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件颇为有趣的事。今天下午,我们迎来了另一位客人。
一上午,杰克都待在麦芽坊,对着他昨晚带回来的那一沓子纸埋头苦读。趁着他把午餐要吃的派放进烤箱的工夫,我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发现是罗萨琳德·惠勒昨天发来的那封邮件被印在纸上了,基本都是些文字,但有一张纸上似乎是地图。更确切地说,是一张手绘的平面图,和房子的布局大体一致,估计是出自神秘的惠勒夫人之手。我估计画地图的人,是想让杰克拿着之前那些手写笔记和这张地图,去寻找拉德克利夫蓝。
正午之前,他又重新进入房子,待了一个小时。他能回到房子里来,让我感到很惬意。他也不虚此行:他进来是想弄明白那张手绘地图。他一直盯着它,又在每个房间里都迈着步子丈量一番,时不时还会停下来,拿笔在地图上做一下微调。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传来一阵敲门声。他很惊讶,但我没有,因为之前我就注意到,前门那道墙的外面,有一位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的女士站在小路边。她双臂环抱胸前,一直盯着房子,她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我们没见过。在她靠近时,我便意识到我们没见过。但凡是我见过的面孔,我都过目不忘(任何事我都记得,想忘也忘不掉)。
人们常常站在乡间小路上,抬头看看这栋房子——牵着狗,脚上的靴子沾着泥,手里拿着游客指南,冲着房子指指点点——所以,有人站在院墙外,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有人胆敢进入花园,还找上门来,这却不大常见。
虽然杰克一开始很吃惊,但他还是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看看是谁在敲门。他从厨房那扇窗户往外瞧了一眼,然后便穿过走廊,朝门口走去。他迈着沉稳果断的步伐,踩得地板咚咚作响。他打开门,开门时的力道一贯不小。自从昨天和莎拉见面后,他就一直情绪低落,也不是在生气,而是既难过,又沮丧。我自然很想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直到现在,他都没给我机会让我搞清楚状况。昨晚,他只打了一通电话,是打给他父亲的,好像昨天是什么事情的纪念日,因为杰克说:“到今天已经二十五年了。真不敢相信,是吧?”
“啊,”门突然间被打开,那位女士被吓了一跳,“你好……我其实没……我以为博物馆周末才开门。”
“可你敲门了。”
“是啊。”
“迫于习惯?”
“应该是吧。”她定了定神,从包里取出一张象牙色的名片,拿在小巧细嫩的手中,递给了杰克。我叫埃洛蒂·温斯洛,是伦敦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的档案管理员。我负责詹姆斯·威廉·斯特拉顿的档案。”
这一回,轮到我感到惊讶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可不是常有的事。之前那晚,杰克提到埃达·洛夫格罗夫时,让我再度回想起过去,也让我对来势汹汹的回忆有了几分防御能力。可即便如此,她的名字还是立刻在我的心中泛起涟漪。我已经许多年没听到过她的名字了,我本以为再也不会听到了。
“没听说过,”杰克一边说着,一边翻看名片背面,“是什么人尽皆知的大人物吗?”
“那倒不是。他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改革家。为了能让贫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还有类似的一些事,他做过不少贡献。我想找人谈一谈博物馆的事,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听上去,她在怀疑,他不是自己要找的人。她不妨继续保持这份怀疑。和那些常常守在门口的导游相比,杰克身上还真没多少唬人的架势。不管之前跟游客们说过多少遍,那些导游总能把游客忽悠住,好让他们把那套滚瓜烂熟的解说词一口气背完。
“可以说,这儿就我一个人在。”
她看起来半信半疑,但还是说:“我知道,你们通常周五不开门,但我是从伦敦来的。我没想到这儿有人。我就打算从院子外面看一眼的,可……”
“你想进来看看?”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请她进来。
思索片刻,杰克让到一边,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示意她进来。她后脚刚迈进来,门就被他赶紧关上了。
她走进昏暗的大厅,环顾四周,大部分人都和她一样,身子微倾,想要仔细看看墙上那些镶在相框里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艺术史学家协会挂上去的。
