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久，我便把这个只是作为消遣而获得的才能运用于实践了，我用它来为自己谋求精神自由——就像下面这样：“我的儿子菲利克斯，”我写道，“本月七日由于难忍的腹部绞痛不能前来上课，谨表歉意。英•克鲁尔。”或者：“由于牙床溃脓和右臂扭伤，我的儿子菲利克斯本月十日至十四日不得不卧床静养，很遗憾不能前来上课。顺致敬意。英•克鲁尔。”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到郊外无拘无束地度过一天或几天本应在学校度过的时光。我躺在飒飒作响的茂密的树木荫影下，任年轻的心陷入奇特的浮想联翩之中。有时，我藏在莱茵河畔的当年大主教居住的古堡的废墟中；有时，在冬天严寒的天气里，我会来到教父麦高特森的画室躲避一阵子，教父因为我的行为斥责了我，但从他的语调中可以听出，他对我这么做的动机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但是，也有不少次是我装病躺在床上——我上面已经解释过，这样做并不总是没有理由的。根据我的理论，任何没有确凿的事实作基础的蒙骗只能是赤裸裸的谎言，是愚蠢的和破绽百出的，任何人都能一眼看透。只有一种谎言有机会产生效果：这种谎言称不上是欺骗，只是还没有完全进入现实王国、获得切实特征、能够被估计到正确价值的活生生的想象力的产物。确实，我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除了平常小孩得的小病外，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然而某一天早晨，当我决心躺在床上装病，逃避麻烦和遭罪的一天时，我决不会只是对事实情况做一些简单粗糙的伪装。我既然已经有办法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压迫者束手无策，为什么还要去找这个麻烦呢？实际上，更高的事实在于由于我的想象力迸发所带来的紧张和沮丧几乎无法抵抗，变成了我真实的痛苦；再加上我担心有一天，他们会对我的伪装的基本事实产生怀疑，所以我需要不花费太多气力就足以让家人和家庭医生对我表现出同情和关注。
某一天，当对自由的需要和自己的精神对沉思的需要占据上风时，我开始制造病症，当然，我自己是惟一的观众。起床的最晚时间已经在睡梦中错过去了，楼下餐室里备妥的早点已经凉了，小城的那些傻乎乎的年轻人都在通向无聊的学校的路上了，每天的生活开始了，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开始反抗老师的过程了。我的此次行为大胆鲁莽，足以让我的心脏乱跳，面颊苍白。我注意到我的手指甲已经发青。那天早晨很冷，我只要把被子掀开，躺着放松一下——就已经造成了浑身颤抖和牙齿咯咯打颤的最令人信服的形象。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切都高度地说明了我的性格和性情。我总是非常敏感、易受感染，需要别人珍爱；我在一生中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自我强制的结果——是的，可以看作是高级别的精神成果。否则的话，当时或者以后，只通过身心的自发放松，我就不能造成如此令人信服的身体生病的印象，从而使周围的人对我如此亲切和关心了。粗鲁的人是无法非常逼真地装病的。不过，用高级材料制成的人——请原谅我再次说这个词语——尽管从来没有生病，也会同病态息息相通，并通过直觉来控制它的症状。
于是，我闭上双眼，然后又把它睁得最大，让它们看上去哀怨而悲伤。不用照镜子，我就知道自己的头发由于睡了一夜已经一缕缕地耷拉到前额，我的脸已经苍白。我还采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把面颊的肉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从里面吸到牙齿间，使两颊陷下去，这也使得下巴拉得老长，造成一种隔夜间消瘦下去的印象。鼻子不停地张大，眼角的肌肉频繁而痛苦的抽动，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我把洗脸盆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把指甲发青的手指放在胸口上，牙齿不时打着颤，然后等待着有人进来看我的时刻的到来。
这个时刻来得不会太早，我的父母喜欢睡懒觉，到大家发觉我没有离开家时，已经过去两三个小时了。这时，我的母亲才上楼来，进入房间，问我是不是病了。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目光晕眩，仿佛很难辨认出她是谁。接着我回答说，是的，我猜我一定是病了。她又问我哪儿不舒服。噢，我的头痛，骨头痛——“为什么我这样发冷？”我一边用麻木的双唇平板单调的声音困难地说着，一边在床上辗转反侧。母亲看上去很同情，不过我不相信她认为我的病非常严重；但由于她的情感压倒了理智，所以她不会让自己破坏这个游戏，而是参与进来，协助我来表演。“可怜的孩子！”她说着，把食指放在我的面颊上，难过地摇了摇头，“你不想吃点什么东西吗？”我则将下颌压到胸前，战栗着拒绝了。