、无节制的魅惑，这不仅给不了她安全感，还需要耗费她大量的精力。

“我觉得想请您吃晚饭的大有人在，不缺我一个。”

“我给您留个电话吧？”

“不必了，我只是想把您好心给我打印的报纸拿走。”

她一边继续笑着，一边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了打印文件上。“波利娜，您到底想我怎么样？”

她想当然地答道：

“我喜欢您，您也喜欢我，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不对吗？”

“这样是行不通的。”

“几个世纪以来，故事都是这样发生、发展的。”

我决定就此打住，于是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去。她终于让了步，把写有她手机号的文件给了我。我本以为事情就这么了了，结果她突然骂了我一句：

“白痴，滚！”

今天可真是我的好日子。坐进车里，我翻开了那期报纸。其中有一页报道的是那部改编自小说的戏剧《香水》，这让我很感兴趣。文章是学生们写的，称其为“一场因两位女演员的出色表演而震撼人心的演出”。其实，我真正想看的是那天晚上的照片。在最大的那张照片里，雯卡和范妮相视而立。两个姑娘都是红棕色头发，像极了一对双胞胎姐妹。我联想到了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以及剧中的玛伦·艾尔斯特和朱迪·巴顿——一个女人的两副面孔。

在舞台上，雯卡诠释的是自己，而范妮诠释的则是他人。我再次想起了今天下午我和她的对话。一个细节陡然浮现在我的脑海，看来，她还有好多事没和我说。

即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的大反派。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组织。

美国著名洗衣机品牌。

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最大股东是卡塔尔财团。

这两部戏剧均非主流作品，主题不够正统，前者涉及同性恋，后者涉及老夫少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