有时,在我想找点乐子的时候,我就会在一进门的这条走廊里出现,听听某些特定类型的游客对照片背后的故事自以为是地发表几句恭恭敬敬的评论。“这个时候,自然是,”那个一把年纪、一身行头的人慢条斯理而又语气庄重地说,“紫红兄弟会正在激烈辩论的时刻,争论的焦点是摄影的艺术价值,他们想要弄清楚,摄影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跟在他身边耐着性子忍了好半天的同伴,一成不变地回应道:“哦,是这样。”
“你随便看,”杰克说,“动眼不动手那种。”
她笑了:“别担心,我可是档案管理员。我这辈子都在和贵重物品打交道。”
“我得失陪一下了——烤箱里还有个派正烤着呢,我闻到煳味儿了。”他一边嘴里叨咕着,一边往后撤,要回麦芽坊的厨房去。我没再去理会咒骂自己把派烤焦的杰克,而是选择跟着我们的客人。
她一直在楼下转悠,逐一参观每个房间,她脸上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她停下来,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回头看了看身后,仿佛感觉到她周围还有其他人。
她来到二楼,在那扇可以俯瞰树林、瞥见河水的窗前犹豫了一下,然后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阁楼。她把包放在米尔德丽德·曼宁一直守着的那张桌子上,这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接着,她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我大吃一惊。那是爱德华的一本素描簿。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认错。这种惊愕不已的感觉如此真实,我真想马上抓住她的手腕,恳求她把一切都告诉我:她是谁?怎么会有爱德华的素描簿?她之前提过詹姆斯·威廉·斯特拉顿,说有一个叫斯特拉顿卡德韦尔的公司,还提到一堆档案。这本素描簿一直都保存在那儿吗?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俩并不认识,据我所知,他们从未见过面。
她翻开素描簿——翻得很快,就好像之前已经翻过很多遍似的,而且她很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翻到一幅插图时,她停了下来,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她朝着能俯瞰后院草坪的那扇窗户走去,踮起脚,伸着脖子往外瞧。
素描簿还放在桌子上,我直接冲了过去。
这是1862年夏天爱德华用的那本素描簿。他在棉浆纸上勾勒出那些线条时,我就坐在他身边。多年来,他一直心心念念计划着要创作一幅画,这页棉浆纸上的习作,是他为那幅画做前期准备时完成的。我知道,在后面的几页上,他还画了林中空地、精灵小丘、河畔石屋。我知道,在页脚的一端,还有他用钢笔画的一颗心和茫茫大海上的小船。这都是我们在兴奋地谈论去美国的计划时,他随手画下来的。
只要能让我翻动后面的那几页,看看那些画,触碰到记忆中那些点点滴滴,我就觉得足矣。但是,唉,这么多年我也做过不少次尝试,但只得面对现实,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很有限。我能砰的一声关上门,或是把窗户震得咯咯作响,我能把女生的裙子一下子拽掉,因为那个女生让我觉得很讨厌,而且那条裙子也已经有人动过手脚,并不结实。但是,对于需要更加精细操作的事情,比如拉动丝线或是翻动书页,我真的做不来。
我得弄明白,她今天为何而来。她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还是说不仅限于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同时遇到两位客人,一位提到了埃达·洛夫格罗夫,另一位现在又说到了詹姆斯·斯特拉顿,这就足够不同寻常了。但是,另一位在提了詹姆斯·斯特拉顿之后,接着拿出来爱德华在1862年夏天用的那本素描簿,这就太过匪夷所思了。我不禁在想,这是不是什么无形之中的恶作剧。
年轻的杰克也对埃洛蒂感到好奇,而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套路去满足好奇心。埃洛蒂回到楼下时,探着头朝厨房里喊了声:“谢谢。”杰克正拿着盘子站在水槽边,把盘子上面因为烤焦的派而留下的黑乎乎的残渣弄干净。他抬头看了一眼,说道:“发现你要找的东西了?”
埃洛蒂并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答案往往最令人恼火。“谢谢你的好意,”她说,“非常感谢你,能让我周五进来参观。”
这跟她为什么来这儿没多大关系。
“你住在附近吗?”在她沿着走廊朝前门走去时,他问道,“还是说,你现在就要回伦敦?”
