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本来也不是什么军事天才，他拥有的，只是丰富的经验。但他的经验没办法让他猜到辽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是能让他清楚的意识到，他和小皇帝赵煦的关系，将再度变得微妙——赵煦一旦觉得北伐进展顺利，他对石越的依赖，就再度降低了。
果然，石越和赵煦的关系，几乎是在迅速的冷淡下去。
谈不上过河拆桥，北伐还没有尘埃落定，赵煦还要维持和石越的关系，以便不时之需。但是在某些事情上，赵煦觉得已经没必要再纵容石越，比如门下后省新制下朝议之事，赵煦便直接决定留中，他再度借口北伐进行到关键阶段，拖延对此事的讨论。
但石越却不依不挠，照旧不断的上奏章给赵煦施加压力。
这并非石越不愿意妥协或者不识好歹，而是他已经看透，他和小皇帝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甚至说在私人感情方面，两人之间还是有点互相欣赏的。但是，他们有各自的政治利益，所以，不管他怎么做，他们之间的实质关系也不会变好，同时，他们之间的表面关系也不会变坏——他和小皇帝之间，是真正的结构性矛盾，新君与前朝宰相之间，是不可能水乳交融的。赵煦受制于种种原因，必须对石越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尊重，在有求于他的时候，还会特别热情，但只要有一点点机会，赵煦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削弱石越，降低他的影响力。
回朝之后的石越，已经很快适应了这种全新的君臣关系，因此，他毫不在意的持续向赵煦施压，这显然不会让赵煦感到高兴，二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很微妙。
而与此同时，章惇开始大举进兵，他下令云翼军、威远军、骁胜军、铁林军、宣武一军、环州义勇、雄武一军、神卫第十营、第二十营诸军自雄州、保州两道并进，前往涿州集结，并将手里能抽调的所有火炮与炮手全部补充进神卫第十营与第二十营，只在雄州留下镇北军、重建的拱圣军、神射军残部以及河北诸镇厢军、巡检驻守，保护粮仓。
得知这一消息后，石越立即请求赵煦下诏给章惇、田烈武，严令其不得轻率冒进，提醒二人从雄州到析津府有一段漫长的距离，即便有涿州做为中间的支撑，也同样需要特别注意防护粮道，建议他至少分出两支精锐骑军驻守涿易，保护侧翼。
但许将却认为大军在外，利在速战，辽人自熙宁以来刻意经营析津府，这座北国名城本就难以攻克，应该利用耶律冲哥大军不及回师的时间，打一个时间差，集中兵力争取迅速攻克该城，完成对整个山前地区的控制，否则，一旦耶律冲哥率军回师，北伐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对宋朝的财政极为不利。他用石越的话来反驳石越，要求给章惇自由裁量之权，朝廷不宜随便指手划脚，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
许将的担忧不无道理，朝中大部分宰臣也因为财政原因，赞同冒一些“有限的风险”。赵煦也希望北伐能速战速胜，质疑石越是否过于保守。
但石越坚决反对章惇在攻克涿州后突然改变策略，由之前的稳打稳扎，变得急功冒进，认为不应该轻易受到耶律冲哥或者涿州之战结果的影响。他同意尊重章惇的指挥权，但要求章惇向朝廷详细解释他做此决策的真实原因。
不说石越左丞相的身份，仅仅是他的履历，就足以令他对北伐的策略拥有旁人无法置疑的话语权，赵煦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下旨，询问章惇原因。
使者在汴京与涿州之间不分昼夜的接力疾驰，传递信息。
因为从河北到辽国的南京道，都有非常出色的官道驿传系统，这也让汴京和幽蓟宣抚使司之间的沟通变得顺畅不少，中午颁下的旨意，最快在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章惇的回复。
章惇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他根据在山前地区活动的探马收集的情报判断，自河北败退后，辽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权力更迭，耶律信已被罢守东京道，高丽军队之所以遭遇大败，就是因为他们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遇到了耶律信这样的名将。而且燕地还有传说，称辽主自南征失败后，面对内忧外患，意气消沉，已经返回中京。此时辽主在中京，耶律信在东京道，耶律冲哥则仍在西京收拾残局，在南京道主持大局的，是外戚萧岚。章惇认为这是上天庇佑，是送给大宋的机会，天予弗取，必受其咎。故此，他决定趁辽主重新振作、耶律冲哥回师之前，聚集最精锐的力量，迅速的攻下析津府，抵定大局。
对于北伐，章惇也有自己的理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持久战，认为屯聚大军于幽州坚城之下，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根本不是什么万全之策。从雄州到幽州城漫长的补给线，他在涿、易之间部署再多的军队，也难策万全，被动的防守没有出路，就算建起甬道也不能让粮道绝对安全，辽军甚至可以绕过涿、易，攻到宋朝境内的保州、定州。这是天然的劣势，不可能因为外力而扭转，解决办法只有三个，要么进攻的宋军在兵力上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要么调动精锐骑兵主动出击，率先找到正隐藏在某地等待机会的辽军骑兵，或者设计将其引诱出来决战，彻底破坏辽军的机动力；要么就是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谋求迅速攻克幽州城。
章惇认为前两个办法要么不现实，要么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而第三个办法，在火炮出现后变得有可能实现，因此，这本来也是他早就在暗中谋划的方案，并非临时改变方略。他宣称他的战法，完全符合兵法“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精神，并且反问宋廷，反正要冒险，为何不选择对宋朝来说利益最大的冒险呢？
章惇的解释成功的说服了汴京君臣，自赵煦以下，人人都大受鼓舞，众人几乎一致认为，现在的局面，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石越原本对章惇的情报来源仍有怀疑，但他还没来得及提出质疑，韩忠彦便已经将他“料事如神”，早已经猜到辽国在南京道主事的可能是萧岚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虽然帮石越挽回了面子，但是，也让他再也无法针对章惇情报的准确性进行质疑了。不管章惇的情报是否准确，他的结论和你的推测是一样的，那质疑还有何意义呢？
最后，石越只能无力的提醒，萧岚也并非昏聩之人。
但这种话毫无价值，即使是石越也得承认，相比面对两耶律或者辽主，萧岚已经算是最好的对手了。
这样的结果，也让赵煦非常的畅意。形势愈来愈对北伐有利，也让赵煦对石越愈发的不满，尤其是得知石越早就猜到是萧岚在主持辽国南京道的战事之后，他更加觉得石越过于谨小慎微了。庞天寿早先也曾告诉过他陈元凤对石越的评价——“善应逆境而不善应顺境，善居卑位而不善居高位”，此时的赵煦，非常认可石越这位“布衣之交”对他的评价。赵煦内心深处也同意，如果要将大宋从棘手的困境之中带出来，普天之下，舍石越不做第二人想，但是，如果是要带领强盛的大宋，走向更加辉煌的时代，石越也许就不再是那个合适的人选。
赵煦并没有想过，他父亲留给他的这位左丞相，其实同样也想将大宋朝带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只不过，他们心中所幻想的那个美好而辉煌的未来，有着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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