我的表演的坚定的连续性让她清醒起来，她吃惊地从游戏的娱乐中走出来，因为任何人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吃不喝，这完全超乎她的想象。她看着我，逐渐相信这是真实的。一旦她那审视的注意力将要达到这一点时，我总是用尽招数，让她迅速做出决断，以取得最大的效果。我吃力地在床上坐起来，用颤巍巍地把洗脸盆拉过来，弯下腰去，全身可怕地颤抖着、抽动着。看到这种极度痛苦的情景，恐怕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不受震动。“我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艰难地说着，从脸盆上抬起扭曲和消瘦的脸，说：“昨天夜里，都让我给排泄掉了。”然后，我又鼓起勇气，装出可怕的哽噎痉挛的样子，仿佛我再也不能呼吸了。于是，妈妈托起我的头，用焦急而急迫的口气反复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唤醒。“我派人去请杜星大夫来！”她哭喊着，跑了出去。虽然筋疲力尽了，但我却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的满足感，于是，我又躺到枕头上了。
在我冒险将此付诸实践之前，我把这样的场面想象了多少次，在头脑中对全部细节进行了多少次练习啊！我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不过，当我第一次应用于实践并获得了彻底成功后，我感觉自己像好像做了一场快乐的梦。这不是任何别人都能做的事情。有人可能梦想着去装病，但不一定能做得到。人们可能会想到，我真的得了可怕的病：如果我晕倒，或者流鼻血，或者如果我全身痉挛起来——那么，这个残酷而又冷漠的世界会多么突然地进入关心、同情和追悔莫及之中啊！不过，人的身体是强壮而有韧性的，当心灵长时间感受到同情和关心时，它是挺得住的，不会显露出那些令人震惊和明显的症状，让每一个人想象着自己在痛苦的状态中，并用劝诫的话语对世界的良知说话。但是我——我制造了这些病状，并且发挥了作用，仿佛我与这些病状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我已经改变了人的天性，实现了一个梦想。一个人如果能从虚无中、从对事物的单纯的内在认识和观察中——一句话，如果他能够把想象力和自己的个性结合起来——他一定能够理解我这种奇妙的、梦幻般的心满意足。我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从这项创造性的工作中得到了休息。
一个小时后，卫生督监杜星来了。自从那位给我接过生的梅库姆老大夫死后，他就成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杜星大夫个子高大，有点驼背，姿态笨拙，长着一头直挺挺的老鼠一样颜色的头发。他不时地用拇指和食指摩挲着长长的鼻子，或者搓搓他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这个人对我可能构成威胁，不过我认为不是因为他的专业能力，我相信他的医术有限——尽管事实上，那些致力于科学事业的天才学者，头脑简单，最容易蒙骗——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粗俗的圆滑劲儿，可能会看透我，而这是他及许多品德卑劣的人所特有的，他的全部本事也就体现在这上面。艾斯库累普的这个不肖子孙，虽然愚笨，但却又想往上爬，他通过人情关系、酒肉朋友和他人的关照被任命了官职。他经常去威斯巴登，谋求进一步的嘉奖和提升。这一点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在治疗时，他不是按到候诊室的先后顺序叫病人，而是首先给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病人看病，让普通患者坐在那里等。对于前面那些有一定势力的患者，他总是殷勤备至，百依百顺；而对后面那些无足轻重的病人，却态度粗暴，冷嘲热讽，经常表现出不相信他们的病痛的态度。我确信，只要他认为能够讨好他的上级或者在其他权势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其积极的追随者，他是不会阻止任何谎言、腐败或者贿赂的，因为这完全符合他的那种庸俗的讲求实际的精神，他正是靠着这种办法向上爬的。我那可怜的父亲本身地位可疑，然而作为纳税者和商人，也属于这座小城里有威望的人物，因此杜星医生自然希望能够和这样一个主顾搞好关系。这个卑鄙的人甚至喜欢腐败，为了抓住任何做坏事的机会，他找到了纵容我的欺骗行为的充足理由。每次，他进来后，坐在我的床边，用医生惯用的语言说道：“唉，唉，这是怎么了？”或者“我们这里怎么啦？”接下来就是这样的时刻：他用眨眼、微笑和不必要的停顿向我暗示在装病这个小游戏，也就是他通常愿意说的“厌学症”，表明我们俩是合作者。但我从来没有对他的努力做过丝毫的退让，不是出于我的小心谨慎，因为他可能不会背叛我，而是出于自尊及对他的蔑视。对于他想同我达成默契的努力，我只是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消沉和无助，两颊陷得更深，嘴唇更加松驰无力。