“我在天鹅小栈订了间房,就是马路那边的小酒馆。就住周末这两天。”
我挪了挪,离杰克更近些,把全部力量都专注在他身上,希望他能接收到我的讯息。邀请她留下。邀请她再来。
“随时欢迎你来,”杰克说,眉宇间的困惑一闪而过,“我每天都在。”
“我会的。”
他们之间的对话(他们总得说点什么,因为他俩都没说心里话),就比令人失望透顶强一点点。
她到访的时间很短,但她带来的烦乱,整个下午都在房子里久久不散。我被搅得不知所措,又兴奋不已。所以,当杰克继续在房子里仔细查探时——他眼下正在二楼的走廊上,一只手轻轻摸索着墙壁——我躲回了楼梯拐角上那处属于我的地盘,待在那里,任凭往事牵动我的思绪。
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想面色苍白的乔,还有我们相遇的那个上午。
虽然我是个不错的小偷,但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一般来说,即便失手了,也无关紧要,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危机:比如,选错了下手的对象,不得不甩掉紧追不放的警察,偷了个钱包,但里面空空如也。不过,我十二岁那年的一次失手,结果意义深远。
那是一个清晨,伦敦的朝阳还没升起,雾还没有散,正从黑色变成青灰色再变成微微泛黄的金属灰色。因为从工厂里冒出的烟雾,还有从河里飘上来的油污味,空气浑浊闷塞。几天来,空气一直这么糟,我都被呛了一个星期了。有讨厌的大雾在伦敦到处弥漫,愿意独自出门的淑女也就更少了。
那天早上,我扮成了“乘客小女孩”,坐在往返于摄政公园和霍尔本大街的公交车上,希望能找到一位早上出门到公园散步后打算回家的律师的妻子或女儿。计划本是天衣无缝,奈何我的功夫不到家,我因为头天晚上和麦克夫人的谈话分了神。
虽然麦克夫人生性乐观,但她树立起来的形象不能丢,所以没什么能比让她大发牢骚更幸福快乐的了。近来,其中一件她常常唉声叹气挂在嘴边的事就是,我像水草似的,个子长得太快啦!她抱怨这事儿,是因为她为了保证我有漂漂亮亮的裙子穿,一应花销可不少。“我刚把裙子的松紧和长短改完,就又得全部拆了再改一遍!”不过,这一次,她的话并没有就此打住,“我和船长最近一直在商量,你这个年纪也该换些别的事情做了。你长大了,没法再扮成‘走失的小女孩’。过不了多久,那些乐于助人的绅士在‘帮助’你这么个漂亮的小姑娘时,心里就该有其他的盘算了,对于你可以怎么帮助他们的盘算。”
我并不想换别的事情做;我心里清楚得很,对于麦克夫人含沙射影的那种可以为绅士们提供的“帮助”,我可不喜欢。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我被派到铁锚与汽笛酒吧去把船长拽回家吃饭的时候,泡在酒吧里的那群酒鬼,看着我的眼神和从前不一样了。麦克夫人最近给我改衣服量尺寸时说起过,她注意到了我“那对漂亮的小花苞”。我也明白些这个年纪该懂的事情,知道麦克夫人注意到的和那群酒鬼打量我的眼神有着莫大关系。
马丁也开始细细打量我。在我睡觉的房间外,他会在走廊上来回晃悠,等到我早上穿衣服的时候,本该透进光亮的钥匙孔,却黑洞洞的。我最近发现,他总是盯着我,几乎甩也甩不掉。在他母亲的营生里,他的部分职责就是监督一切,保证我们这些孩子到了晚上不会把麻烦引到家里去——但现在,却不是那么回事。
因此,那天早上我坐在公交车上时,当我把手伸进那位女士的口袋里,指尖触摸到她钱包的一刹那,我并没像往常一样全神贯注。我在琢磨着麦克夫人说的那番令人忧心忡忡的话,想要搞清楚那番话都暗示了些什么,还在纳闷,无数次地纳闷,为什么我父亲还没派人来接我。差不多每个月,耶利米都会到麦克夫人这里取钱,再寄去美国。麦克夫人会把我父亲最近的来信读给我听。但是,每次我问她我父亲有没有让我买船票去美国时,她的回答都是,没有,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此,我大意了。我身边的女士站起身,而我的手还在她的口袋里,我感觉到手上被扯了一下,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她要下车了。紧接着,传来一声大喊:“呀!你是小偷!”
