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继续对着尸体开了四枪……就仿佛噩运之门被我敲动，发出了四下短促的声响。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

二十五年前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从清晨起，大雪纷飞。如此反常和始料未及的恶劣天气，在圣诞假期制造了混乱。用当地话来说，混乱场面“如洪水猛兽般来势汹汹”。在蔚蓝海岸，一般来说，一场小雪就足以造成全线瘫痪。然而，这次并不是几片雪花那么简单，而是一场自一九八五年一月和一九八六年二月以来罕见的暴风雪。据报道，阿雅克肖的降雪厚度为十五厘米，昂蒂布为十厘米，尼斯是八厘米。有极少航班起飞，大部分火车车次均已停运，公路也是难以通行。更别提那不合时宜的断电了，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生活。

透过房间的窗子，我望着被严寒冻结的校园。眼前的景色有些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大雪掩埋了石灰地上的灌木丛，为大地穿上了一袭白衣。橄榄树和柑橘树被落雪压弯了腰。意大利石松则被移植到了一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仿佛走进了安徒生童话。

前一天晚上，大部分住宿生都幸运地离开了学校。一直以来，只有在圣诞假期，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才会如此冷清，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名寄宿生。为了准备严酷的升学考试，这些预科班的学生向学校提交了假期留宿的特别申请。留校的还有三四个住校老师，由于暴雪而耽搁了今早的航班或火车。

我已经在书桌前坐了半小时了，目光呆滞，绝望地盯着一道难解的代数题：

练习1

已知两个实数a和b，0＜a＜b。假设usub0/sub=a，vsub0/sub=b，对于所有的自然数n，且，证明（usubn/sub）和（vsubn/sub）是相邻数列，且它们的共同极限是：

将满十九岁的我正在上理科预科班。自九月开学以来，我就生活在地狱中，仿佛一直深陷水下，夜里往往只能睡着四个小时。预科班的课程进度令我疲惫不堪、沮丧不已。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多个学生，其中有十五个已经放弃了。我虽然努力坚持着，却是白费气力。我讨厌数学和物理，但由于选择了理科方向，我不得不把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这两科。即便我的兴趣点在艺术和文学上，父母却始终认为，只有就读一所工程院校或医学院才算是王道。在我之前，我的哥哥姐姐走的都是那条路。

然而，预科班的学业虽然沉重不堪，却远非导致我痛苦的唯一原因。真正折磨我、令我心如死灰的，是一个女孩的冷漠。

从早到晚，雯卡·罗克维尔都占据着我的思绪。我们认识两年多了。那时，她的父母刚刚遇难离世；为了让她远离波士顿，她的爷爷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决定送她来法国读书。那是个与众不同、光彩照人、有学识涵养的活泼姑娘，有着一头红棕色秀发、不同眸色的双眼和修长苗条的身材。她不是圣埃克苏佩里最美的女生，却始终散发着一种吸引力和神秘感，让你为之着迷，甚至发疯。这种难以言喻的东西，会在你的脑中深深植入一种幻觉：只要你拥有了雯卡，就拥有了全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个默契十足、形影不离。周边一切美景我都带她去看过：芒通公园、凯伊洛斯别墅、梅格基金会博物馆、卢河畔图尔雷特的小巷……我们这儿走走那儿转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们曾在拉科尔米亚讷攀岩线上徒步跋涉，在昂蒂布的普罗旺斯市场品尝酥卡饼干，在波浪海滩的热那亚碉楼前指点江山。

我们可以完全读懂对方的想法，这种融洽的相处令我越发陶醉。从跨入青春期起，我就等待着雯卡，最终却两手空空。

一直以来，我都有种孤独感，以及和周遭世界——它的声音与平庸无味——格格不入，那种平庸无味就像传染病一样极易令人患病。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曾让自己相信，书籍可以让我从这种放任自流和麻木不仁中走出来，然而对于书籍，真的不该苛求太多。它们可以给你讲故事，通过短暂的存在感让你活下去，但它们永远不能在你害怕时把你拥入怀中安慰你。

雯卡在我的生活里洒满了璀璨星光，却也同时注入了一份担忧：我害怕失去她。而这份担忧在不久前真的成了现实。

自从这学期开学以来（她在文科预科班，我在理科班），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特别是，我觉得雯卡在有意躲着我。她不再接我电话、回复我的字条，我的全部约会提议也都石沉大海。他们班上的同学提醒我说，雯卡迷上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文科预科班年轻的哲学老师，甚至有谣言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偏离正轨，两人已经在一起了。一开始我不愿相信这些，可现在，我已妒火焚身，必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天前，一个星期三的下午，趁文科班的学生模拟考的工夫，我利用一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去找了帕维尔·法比安斯基。他是学校的保安，很喜欢我。每星期我都会把看完的《法国足球》杂志给他送去。那天，为了对我表示感谢，他走向冰箱准备拿一罐苏打水给我。就在这时，我偷走了学生宿舍的钥匙。