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有必要就给他做出一副要呕吐的样子。看到这种坚持不理睬他世俗的智慧，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努力，依靠严格的专业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情况就有点困难，首先，因为他事实上非常愚蠢，其次我表现的临床症状不普通，特征不是很明显。他重重击打着我的胸部，对我的全身进行听诊，把一把汤勺柄插到我的咽喉里，量体温让我感到特别不适，最后，不管怎样总得有个结论。“只是有点晕眩，”他说，“不用担心，只是小病一桩。我们年轻朋友的脖子总愿意出这种问题。他必须静养，不要见客人，不要讲话，最好躺在阴暗的房间里。我会开个方子——来点咖啡因和柠檬酸没有坏处，这些都是最好的东西。”如果小城里恰恰有几个人得了流行性感冒，他就会说：“是流感，亲爱的夫人，而且还有消化系统并发症。这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得的病。呼吸道的炎症还不严重，但仍然有点。你注意到了吗，孩子？您还咳嗽，是不是？还有点发烧，今天可能还会再升高。脉搏明显加快，而且很不规律。”他无法想出更多的东西，只好开了一种药店里有的苦中带甜的滋补药酒。这种药酒，我并不反感，尤其是战斗取得了胜利后，再喝它觉着情绪非常镇定，浑身舒适无比，内心感到无比得意。
事实上，医生这一行业与其他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些庸庸碌碌的蠢才，都想看出不存在的东西，否定显而易见的东西。每一个未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如果他热爱并了解自己的身体，都有办法对付他们，利用艺术的秘密牵着他们的鼻子走。我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呼吸道炎症，因此我的表演中并没有把它包括进去。但是，我已经迫使这位医生放弃了“厌学症”的理论，所以，他不得不转而认为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最后，不得不要求我说嗓子有刺痒，扁桃体肿胀，其实这也像其他的一样不符合实际情况。至于说到体温上升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但从真正的临床症状来看，这个事实与他第一次的诊断是相违背的。医学科学告诉我们，发烧只能是血液通过某种器官或者其它器官被感染而引起的结果，而不存在通过肉体引起的发烧。这样说是荒唐可笑的。读者肯定也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即在卫生督监杜星给我检查时，从通常的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生病。但我高度兴奋，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意志力的表现上。我陶醉在发挥自我本性的表演的紧张状态中——为了不致于陷入可笑境地，这一表演必须设计精巧，不露破绽。为了把不存在的状况变成在我和他人眼中真实可信的状况，非常有必要让自己轮流进入紧张和放松的状态。所有这些影响都促使我的整个有机体的进程加快或提高，以致于医生确实能从其体温计上看到这种变化。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脉搏的跳动加快了。当这位卫生督监将头贴到我的胸前时，我闻到了他那干燥灰头发上散发出的动物气味时，我完全有能力让心脏感到激烈的反应，使其跳动速度加快，甚至出现不稳定的状态。至于我的胃，不管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杜星大夫每次都认为是受到了损伤，这确实是真的，我的这个器官自幼极为敏感脆弱，任何一点情绪的波动都会引起胃里上下翻腾，因此，在环境的压力下，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心悸，而是说自己胃里不舒服。医生知道这个现像，对此印象深刻。
于是，他给我开了一些酸味糖果或者那种苦中带甜的滋补药酒，在我的床边同我的母亲闲聊了一阵；而我松弛无力的嘴气喘吁吁地呼吸着，两只眼睛茫然地盯着天花板。我的父亲可能也会进来，避开我的目光，用尴尬忸怩的神态看看我。他是想借此机会向医生咨询一下痛风的问题。接着，留下我一个人度过这一天——也许两天或者三天——吃的伙食尽管很少（但我不介意，因为休息让食物的味道更可口），这样，我就可以平静而自由自在地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梦幻之中。如果麦片粥、烤面包片无法满足我这年轻的胃口，我就蹑手蹑脚地下床，打开小写字桌，取出储备的巧克力充饥，那里几乎总有许多巧克力。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巧克力呢？这是我以一种奇怪的、也堪称怪异的方式弄到手的。