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韩忠彦对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的田烈武，也很有好感。他们只是担心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而且担心田烈武资序太低，不足以服众，于是询问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等人意见，果然如章惇所说，四人异口同声的夸赞田烈武。而实际上的内侍监军李舜举，虽然委婉的替王厚说了几句好话，但他对田烈武也很有好感，身为内侍，更不可能故意违逆皇帝，只能两不相帮。
结果，从汴京到河北，唯一对此事坚决反对的，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一个人。
吕大防也并不是多支持王厚，在他看来，将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不管怎么说，王厚都可以说是无能，他对田烈武同样也有好感，但是，吕大防是非常理性的人，他坚持反对以田烈武取代王厚的理由，正是因为田烈武的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
而且，吕大防虽然是旧党，但他根本不认为河北闹出的那种事算什么。在他看来，选择了战争，就不要指望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无数的百姓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同时，也总有人会趁机发国难财，而国家，也一定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乃至于欠上巨额的债务……不管什么样的战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假装这些不会发生，不是无知，就是虚伪。天底下，没有美好的战争，也无所谓正义的战争，只有值不值得的战争。
他身为旧党的领袖，支持了北伐，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切。因为，他相信，只要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以，在这件事上，他瞧不起范纯仁，也看不起韩忠彦，更不用提许将、李清臣了。
然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他是没办法公开说出来的。尤其是他身为旧党领袖，这些话和旧党的价值观，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只要被人稍微断章取义曲解一下，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吕大防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他只能用“临阵换将、兵家大忌”这个理由来反对。
他几次三番当着皇帝的面说，他原本并不支持王厚的方略，直到现在，他也认为唐康的策略才是对的，但是，朝廷既然决定了采用王厚的战略，就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而轻易动摇。
但这又怎么可能说服皇帝呢？
前线将帅不和，既然换一个田烈武就能让将帅同心同德，那又何必固守什么“临阵换将、兵家大忌”的说法呢？自古以来，临阵换将而收到奇效的正面事例，也多得很。
孤掌难鸣的吕大防，根本无法阻止事情按着章惇的剧本演变。
就在二月八日这一天，宣仁太后的丧礼刚刚结束，汴京的勾栏瓦舍重新开业争夺顾客之时，崇政殿内，赵煦也在两份诏书上，亲自盖上了自己的玺印，然后心满意足的看着内侍将它们送往政事堂与枢密院。
很快，政事堂和枢密使的范纯仁与韩忠彦，也分别在诏书上副署签押，交由堂吏送往门下后省，当值的给事中们没有半点犹豫，也在诏令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拖延，召王厚回朝，以及任命田烈武为幽蓟宣抚右使的两份诏书，被使者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河北。
两天后，二月十日，在雄州接到诏书的两位当事人都是一脸愕然。
正在视察存放军粮的要寨修筑工程的王厚，在听完自己罢幽蓟宣抚右使，回朝仍担任枢密副使的诏书后，平静的交出了自己的印信，当天就带着亲随踏上了返回汴京的归程。而正在督促云骑军训练的田烈武接到诏书后，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半晌之后，才抛开向自己道贺的部将，回到营中，上表恳辞，坚拒此任。
但他的奏章还没写完，就被章惇闯进他行辕打断。章惇拿起他未写完的奏章看了一眼，随手就撕成了碎片。
章惇盯着田烈武，厉声质问：“北伐大计已定，大军徘徊月余，未出界河一步，徒为契丹所笑。今朝廷罢德安公，以河北数十万大军付郡侯之手，欲与契丹决战，郡侯不思进取之策以报朝廷，反作揖拱之态，此郡侯为国家大将之道乎？！”
就在田烈武愣神之间，章惇又大声说道：“事以至此，郡侯以为德安公仍可复为右使么？郡侯愿受诏令，某当与郡侯同心同德，为朝廷北取幽蓟，立此不世之功；若不愿受诏，某为左使，郡侯为右使，郡侯奉某命令，为国驱使即可，是非功罪，某一身担之，与郡侯无干。何必反复逊让，徒误军机？”
见田烈武稍有意动，章惇又说道：“纵使郡侯让来让去，朝廷诸公议来议去，除了郡侯受些虚名，于国家又有何益？北伐势在必行，石相公不愿领兵，德安公不可能复回河北，试问郡侯，今日大宋，除此二人，还有何人可居此任？最后不过是贻误军机，让将士白白送命，百姓多受苦难而已。”
章惇的这番难，是田烈武无法回答的。
他默然良久，终于向章惇低头拱手：“末将才具实不堪此任，愿听大参调遣，惟愿大参以国家为先，莫负陛下之托。”
章惇上前一步，扶起田烈武，一手指天，肃声回道：“我章惇指天为誓，必不负陛下、朝廷、郡侯之信任！”
说完，他挽着田烈武的手，一道走出行辕，大声下令：“传令，召蔡元长、陈履善、唐康时，速至雄州，后日此时，在此共议北伐之策！”
作者“阿越”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