我拿着这串钥匙，跑向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雯卡就住在那座蓝色的宿舍楼里。我有条不紊地在她的房间里翻找。

我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做，我知道，我龌龊不堪，或者任何其他的骂名，我统统接受。可是，和大部分初恋中的人一样，我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对某个人有如此深刻的感情了。在这一点上，很不幸，未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

另一个为自己开罪的理由是我自以为懂得爱情，因为我读过小说。然而，只有落在脸上的拳头才能教会你什么是生活。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已偏航许久，从单纯的爱情走向了疯狂的激情。激情和爱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激情是无人之境，是炮火纷飞的战场，它就处于痛苦、疯狂和死亡之间的某个地方。

为了找到能证明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关系的证据，我一本接一本地翻开了雯卡的书。当我翻开亨利·詹姆斯的一本小说时，夹在里面的两页纸掉在了地板上。我用颤抖的手将信纸拾起，惊异于它们散发出的气味：一种混合着木头和香辛料的、黏稠却又清新的味道。我打开折成四折的信纸。那是克雷芒写的信。我不是来找证据的吗？这就是铁证。

12月5日

雯卡，我的爱人：

昨夜你竟不顾危险跑来与我过夜，这对我来说是怎样的惊喜啊！当打开公寓房门，看到你美丽的脸庞，我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幸福融化了。

我的爱人，与你共度的这几个小时是我生命中最炽热的时光。整个夜晚，我的心脏都在狂跳，我的私密之处被你的双唇亲吻，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偾张、燃烧。

今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皮肤上还有你的吻留下的淡淡咸味，床单上满是你的香草气息。可你已经离开了。我难过得想要流泪。我好想在你的怀抱里醒来，好想深深进入你的身体，在我的喘息中感受你的喘息，在你的声音里猜想你炽烈的欲望。我好想，再一次，让身体的每一寸皮肤都被你的舌尖温柔包裹。

我好想永远醉下去，永远心醉于你，心醉于你的吻和你的爱抚。

我爱你。

亚历克西斯

12月8日

我亲爱的雯卡：

今天度过的每一秒，我的思绪都被你一个人占据。我假装做着一切：假装上课，假装和同事聊天，假装饶有兴致地观看学生们的戏剧表演……我就这样假装着，可脑子里满是我们共度的那个夜晚，满是温存、炙热的回忆。

到了中午，我简直要受不了了。换教室的空当，我跑到教师休息室的阳台上抽烟。就是在那儿，我远远地望见了你，你正坐在长椅上和朋友们聊天。看到我后，你偷偷向我投来一个会意的眼神，温暖了我可怜的灵魂。每当我看见你，我的整个身体都会颤抖不已，你周围的世界也会溶解消散。有那么一会儿，我差点抛开所有谨慎，大胆地走向你，将你拥入怀中，让我的爱在所有人的目光里绽放。但是，我们不得不再坚持一段时间，保守好我们的秘密。幸运的是，我们就要解放了。很快，我们就可以打破枷锁、获得自由。雯卡，你驱散我身边的黑暗，让我对光明的未来重拾了信心。我的爱人，我给你的每个吻都是永恒的。每次亲吻你的时候，我的舌尖都在你的肌肤上留下爱的烙印，都在为新的世界画出版图。那是一片自由、肥沃、青葱的土地，不久后，我们就会在那片土地上组建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将把你我的命运封印成永恒。他会拥有你天使般的笑容和银色的眸子。

我爱你。

亚历克西斯

发现这些信后，我沮丧至极。我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我发疯抓狂，被痛苦击碎、淹没。成绩的直线下降令我的父母和老师们很担忧。面对母亲的询问，我别无选择，只能和盘托出，告诉她压垮我的是什么。我向她讲述了我对雯卡的感情，还有我发现的情书。她只是冷冷地回答我：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值得我为其荒废学业，还命令我尽快振作起来。

坠落深渊的我，预感自己永远都无法逃出生天，却远不知道正在等待我的是一场怎样的噩梦。

坦率地讲，我明白雯卡被克雷芒吸引的原因。去年上高三时，他教过我。虽然我一直觉得他很肤浅，但不得不承认，他很容易让人产生幻想。考虑到我的年龄，我和他之间的竞争其实并不公平。对比结果很明显：一边是二十七岁的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帅气逼人，网球十五级，开一辆阿尔卑斯a310跑车，张口就是叔本华的名句；另一边是十八岁的托马斯·德加莱，在理科班拼命学习，每星期从母亲那儿拿七十法郎的零花钱，骑着一辆标致103轻便摩托车（发动机还不太给力），少得可怜的闲暇时间几乎都交给了雅达利st游戏机里的“开球”。