多年来,以防出现这样的情景,我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模拟“演练”过很多次应对方案。我应该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睁大眼睛,假装一切都是误会,甚至还可以挤出些许惹人怜爱的泪花。但是这次,我措手不及。我犹豫了一下,但一犹豫,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我只听到麦克夫人的声音,她在提醒我,指控他人就是在证明决定权偏向哪一方。这位女士头戴花哨的帽子,举止得体,一副受害者的娇弱样儿,和她相比,我什么都不是。
司机正从过道上朝我这边来,前排和我隔了两个座位的绅士也站了起来。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往后门去的路线相对畅通,于是,我从后门逃跑了。
我跑得很快,但我今天厄运连连。一个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听到了动静,看见我在逃跑,可能是刚刚不知从哪儿得了点好处,这会儿又起了贪心,他开始满腔热血地追着我跑。“站住!小偷!”他一边高声大喊,一边高举着手里的警棍。
我不是第一次被警察追了,但那是一个特别的清晨,因为大雾弥漫,我往北跑得太远了,指望不上我的某位朋友挺身而出,帮我逃脱。莉莉·米林顿曾警告过我,我这个年纪一旦被捕,就等于是,明明看清了济贫院那张有去无回的门票,还把自己送上门去。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玩命地往科文特花园跑,到了那一带,我才能安全脱身。
飞奔在红狮广场上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那个警察虽然一身横肉,但毕竟是个成年人,所以跑得比我快。霍尔本大街上车水马龙,这让我情绪高涨起来:我可以闪转腾挪地混入车流,这样就能甩掉他。但是,唉,等我到了街对面再回头一看,他还在我身后,甚至离我更近了。
我溜进一条窄窄的巷子,然后马上反应过来自己有多蠢:巷子的另一头是林肯律师学院广场,那儿是一大片绿草地,根本无处藏身。我没了主意,他马上就要扑过来了,接着,我瞥见一排富丽堂皇的大房子,后面是一条细细长长的小巷,离我最近的那栋房子的后墙上摆着一架梯子,我可以顺着梯子爬上房顶。
这让我心里乐开了花,我要赌一把,要是把逃跑的路线从平地移到房顶,我的速度会比警察快。
我开始以最快的速度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脚下的梯子开始摇摇晃晃,追着我跑的警察也爬上了梯子,沉重的靴子踩在金属踏板上叮当作响。我紧紧抓着梯子,越爬越高,越过了一排、两排、三排窗子后,我手忙脚乱地爬下梯子,站到了屋顶的瓦片上。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天沟走,双臂张开保持着平衡,脚下的房子一栋接着一栋,我爬过房子中间的隔墙,在经过烟囱时,身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扭来扭去。我猜得没错,我在高处更有优势,虽然身后那个警察还在紧追不放,但我能稍稍喘口气了。
可是,我的心刚刚放下去,没过多久便又提了起来。我沿着这排房子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可一旦走到这排房子的另一头,我就再也无路可走了。
就在我意识到自己恐怕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到了逃出生天的希望!
屋顶天窗的一扇窗子是半开的。我不假思索地顺着窗格把这扇窗子又使劲儿往上推了推,然后钻了进去。
我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但间不容瞬,我没工夫顾及是否受了伤。我急急忙忙地躲到宽大的窗台底下,尽力蹲下身子,把后背死死贴在墙上。脉搏在我自己听来震耳欲聋,我觉得警察怕是都听得见。我得稳住它,让它别出声,这样我才能听到警察是不是走远了。只有等他离开这儿,我才会清楚从窗子再爬出去是不是安全,然后我再往家走。
发现窗子开着的时候,我真是松了口气,觉得是老天保佑。可我却没想想,自己跳进去的是个什么样的房间。不过现在,我开始有工夫喘口气了。我转过头看了看,发现这是一间小孩的卧室。这并不算太糟,只不过,住在这间卧室里的孩子,现在正待在床上,盯着我看。
他是我见过的脸色最苍白的人。他和我年纪相仿,面无血色,头发的颜色像是经过漂白的稻草。他靠在一堆巨大的白色枕头上,都是羽毛填充的,两条苍白的手臂搭在平整的亚麻被单上,看起来绵软无力。我试着挤出一个令人安心的微笑,刚要张嘴说话,这才意识到,不论我怎么说、怎么做,也没法粉饰太平,让一切显得正常起来。而且,警察随时都会找上来,说真的,我俩还是都保持沉默的好。
意识到我的小命就攥在他的手里,我把手指压在唇边,示意那个男孩别出声。可他却突然开了口:“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他发出的元音宛如水晶石一般尖锐,屋子里又呛又闷的空气,硬是被划出一道口子,“我就把我父亲叫来,到时候,还没等你把抱歉的话说出口,你就会被扔到开去澳大利亚的运输舰上。”
运输舰是唯一一个比济贫院还要糟的地方。我想着该说些什么,才能跟他解释清楚,我怎么会爬进屋顶的天窗到他的房间里来,就在这时,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就在我的头顶,从窗边传来。他用粗哑的嗓音略带尴尬地说:“对不起,先生……小少爷……我在追一个女孩,您看,有个小女孩我刚才没追上。”
“一个小女孩?在屋顶上?你疯了吗?”
“没有没有,小少爷,她爬上来的,您看,像只猴子似的爬着梯子上来的……”
“你认为我会相信,一个小女孩跑得比你快?”
“嗯,啊,呃……是比我快,先生。”
“可你是成年人吧?”
男人稍稍顿了一下:“是的,先生。”
“立刻从我的卧室窗口闪开,否则我就喊人了,哪怕是把喉咙喊破了。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
“遵命,先生,但是我……您看,先生,有个女孩……”
“立!刻!”
“先生。遵命,先生。好的,先生。”
从房顶上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接着是什么重物从瓦片上滑落的声音,然后是一声渐渐微弱的哀号。
男孩把注意力转到了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