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里黑乎乎的，他没有带手电筒，唯有月光透过窗子洒下的银辉。他穿过厨房，来到走廊，然后停了下来。他慢慢地转了个弯，小心翼翼。然后，他开始上楼梯，一直爬到顶层的阁楼，然后再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接着，他原路返回到麦芽坊。

我本想让他多待一会儿，再多看看。但他离开时审慎的表情让我的情绪得到了安抚。我有一种感觉，那是凭我长久以来的经验感觉到的——他还会回来。一旦我觉得感兴趣了，人们往往都会回来的。

所以，我便放他离开了。他再次从另一边锁上了门，独留我在房子里与黑暗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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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懂得如何撬锁的男人，我总是钦佩良多。就这门手艺而言，我对女人也同样钦佩。这得怪我的成长环境：麦克夫人非常懂生活，对生意甚至更在行。她常说，无论在哪儿遇到锁，认定被锁着的东西值得一看，那才是智慧。不过，我自己从来不干撬锁的活儿，公开场合里，我是不会去撬锁的。麦克夫人的买卖比开门撬锁要复杂得多，她认为多元才是关键，或者按照她喜欢的说法，解决问题的法子不止一种，这话也许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我当小偷是把好手。正如麦克夫人预见的，那是个完美的把戏：人们能想到肮兮兮的街头流浪儿偷东西，对于可以划入这个范畴的孩子，人们都保持着警惕。但是，穿着漂亮衣服、肩头垂着金色小卷发的干净小女孩，却不会被怀疑。我来到麦克夫人家，让她的业务范围越过了莱斯特广场，拓展到西面的上流社会住宅区——梅费尔区，以及北面的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和布鲁姆斯伯里。

这样的拓展让船长高兴得直搓手。“有钱人都住在那边，”他会说，“他们口袋里的好东西都装不下了，就等着人下手呢。”

“走失的小女孩”这个把戏非常简单，不过是让我站在显眼的地方，脸上露出孤苦伶仃的表情。忧心忡忡地掉几滴眼泪，也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必要的，因为想要哭出来得费好大劲儿，而且要是我发现钓上钩的人不是个好目标，眼泪还不容易收住，所以，我在部署眼泪攻势时非常谨慎。没过多久，我便有了第六感，知道我该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下功夫。

如果有合适的绅士来到我身边——总会有这么位绅士出现的——他会询问我住在哪里，怎么就我一个人，我会给他讲述我那令人难过的遭遇，再报上一个适当而体面的地址——不过不是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以防人家认识那里——然后便允许这位先生叫来一辆马车，让我坐上去，并且把车费付了。在他乐于助人时，把手伸进他兜里并不难。伸出援手的人，总是有一种意义非凡的正义感。这对我非常有用，因为要是没了这种正义感，他会对事情做出更好的判断，不会让自己对正义以外的一切都变得迟钝。

但是“走失的小女孩”需要在一个地方站很久，这让我觉得很无聊，而且冬日里那几个月，让我觉得又冷又潮，颇为不快。我很快意识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在相对舒适的地方赚到同样多的钱。这也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如果乐于助人的绅士一再坚持要把我送回“家”，我该怎么办。麦克夫人非常欣赏足智多谋的人：她是个天生的骗子，要是有人给她出了新点子，她会因为新计划的可行性而笑逐颜开。她也在针线活上证明了她有多聪明。所以，一旦我把想法告诉她，她很快就能做出一双精致的白色儿童手套，然后按我的需要把它改好。

就这样，“乘客小女孩”诞生了。她也是一个安静的小家伙，因为她要做的和“走失的小女孩”恰好相反。后者需要引人注意，可乘客小女孩想要的是避免别人的注意。她是公共巴士上的常客，静静地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精致的儿童手套端庄地叠放在腿上。她身材娇小、干干净净、天真烂漫，独自出行的女士自然会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但是，一旦这位女士在路上因为谈话或是看风景，因为一本书或是她手中的小花束而放松了警惕，小女孩的手——到目前为止，一直藏在衣服底下不被人看出来——便会伸到挨在一起的两条裙子的层层褶皱之间，直到找到身边女士的口袋或手袋。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手感：我的手迅速伸进漂亮女士的裙子里，丝绸凉凉的、滑滑的，我的指尖快速一扫。与此同时，掩人耳目的儿童手套给人一种错觉——我的双手放在腿上，令我无可指摘。