在我们的小城里的最繁华的商业街的街角上，有一家极好的熟食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威斯巴登一家公司的分店，是为满足上流社会的需求而开的，极有吸引力。每天上学时，我都要经过这个商店，有好几次，我拿着一块小硬币，走进这家商店，想买点便宜的甜食，比如水果糖或麦芽糖。可是，有一天，我走进店里，发现里面没人，既没有顾客，也没有售货员。商店在门上面的弹簧上安装了一个铃铛，当我进来时，铃铛响了，但是要么里面的房间没有人，要么店员没有听到铃声——我仍然一个人待在那里。开始时，空荡荡的环境让我感到意外和吃惊，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离奇感，但一会儿，我还是向四周观望，以前我还从来没有机会能这样不受限制地观察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店铺狭小，但天花板很高，从上到下堆着各种美味糖果。这里有一排排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火腿和香肠——白色、黄色、红色、黑色；肥的、瘦的、长的、短的－－还有成排的白铁桶和罐头、可可和茶叶、明亮透明的蜂蜜瓶、果酱瓶和蜜饯瓶、盛着利口酒和潘趣酒的细瓶子和粗瓶子——所有这些堆满了货架子，从地板一起堆到天花板上。在玻璃陈列柜里，盘子里盛着熏鲭鱼、七鳃鳗、比目鱼和鳗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这里，还陈列着装有意大利式色拉的大盘子。在冰块上摆着一条张开爪子的龙虾；被挤扁的小鳗鱼，在敞开的小盒子里发出金黄色的油亮光泽；精选的水果——花园的草莓和葡萄外形美观，像好像来自天国一样；一层层的沙丁鱼罐头，还有装有美味鱼子酱或鹅肝酱的白色平底罐；肥肥的鸡从上面的架子上耷拉着脑袋，一盘盘煮熟的肉、火腿、猪舌、牛肉、小牛肉、熏鲑鱼和鹅胸脯，旁边还放着细长的切肉的刀。除此之外，在大玻璃罩下，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奶酪，应有尽有：有红砖色的、乳白色的；有大理石花纹的和那种银箔上闪烁着诱人的金黄色的奶酪。在这里，还摆放着大量的朝鲜蓟菜，成捆的芦苇、块菌，以及用锡纸包的小肝肠——所有这些都堆了一大堆。在另外的桌子上摆放着装满高级饼干的敞口白铁桶，摆成十字型的香料点心，装满餐后甜点加水果糖的以及蜜饯水果的玻璃器皿。
我呆呆地站在这里，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品味着店铺里的醉人的气息以及从巧克力、熏鱼和块菌散发出的好闻的味道。我的脑海中思绪翻滚，想到了神话故事中孩子的天堂，想到了地下宝库，星期日之子可以进入那里，把口袋和靴子塞满宝石。看上去就像是做梦一样。日常的法律和无聊的规定都被废除了，人们可以在幸福的、不受限制的生活中放纵自己的欲望，放飞幻想。突然，有一种要让这个丰盈富裕的天堂完全为我所支配的强烈欲望向我袭来，使我感到全身都在蠢蠢欲动。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克制住自己，避免因为拥有这么多新东西和享有这么多的自由而欣喜若狂地叫喊出来。我对着静寂的四周，用非常大的声音说了句“日安”；我仍然记得这紧张的声音如何消失在这一片寂静之中。没有人回答。就在这时，口水从我的嘴里涌了出来，我没有声息地快速迈了一步，走到了满是货物的一个柜台旁边，伸手从一个挨得最近的大玻璃钵子里抓了一大把果仁糖，装到了大衣口袋里，走出了店门，一会儿，就绕到了街角。
毫无疑问，我的行为是一种卑劣的盗窃行为。我不会否认这种指控，我会撤退，不去面对任何对我使用这个邪恶字眼的人。但是这个字眼——这个可怜的、廉价的、被滥用的字眼是对生活美好含义的歪曲——是一回事，而现实的、原始的和绝对的行为是另一回事，永远闪烁着崭新和新奇的光芒。只有走出习惯和单纯的精神懒惰，我们才能够认为它们是一回事。事实上，这个通常被用来描述和定性行为的字眼，就好比一个永远打不到苍蝇的苍蝇板。而且，不论何时谈到行为这个问题，人们关心的既不是什么样的行为，也不是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行为（尽管后者更为重要），而只是唯一关心谁干的这些事。因此，不论我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错，首先是我的行为，不是汤姆的、迪克的或者哈利的行为：尽管在当前的法律之下，我不得不忍受把用来称呼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的名称强加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坚信自己是具有创造性力量的宠儿，是用优质材料制成的，因此总是企图反抗这种把我同其他人相提并论的做法。由于我没有接受过这种正规的思维训练，所以难免又偏离到纯抽象的讨论上，这样做也许不太适宜，还请读者原谅。但是我认为，我的职责是让读者尽可能理解我一生的特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好请读者及早放下这本书，不必再读下去了。