我从不认为雯卡属于我。然而，她是最适合我的，一如我是最适合她的。我确定我就是那个对的人，即便时机可能不对。我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碾压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那种家伙，即使实现反转还需要很多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时，雯卡和这个男人睡觉的画面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中。这让我无法忍受。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昨天，也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去了帕皮提。我的祖父母已在塔希提岛定居了十几年，我们家每两年就会去那儿过一次圣诞节。今年，由于成绩不尽人意，我放弃了度假。至于母亲，她决定年底去朗德，探望她的姐姐吉奥瓦娜；吉奥瓦娜刚做了个大手术，恢复得不太好。母亲明天才出发，目前，作为学校的主管人，她正在为这艘在风雪中飘摇的船只掌舵。

一大早开始，由于暴雪天气，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在当时的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根本无法指望撒盐车和扫雪车清除路面的积雪。半小时前，母亲因为紧急事件被叫出去了。一辆送货卡车由于路面湿滑结冰，在校门口的保安值班室前侧翻，堵住了校门。陷入绝望的母亲联系了马克西姆的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弗朗西斯答应会尽快赶来。

我拿起电话听筒，心想要么是恶劣天气引起的第n个紧急事件，要么是马克西姆打来取消碰面的。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会相约去迪诺咖啡厅玩桌式足球，用录像机看连续剧，互换cd，开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昂蒂布超市停车场里的麦当劳门口转悠，最后再一起回家看《今日足球》，欣赏法甲的进球时刻。

“来一趟，托马斯，求你了！”

我的心一紧。不是马克西姆，是雯卡，声音闷闷的。我还以为她回波士顿老家了，但她告诉我她还在圣埃克苏佩里，说她觉得不太舒服，想要见我。

每次雯卡给我打来电话或对我说话，我都会重拾希望，随叫随到。我知道这样的自己有多可悲。这一次，我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还一边这么做一边咒骂自己的软弱与不自重，遗憾自己无法拥有一颗故作冷漠的强大内心。

本应在傍晚时分出现的回暖并没有如约而至。天气冷得刺骨，密史脱拉风狂暴地吹打着棉絮般的雪花。我出来得太急，忘了穿双长靴或雪鞋，脚上的airmax耐克鞋深陷进雪地。我把自己裹在羽绒服里，弯着腰迎风前行，貌似正在追赶熊的杰里迈亚·约翰逊。尽管我走得很急，而且学生宿舍区离我父母的教工楼只有一百多米，我还是花了近十分钟才走到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在风雪之中，这座蔚蓝色的建筑已然失去原本的色彩，变成了被白色迷雾笼罩的一团灰影。

一楼大厅空荡荡、冷冰冰的，连学生公用休息室的拉门都被关上了。我掸掉鞋上的雪，大步流星地上了楼。在走廊里，我敲了好几下雯卡的房门。由于一直没有回应，我便推开门走了进去。明亮的房间里散发着香草和安息香的味道，那是亚美尼亚熏香纸特有的香气。

雯卡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红棕色的长发完全被棉被遮住了。被子上反射出乳白色的光，那光来自飘雪的天空。我走近她，轻轻亲吻了她的脸颊，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好烫。在半睡半醒中，雯卡咕哝了几个字，眼睛一直没有睁开。我决定不叫醒她，走进浴室，想给她找片退烧药。医药箱里堆满了安眠药、镇静剂、止疼药等药物，但我没找到扑热息痛。

我走出房间，敲响了走廊尽头的房门。范妮·卜拉希米的脸庞出现在门口。我知道自己可以信任她。虽然自这学期开学以来，由于彼此学业繁重，我们很少见面，但她依然是个忠实的朋友。

“嘿，托马斯。”她边说边摘掉卡在鼻梁上的眼镜。

她穿着撕裂款牛仔裤和加大号的马海毛毛衣，踩着破旧的匡威鞋，烟熏眼妆几乎令她眼里的优雅与光亮消失殆尽。不过这妆容和她正在播放的治疗乐队（thecure）的唱片很搭。

“嘿，范妮，我需要你帮忙。”

我跟她讲了是怎么回事，问她有没有扑热息痛。就在她去帮我找药的时候，我打开了房间里的小煤气炉烧水。

“我给你找到了多利潘。”她走过来对我说。

“谢谢。你能给她沏点儿茶吗？”

“好的，交给我吧。我会多加糖，免得她脱水严重。”

我回到雯卡的房间。她睁开眼，坐起来靠在枕头上。

“把药吃了，”我递给她两片药说，“你烧得太厉害了。”

她神志依然清醒，但情况很糟糕。当我问她为什么打电话叫我过来时，她泣不成声。尽管发着烧，尽管面容憔悴、布满泪痕，她还是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一种难以名状的、空灵的、梦幻的气质，宛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民歌里的钢片琴声，纯净、清澈。

“托马斯……”她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了？”

“我就是个恶魔。”

“胡说。干吗这么说自己？”

她向床边桌欠了欠身，拿起一样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支钢笔，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根验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