从一些公交车司机的手上，可以花点儿小钱就买下全天票。在买不到全天票的日子里，我便再次上演“走失的小女孩”的戏码，站在有钱人来往的街道上，摆出惊恐害怕的模样。

在那些日子里，对于人，我学到了很多。比方说：

一、显赫的身份使人——特别是女人——相信他人。她的经历令她想不到可能会有人想害她。

二、绅士喜欢被人看到自己在助人为乐，没什么比这一点更确定无疑的。

三、障眼法的艺术在于，要把人们希望看到什么弄得一清二楚，然后确保他们看得到。

最后一点是科文特花园的法国魔术师帮我领悟到的，因为我听从了莉莉·米林顿的嘱咐，一直仔细观察他，直到我确切地知道，他是怎么让那些硬币出现的。

我还学到一点：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然后身后还传来一声“站住!小偷!”，那么伦敦便是我的最佳盟友。对于一个瘦小又认路的孩子来说，街道的吵闹声和拥挤的人群，便是完美的掩护。想要在走来走去的成年人的密林中消失，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有朋友帮衬的人来说。这又归功于莉莉·米林顿。有一个带夹板广告牌的人，我总是可以指望他坐在那里，在警察过来时，他会在警察的腿边把广告牌翻来翻去，令他们行动不便；有一个在街头演奏手风琴的人，他的手风琴总能不可思议地在底轮上滚动，把追我的人堵在路上。当然，还有那位用硬币变戏法的法国魔术师，总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拿出一个恰到好处的钱包，让追我的人愤怒不已，对我无暇顾及。我也就此逃之夭夭。

所以说，我是个小偷，还是把好手，能赚够自己的生活费。

只要我每天带着几样偷来的战利品回去，麦克夫人和船长就很开心。她告诉我许多次，我的母亲是位真正的、体面的淑女。她告诉我，被我偷的那些淑女没比我好到哪儿去。她告诉我，在指尖下感受到品德的重量没有错。我猜她的意思是劝我别让内心躁动的良知占了上风。

她其实不必为此费心。我们在一生中都做过后悔的事，从有钱人身上偷点儿东西和最令我后悔的那些事相比，算不上什么。

昨晚，杰克离开我的房子后，我感到焦躁不安。他也睡得不安稳，最后，在黎明的曙光中醒了过来。今天是他和莎拉见面的日子，他已经打扮了好几个小时。他在着装上尤其下了功夫，但这身行头穿在他身上，看着却有些别扭。

他在打扮自己时非常精心。我注意到，他不再刮袖子上那个他想象出来的斑点了，他在镜子前花的时间要比平时长，他刮了胡子，甚至梳了梳湿漉漉的头发。我以前从没见他做过这些。

梳完头发，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像是在品评着自己在镜中的身影。我从镜子里看到他的视线在移动，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是在看着我。我的心漏跳了一拍，然后我意识到，他是在盯着照片上的两个婴儿看。他伸出大拇指，依次在她们俩的脸蛋儿上蹭了蹭。

起初，我以为他是因为今天和莎拉见面才心神不宁。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是令人心神不宁的原因。但是现在，我想知道，除此之外是否还会有别的原因。

他泡了一杯茶，但是洒了一半，就和往常一样。然后，他拿了一片吐司，走到房间中央的小圆桌前，他的电脑就放在上面。昨晚，又来了几封新的电子邮件，有一封是罗萨琳德·惠勒的，她承诺(威胁)过要寄给他。这封信里似乎附上了一份相当长的清单和一幅草图。杰克的反应是，把一个黑色的小装置插在笔记本电脑的侧面，按了几个键，然后又把那个小东西拔下来，塞进衣兜里。

他早上又进了我的房子，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他在罗萨琳德·惠勒的电子邮件中有所发现。他离开桌边后，我走近了些，看到邮件主题那行写着“进一步指示：埃达·洛夫格罗夫的笔记”，但除此之外我对那封邮件一无所知，因为上一封电子邮件被他点开了，是一则订阅《纽约客》的广告。

不管怎样，在看过电脑之后，他很快便拿出他的微型工具包，再一次开门进了我的房子。

现在，我和他都在房子里。

他进来后，没做什么。从他的行动中，几乎看不到多少决心大干一场的架势。他在桑葚房里，靠着窗边的檀木书桌。窗子正冲着花园中央那棵栗子树，越过栗子树是田间谷仓。但杰克盯着更远的地方——远处那条河。他脸上再次露出那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当我走近时，他眨了眨眼，目光转向了草坪，然后是谷仓。

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爱德华一起躺在谷仓的顶层，透过屋顶石板间的小孔，看着阳光倾泻而下，他低声对我说着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他想去的所有地方。

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在壁炉旁的躺椅上，爱德华详细地把他画仙后的计划告诉了我；就在这儿，他微笑着，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拿出那个黑色天鹅绒盒子，让我看了里面的宝贝。我依然记得，他把那块冰冷的蓝色宝石放在我咽喉处的时候，他指尖传来的轻轻触感。