回到家里，我没有脱外套径直来到自己的房间，把带回来的宝藏摊在桌子上，察看了一番。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那儿——因为有多少次在梦境所得到了无价的东西，到第二天清晨醒来后却两手空空。想象一下，在检查这些糖果时我是多么地快乐！就像一个人在梦里发现了珠宝，第二天清晨醒来还能在自己的被子上确确实实找到它一样。这些糖果的品质极好，用锡纸包着，里面夹着甜液体和香奶酪；不过，让我陶醉的不只是它们的品质，更多的是因为我在梦境中获得的宝贝转化成了现实之物，这让我感到快乐无比——这一快乐太令人陶醉了，因此我无法不考虑条件允许的时候再次让它重现。不论如何解释——我认为，动脑筋去思考这些，不是我的任务——这家商店在中午的时候开着门，经常没有人，当我放学后背着书包经过商店门时，我会缓步走着，判断出里面是否有人。如果没人，我就会返回来，进去。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轻轻打开门，不让小铃铛响的方法。为了谨慎起见，我总是要说句“日安”，迅速抓起最近的东西，跑出去。我从来不贪得无厌，而是有节制地选择一些：一把糖果、一袋巧克力、一条蜂蜜点心——每样东西都有点。但是，伴随着这种伸手抓取生活甜蜜的梦一样的场景的，是我的整个人格的膨胀，这种本性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觉，还有我非常熟悉的思考和内心探索的一系列结果。
在这一点上——尽管不用把笔放在一边，停下来整理一下思路——各位不认识的读者，我将要进一步讲述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在之前的自白中已经提到过。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有的读者期望我用轻浮的口吻或者放肆的表达来讲述的话，那他一定会失望的。相反，为了保证讲述遵守道德性和表达准确，我会把判断力和清醒与我在这篇自白录的开头所保证的坦诚结合起来。我从来不理解人们对于低级趣味的污言秽语的乐此不疲，尽管这几乎是个通病，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口头的放肆行为是最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们最为廉价，不可能成为激情的借口。人们经常用戏谑的口吻谈论这些事，像好像正在谈论世界上最简单、最有趣的话题，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以一种轻浮放荡、无所谓的口吻来谈论这些事，就相当于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这个最重要的和最神秘的事物交给那些只会嘶鸣的乌合之众。不过，还是回到我的自白上来吧。
首先，我要声明，上面提到的事情很早就开始对我起作用，促使我去思考，塑造了我的奇思妙想——也就是说，在我为它找到任何合适的词语，或者在我能够进一步理解其本性和意义前很久，就开始对我起作用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把自己喜欢想象的强烈欲望和由此而得到的现实快乐，视为我自己的秘密和纯个人的东西，我认为，别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事实上，最好还是不要去谈论它。由于没有合适的方式描述它，所以我把所有我的这样的情感与幻想归纳到统一的标题下，即“最伟大的快乐”或“极大的乐趣”，并把它们作为无价的秘密珍藏在心底。由于这样一种警惕的保留，也由于我的孤独感，由于另外一种我即将谈到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一直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无知状态，而这种状态同我情感的活跃非常不协调。因为从我记事起，这种“极大的乐趣”就一直在我内心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事实上，它显然在我记事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在这一方面，小孩子是无知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不过，如果把他们的无知说成天使般的纯洁，毫无疑问，那也是一种经不起客观事实检验的情感迷恋。至少，对我来说，我根据无懈可击的信息来源得出了这个结论，甚至在奶娘的怀抱里时，我就已经表现出了最清晰的某种情感的迹象——这种传统在我看来始终是极为可信的，也说明了我本性中的热心和急不可待。
