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才暗中支持西夏的复兴，才大规模的封建南海诸侯……
再加上受宋朝影响日深的大理、高丽、交趾，他构想的“文明圈”已然初见雏形，如果这幅地图上能添上北方的辽国，那么，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如果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思考，辽国的存续，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辽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要不解体，它就强大得足以让宋朝感到威胁，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它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又让它再怎么样努力，也很难有能力对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胁；它对游牧民族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且被其视为自己人，但同时，其国内数量众多的汉人，又让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绝不至于脱离诸夏，彻底沦为蛮夷……换言之，现在的辽国，比起西窜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设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国家。如果不持续的对西夏施加影响，西夏是可能异化的，但辽国却不可能——只要辽国不失去燕云！
只要有燕地汉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担心辽国不受宋朝文化的影响。
那是一座天然的、稳固的桥梁！
从河间到大名府的这段路程，许多的问题，石越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确确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对宋军北伐的真正原因！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想出来的理由，也许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将辽国视为他构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辽国灭亡，甚至不希望辽国失去燕云，对石越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宋辽关系。
当原本隐隐绰绰的东西变得清晰之后，一部分的决定，亦随之变得简单。
比如对于北伐的态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但是，正当石越下定最后的决心，回汴京后要尽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时，折克行自蔚州突围的消息传来——这让石越意识到，即使是他，也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北伐。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绝不会转而支持北伐，甚至如潘照临所期望的那样，试图去争夺北伐的指挥权，哪怕这样的确会有利于他控制战争的走向。
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正如石越若在心里面反对北伐，那么他哪怕多想继续做宰相，也不会为此改变立场；同样的，他也绝不会去谋取一场他不想赢的战争的指挥权。
虽然率领宋军打赢了几场战争，但石越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操纵战争的胜负的程度。辽军虽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随意捏拿的软柿子。如果选择了战争，就必须竭力全力争取战胜——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称心如意。
如果石越继续担任宋军的主帅，他绝不会故意去求一个平局或者什么，如果他抱着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军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但石越毕竟也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却不可能不知道厉害。战争之中，最忌讳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军迫于实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罢了，但若主帅想要求和，下面的统兵将校与士兵却想要锐意进取，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至于故意去输掉这场战争，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且不说宋军真的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必有利于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问自己的内心也尚未“强大”到那样的地步。为了这样的原因，亲自让成千上万信赖他的宋军将士去送死？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宁可承受挫折，选择更艰难的道路。
不想赢，也不愿意输，更加不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操纵战争的结果……世事有时就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就会面对如此处境——无论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亦会不同。
这一次，石越的决定是，如果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办法，那就不妨先退出这一局，让别人来试试。一个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顺利，能够发展到现在，石越已经感到满意，这个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暂且避其锋芒，先在其余的地方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回过头，也许会发现，那时候有更好的机会。
这不算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但是，却不失为明智。
石越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有时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但面对潘照临的质问，他的理由，却没办法诉之于口。
难道要告诉潘照临，他那个“文明圈”的理想么？即使是潘照临这样的才智之士，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王安石，时机合适的话，石越也许还相信对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认同自己，司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多半会觉得他太不务实，因此绝不会认同他，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的萧佑丹未死的话，也许有机会成为石越的盟友……
但可惜的是，石越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理解他的三个人，全都去世了。
活着的人中，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认同他——桑充国应当会认同自己，但石越却永远不会对他说这些。因为他担心桑充国可能会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那样的话，自己之前、现在、以后，一切对西夏、辽国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国策，都可能被人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审查。石越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潘照临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视着石越。
石越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潘照临的质问，只是委婉的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苏子由罢参政的消息后，某便已经上表，向皇上举荐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怔了一下，便立即反应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这是担心皇上有猜忌之意么？”
“和先生说话，便可少了许多顾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说道：“苏子由这个时候罢参政出外，弦外之音，某还是听得懂的。虽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为工部尚书，听说某也将进位左丞相，然而，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况且，某回到汴京后，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那却未必……”潘照临皱眉说道。
石越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继续说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为首相，却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还象个人臣的样子么？就算皇上不让我去，我也一定要去，这个道理，先生应当是明白的。”
潘照临亦不由默然。的确如石越所说，若他是首相却不出任山陵使，一定会被人讥为贪恋权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这个时代，这就是事实，并非别人冤枉他。不过，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那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让右相范纯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提这种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石越又笑道：“况且，先生也应当知道我为何要在此时向皇上荐举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话。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大封赏刚过，此时的“举荐”，必然是说给宣台诸谟臣推荐新的差遣官职，这等于是石越主动解散了宣抚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没有任何贪恋兵权的野心，同时也是在试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会故意给每个谟臣都推荐一个美官要职，这既是犒赏跟自己辛苦几个月的一众谟臣，也是在进一步试探小皇帝的态度。