事实上，我追求情欲快乐的倾向达到了近乎奇迹的水平；直到今天，我仍然确信，它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水平。我很早就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猜测，然而我的猜测转变为确定的事实得益于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仍在奶娘怀抱中的我的早熟表现，正是这个人，我同她保持了数年之久的秘密关系。这个人就是我家的女佣人吉诺维瓦。她自幼来到我家，我十六岁那年，她已三十出头。她是一位上士的女儿，很早就被许配给一位法兰克福至尼德拉恩施泰因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站长。她非常懂得生活中的文雅习俗，尽管做的是收拾家务的辛勤工作，但是她的地位实际上介乎于侍女与小姐之间。由于缺少钱财，她的婚事遥遥无期。这种漫长的等待对于这个可怜的姑娘来说，确实是一项真正艰难的事情。她是一个发育良好的金发女郎，长着一双活泼可爱的绿眼睛，行为方式有点矫揉造作。尽管她从来没有因不想虚度年华而放纵自己，去屈就那些来自下等阶层的人——士兵、工人或者类似的人——因为她不愿将自己降为普通的平民，并且厌恶他们的语言和身上散发的气味。但是，同主人家的儿子交往与此不同，随着他的成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而且在她看来，满足他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主人家应尽的一项义务，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不需要再说细节——这段插曲稀疏平常，也不会引起有教养的读者的兴趣。
一天晚上，我的教父麦高特森到我家吃晚饭，一晚上都在进行化妆。当我上床睡觉时，事情发生了——非常像是她设计好的——我在我的阁楼小屋门口遇到了她。我们停下来，交谈起来，接着一步步走进我的房间，那晚我们完全相互占有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的情绪：在化装表演结束之后常常向我袭来的忧伤、空虚和无聊感再次控制了我的情绪，我感到特别沮丧——只是这时比平常更为严重。重新穿起平常的服装之后，我有一种想把它撕碎的冲动——但我并没有想要到睡眠中去摆脱痛苦的欲望。在我看来，只有在吉诺维瓦的怀抱中才能得到抚慰——是的，说实话，我觉得，只有同她亲密无间的结合，我才能继续我的色彩斑斓的晚间消遣，并达到完美的境地，也可以说是我穿上教父各式服装遨游一番后所要达到的正常目的！不管怎么说，至少我在吉诺维瓦丰腴白皙的胸怀中得到了无法想象的、精神上满足的快乐，是无法用笔墨加以描述的。在这快乐中，我喊叫着，感觉自己像是升入了天堂。我的欲望并不是自私的天性：因为这是吉诺维瓦表现出的相互的快乐才点燃起来的。
当然，这里不存在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我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但之后，直到现在，我都坚信她在我这里所得到的性爱的享乐要比从普通人那里加倍的强烈和甜蜜。不过，如果有人根据我的这一不同寻常的天赋就得出结论说，我已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和色狼，那对我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我的坎坷而又充满危险的一生向我的精力提出了重大的要求——我不得不注意不要让自己精疲力竭。我已经观察到，有些人把性爱这种事看成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然后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轻易撒手离开。至于我，从事这种活动时却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以致于起身离开时精力已消耗殆尽了。事实上，我常常有纵欲的情况，因为身体虚弱，我的多情的需求非常容易得到满足。不过，总的来说，我的性格还是果敢严肃的，在令人筋疲力尽的恣情纵欲过后，很快就能恢复到必要而健康的有节制的生活中。而且，单纯的肉体满足只能是我孩童时期本能地称之为“极大的乐趣”中较为粗俗的部分，它会通过使我们得到彻底的满足而使我们变得虚弱不堪，会使我们变成热爱这个世界阴暗面的人，因为它一方面剥夺了这个世界的风采与魅力，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丧失了魅力，因为只有那些有欲望的人才是可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人就失去了魅力。就我来说，我知道许多种比这种粗野的行为更美好、更聪明的满足欲望的方式，因为这种粗野的行为毕竟只能使欲望得到一种有限的、虚假的满足。我确信，只注重粗野享乐的人，其行为只能直接指向一定的目标。我所追求的始终是更为广阔的、更为远大和全面的幸福，是在其他人不去寻求的地方得到了最为甜蜜的的满足。它们从来不是非常专一地局限或集中在某一方面——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我天生聪慧，但却能在这么长时间内，事实上可以说一生都保持着一个孩童和梦幻者的无知和无意识。