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我向皇上推荐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选司郎中，游景叔为尚书省左司郎中，何莲舫兼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训练检阅使，范仲麟为扬州知州，高世亮为广信军知军，黄裳为舞阳县知县，何去非为枢密院编修所计议官……”
哪怕是事先有所预料，潘照临还是略有些惊讶，他望着石越：“皇上都答应了么？”
石越点了点头，苦笑道：“不错，全部照准。”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意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见潘临照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熙宁以来，宋朝进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间，其实都是有共识的。主张变法的新党自不用说，旧党其实也同样想要变革，所谓的“旧党”，本身就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传承下来的，旧党反对的只是新党的变法，他们与新党，只是在变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着极大的争议。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新党主要是接续古文经学派的遗绪，旧党则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传承，儒家这两大学派从西汉斗到宋朝，虽然早已经不再泾渭分明，许多人都以为在宋朝已然没有今古文之争，但这持续千年的斗争，仍然在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着宋朝的士大夫们。因此，新党与旧党之间，对于变法，从思想根源上，就存在着冲突。但是，三冗的问题，财政的困局，对外的不振，无论新党、旧党，都是想要改变的。需要变革的共识，在士大夫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这个共识，也是同样普遍存在的。
有了这两个前提，石越便有发挥的空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妥善的处理与两党的人际关系，身段柔软一些，用上一些权谋，再加上一些运气，虽然并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成功了。
但二十四年后，石越指出来的这些问题，想要推动改革，却要困难得多。
即使在士大夫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连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发现这些问题的，遑论他人？
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可以预见，士大夫中间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变革，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哪怕是所谓的“石党”，石党之所以为“石党”，是因为他们认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认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两件事情，也许还会因为石越的个人威望习惯性的支持，多了的话，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党了。
但这些事情，却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没希望的事，石越也不会有所遗憾。
在绍圣七年，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成熟的时机，却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种的土壤。
比如政党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对于党派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朝中党派的存在，也已经半公开化。而三党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够构建出一种合适的理论，就可能推动政党政治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又比如法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任法”的现实，而且都对繁杂混乱的众多法令感到不满，如果石越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解决法令混乱繁杂的名义，亲自主持修订一部法典，也不是没有可能来一次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静悄悄的大变革。无疑，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足够多的人材，靠着石越一个人，是编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时机，合适的外部环境，以及想办法得到一些重量级宰执大臣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但却不是没有可能。
而所有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够做成，其影响都将无法估量。
虽然潘照临的认识不可能这么清晰、深刻，但如他这样聪明的人，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只是凭着直觉，他就已经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响，都可能不逊于收复燕云！
一念及此，潘照临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相公识见绝人，吾不如也。”
说完，又意味深长的说道：“相公说的这些事情，我虽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万代之事。但其实这些事情，若相公统兵北伐，收复燕云之后，仍可做得。”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视潘照临：“不论我是否统兵北伐，先生真的以为北伐成功之后，我还能做得几年宰相？”
潘照临不由又是一阵沉默，他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说道：“其实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决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难再有机会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复了燕云，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北面的局势不会就此平静下来，而且连年大战，就算无事，也该休养生息一阵，这段时间，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转眼之间，又是十余年，十余年后，我岂能还在两府？”
潘照临看着石越，心中头一次这么犹豫难决，他很想趁此机会，向石越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计划，但是，看着石越，再三犹疑，却到底没有开口。
石越并不知道潘照临在想什么，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纵然做不成，有点遗憾，也没什么要紧。这种事，便如同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总会想着帮子女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谁又说得清，这于子女，究竟是福是祸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这二十余年，算是勉强做好了这二十余年内该做的事，来不及做的事情，便当相信后继者自有其智慧。若没有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两件事，亦没什么意义。”
“而且，在我看来，朝廷这次北伐，恐怕未必会如想象的顺利。如今劝谏皇上不要北伐已是无用，但等到辽国再打上几仗，久战无功之后，再劝谏皇上，便能听得进去了，顺便也能让辽人再吃点苦头，正是一举两得。到时候，若我还在两府，便与范尧夫一道，再花个三五年时间，为国家好好的选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经营一个更好的局势，然后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离开汴京了。我已经写信给唐甘南，托他帮我在杭州觅一处宅院，到时便可举家南迁，在杭州继续做我入仕前的事业，著书立说。”
“如我方才所说的事情，其实不做宰相，也同样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迁之后，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许能够为士大夫治天下与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适用的理据……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说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亦不必太过执着，我与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如今也算功业粗就，虽不能称尽善尽美，也足以无愧于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几位娇妻，再生几个子女，尽享天伦？人生如朝露，又何须自苦如此？”
潘照临没料到石越竟然会劝他功成身退，学陈良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一时间不由愕然，过了好一会，才哑笑失笑，摇头笑道：“陈子柔大智若愚，其实比我要聪明得多。不过人各有志，他那样的日子，我终是学不来的。”
话已至此，潘照临也知道他这次来见石越的目的已经失败，再多说也无益处。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潘照临的预料，但这个结果他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心底里，倒也并不算多么气馁。他筹划已久的计划，更不可能就此放弃——实际上，与石越的这番交谈，反倒让潘照临更加坚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石越虽然已在筹划着退隐的事情，但潘照临却并不相信事情会如石越设想的那样发展。所谓形格势禁，最终，石越仍将不得不回到他所计划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潘照临便也闭口不再谈北伐的事情，只是与石越叙些汴京、河北的趣闻秩事，便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来河北会见石越的原因。
.苏轼与程颢主张，皆为史实。按，世人皆以为自明末王夫之始倡立中国式议会，极少有人知道北宋程颢已有此主张。惜北宋亡国，中夏道统遂衰，南宋亡国后，更不堪言，有明一代，士大夫用数百年时间，方续上宋人道统。
.指城市居民。
作者“阿越”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