我相信到这里，我一直没有突破礼仪的规范，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主题，大踏步地向前赶，转向悲惨的时刻，这时，我结束了在父母荫蔽下的生活，开始了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我的姐姐奥林匹娅同驻扎在美因茨的番号88的第二拿骚团的少尉戴柏尔订婚的情况。订婚仪式规模宏大，但却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后来，由于环境的压力，他们又解除了婚约，我的姐姐——在我们的家庭遭到不幸之后——就转到舞台上谋生去了。戴柏尔是一个病恹恹的、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人，是我们家宴的常客。跳舞、玩挨罚游戏、喝“伯恩卡斯特医生”酒以及我家的女人们有意慷慨大方地向他所作的种种表示，让他疯狂地爱上了奥林匹娅。他怀着性格不坚强的人那种色欲，也可能对我家的地位和景况有着过高的估计，一天晚上，他双膝跪倒在地，急不可待地哭述着表达了求婚的意愿。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奥林匹娅怎么有脸接受他，毫无疑问，后来我的母亲告诉了她我们家的真实状况。但是也可能是她认为这是找到避难所的最好时机，不论这个避难所如何脆弱，也可以逃避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她甚至还想到和军队里的一个军官订婚，不管前途怎样，可能会延缓这场灾难的到来。我那可怜的父亲表示同意，但有点尴尬，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当我家把这件大事向在场的客人宣布后，人们高兴得多次欢呼起来，并且——用他们的话来说——用“罗莱特酿”葡萄酒给他“行洗礼”。从这时起，戴柏尔少尉差不多每天都从美因茨来到我家，由于持续不断地发泄他的病态欲望，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一旦这一对未婚情人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呆上一段时间，我闯进这间房子就会发现，他看上去无精打采，简直是彻底垮掉了。我相信，对他来说，此后不久所发生的变化无疑是真正值得庆幸的好运气。
至于我，几周来一直让我念念不忘主要是我的姐姐因出嫁将要进行的姓的更改，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让我对她羡慕之极。这么长时间来，她一直叫奥林匹娅•克鲁尔，将来就可以被称呼为奥林匹娅•戴柏尔——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神奇的魅力。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用同一个名字在信件和文书上签字，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厌倦的事啊！最后，手臂也会因愤怒和厌恶而麻木——能用一个新名字出现在他人面前，同他人交往，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快、使人振奋的事啊！在我看来，女性对男人的一大优越之处在于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更换姓氏的可能性——而受法律限制，男性是没有机会更改姓氏的。当然，我本人向来不愿过大多数中产阶级过的那种没有生气、受保护的生活，常常违背那种既不能保障我的安全又让我厌恶的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中的禁令，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这么说，我表现出了极好的创造才能。我的一生中第一次，把我出生以来使用的名字像又脏又破的衣服一样扔掉，选择另外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无论是在雅致还是在发音的悦耳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戴柏尔少尉的名字。
在我的姐姐还处于订婚阶段时，厄运已经开始降临了，毁灭——表达得诗意一点的话——已经在用它那强有力的手腕敲我们的大门了。那些关于我可怜的父亲的经济景况的恶意中伤的谣言，我们所遭受的各式各样的故意的回避，关于我家内部事物的闲谈——所有这些都被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残酷地验证了，这让那些幸灾乐祸的预言者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消费者越来越拒绝我厂生产的葡萄酒，进一步降低价格不能改善产品质量；我那善良的教父违背良心所创作的具有吸引力的广告也无法阻止这场灾难，在我18岁的那年春季，灾难终于降临到我可怜的的父亲的头上了。
当时，我当然缺乏任何经营方面的知识——直到现在，由于我自己的职业建立在想象和自律的基础上，没有进行过经商方面的训练，在这方面仍然懂得不多。因此，我不会尝试着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话题，不想讲述“特级罗莱”葡萄酒厂不幸的遭遇来增加读者负担。不过，我还是想叙述一下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对可怜的父亲发自内心的怜悯。他越来越多地陷入忧郁状态中，一句话也不说，坐在房子的某个地方，低着头，用右手指轻柔地抚摸着腹部，不停地、快速地眨着眼睛。他经常前往美因茨，可能是为了筹措一点资金，然而总是神情沮丧地回来，用一块细麻纱手帕拭干上额和双眼。我们仍然在别墅里举行晚间的聚会，他颈系餐巾，手中握着酒杯，坐在首席上主持宴会，客人围在周围。只有在这时，才能在他身上看到昔日那种惬意的情绪。然而，在一次这样的晚会过程中，可怜的父亲和那位犹太银行家——也就是那个满身黑煤玉似的女人的丈夫之间，发生了一次最不愉快的争执。就像我之后知道的，这个人就是那样一些铁面无情的强取豪夺者之一，每当有工商业家陷了困境、丧失生计时，这些人就趁机诱惑他们落网。之后不久，严峻而不祥的一天终于来临了——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天令我惊醒，催我振奋——这一天，公司的各生产车间和办公室都被关闭了，一群横眉冷眼、咬牙切齿的男人来到我家，查封了我们的财物。在法庭上，我的可怜的父亲用经过精选的词语宣告自己的破产，然后签上了他那幼稚和花哨的名字——这个名字我可以模仿得十分逼真——这样，破产诉讼案正式开始了。
我家的这一丑闻在小城里闹得满城风雨，因此在这一天我没有去上学——说到这里，我得说要想完成我的课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丝毫的努力去隐藏自己对这个机构的专制和单调的反感；其次，因为我家声名狼藉和最终的解体使得教师们对我充满了憎恶与蔑视。在我的可怜的父亲破产之后，也就是今年的复活节之际，学校拒绝给我结业证书，给我提供了两条路进行选择：要么继续忍受与我的年龄已不相称的受管教的痛苦；要么离开学校，放弃拿到毕业证后可享受到的权利。我高兴地意识到我的天性足以弥补这点小小的损失，所以选择了后者。
我家的这次破产是全面彻底的。很清楚，我的可怜的父亲之所以把这场灾难推迟了这么长时间，并且深深陷入高利贷者的罗网，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灾难的到来，将使他成为乞丐。所有的一切都被折价处理了：库存货物（但是又有谁肯出钱买像我父亲的葡萄酒这样声名狼藉的产品？），不动产——即酒窖和别墅——当然连同相当于这些财产价值三分之二的不动产负债以及数年来一直未偿付的利息；花园里的陶瓷小人、菌类和动物石雕——是的，玻璃球和风鸣琴也都走上了这条悲惨的道路。房子内部被洗劫一空，失去了魅力：纺车、鸭绒靠垫、玻璃盒和嗅盐瓶都被拿去公开拍卖掉了，甚至窗户边上的长戟和玻璃珠穿成的门帘也未能幸免。如果说通风设备上的那个小装置原封未动，每当开门时仍然以悠扬动听的声音奏着《酒，女人，歌曲》，那只是因为它没有引起合法拥有者的注意而已。
不过，开始时，还不能说我的可怜的父亲看上去已经垮掉了。他对自己这些他无法收拾的事务还控制在善良人手中，甚至表现出了某种满意的情绪。购买我家财产的那个银行发了善心，允许我们光秃秃的别墅里暂且栖身，这样，我们的头顶上总算还有一片瓦可以遮风蔽雨。由于我的父亲生性随和、乐观善良，所以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周围的朋友会残忍地将他拒之门外。他如此天真，甚至去当地一家公司毛遂自荐当经理。他的建议遭到了粗鲁地拒绝，他又尝试了几次，希望能够重新站稳脚跟——如果他成功了，无疑他会再次大摆宴席，重放烟花。但是，当一切都失败后，最后，他终于认清了现实。可能他认为自己挡住了其他人的路，没有他也许我们会有更好的前程，于是，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宣布破产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五个月，秋天到了。自复活节以来，我就没有返回学校，享受着暂时的自由和没有希望的生活。我的母亲、姐姐奥林匹娅和我都聚集在那间空荡荡的餐厅里，等待一家之主出现，吃清汤寡水的午餐。可是，当我们喝完了汤，他仍然没有出现，我们让父亲最疼爱的奥林匹娅去叫他来吃饭。她走了大约三分钟，我们听到她不停地连声喊叫着，跑着喊着到了楼下，然后又跑上楼来。我出了一身冷汗，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走进父亲的房间。他躺在地板上，衣服敞开着，一只手放在圆圆的肚皮上，身边有一个锃亮的危险家伙，他就是用它击中了自己的心脏。女佣人吉诺维瓦同我一起把他抬到沙发上，然后她跑去找医生；我的姐姐奥林匹娅仍在屋子里穿梭着，喊叫着；我母亲极其恐惧，不敢从餐室里出来；我站在自己的生身父亲的正在变冷的尸体旁，捂着双眼，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注释】
沃韦（vevey），瑞士西部一城市，在洛桑附近。
法语，依次表示：“那”、“好极了”“太完美了”“在我看来”的意思。
星期天出生的孩子，被称为星期日之子，在德国被认为是幸运儿。
作者“托马斯·曼”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