也许杰克只是想要分散一下注意力，以此打发掉出门之前的几分钟。当然，他一直记着要和莎拉见面的事，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扫一眼我的挂钟，确定是几点。当钟表显示的时间最后和他心里设想的时间一致了，他便立刻撤离了我的房子，出去之后，便锁上了厨房门，并重置了报警装置。这一系列操作，连让我跟上去的时间都没给我留。

我跟着他来到大门口，看着他上车离开。

我希望他不会走太久。

现在，我要回麦芽坊去。也许罗萨琳德·惠勒的电子邮件中还会有新的发现。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怎么会弄到埃达·洛夫格罗夫的信。

可怜的小埃达。童年是最残酷的时光，也是一个极端的地方。在这里，一个人可能今天还在银色的星河中无忧无虑地扬帆起航，明天却一头扎进绝望的黑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范妮死后，警方完成了调查，其他人便离开了伯奇伍德庄园。好长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是静止的、静默的。房子依然如故。二十年过去了，露西回来了。我这时才从她那里得知，爱德华已经去世，并把这栋房子，他最心爱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小妹妹。

这么做完全符合爱德华的风格，因为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妹妹，她们也非常喜欢他。不过，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露西。他会说服自己，克莱尔能把她自己照顾好，要么嫁人，要么说服别人照顾好她。但露西不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当时，爱德华要领我去他母亲花园的工作室，于是便把我带回了家，就是汉普斯特德那栋深色砖墙的房子，我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露西那张苍白的小脸上挂着一丝防备。

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那个孩子：我认识的那个女孩，憎恨伦敦的束缚，可一旦她在乡下撒了欢儿，就自由自在地尽情去探索、挖掘和收藏。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我们一路从火车站走到这栋房子，露西落在后面，因为她的行李箱里装满了珍贵的书籍，可她却不同意把行李和其他人的一起放进马车里。

验收房子时，她的出现令我惊讶。小露西成了一个朴实无华、一脸严肃的女人。按照当时的标准，三十三岁的她不再年轻。但她还是露西，仍旧穿着实用的长裙，颜色是最不起眼的橄榄绿，还戴了顶吓人的帽子，这让我不可抑制地生出一分对她的喜爱。帽子下面的头发已经松了——她永远都固定不好发卡——她的靴子上粘了厚厚的一层泥。

她没有查看所有的房间，不过她也不需要那么做。她和我一样了解这栋房子，知道这里的秘密。她只走到厨房，然后和律师握了握手，便告诉他可以离开了。

“但是，拉德克利夫小姐……”他的言辞间有一丝困惑，“难道您不需要我陪您在这栋房子里四处看看吗？”

“没有这个必要，马修斯先生。”

她等待着，看着他沿着马车行驶的车道消失，然后转身回到厨房，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径直走到她的身边，看着她脸上如今被岁月刻下的细纹。透过这些皱纹，我能看到我认识的小露西，因为人是不会变的。年龄会增长，但人们仍旧和他们年轻时一样，只是更脆弱、更悲伤。我只想把她搂在怀里。露西，一直都是我的同盟。

突然，她抬起头来，仿佛在盯着我看，或是穿过我的身体看着后面的什么东西。有什么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没有理会我，穿过走廊，走上了楼梯。

我想知道，她是否打算住在伯奇伍德庄园。我对她会留下来抱着一丝希望。然后，一些东西陆续运来：先是木箱，然后是桌椅和小铁床，还有黑板和粉笔。最后，来了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女人，姓桑菲尔德，她的办公桌牌上写着“副校长”。

是所学校。我很高兴看到它。小露西一直对知识不断求索。爱德华会很高兴的，因为他在街上时，总会停下来，拽着我和他一起逛逛这家书店或是那家书店，就为了给露西选一本新的大部头。她的求知欲怎么也填不满。

有时，我还能听到那些女学生的声音。微弱的、遥远的声音，在唱歌，在争吵，在大笑，埋头在枕头上哭泣，恳求母亲或父亲回心转意，回来再把她领回去。她们的声音被困在这栋房子编织的牢笼里。

在我和麦克夫人、马丁以及船长一起生活的岁月里，我渴望父亲能回来找我，但我没哭过。留在麦克夫人那儿的信写得很清楚：父亲教导我，要勇敢，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做个好人；要尽我的本分，要成为有用的人；要听麦克夫人的吩咐，因为他对她完全信任，我的最大利益可以指望她来保护。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他在新地方站稳了脚跟，就会派人来接你。”

在被遗弃的孩子心里，有一道伤，永远也不会愈合。我在爱德华身上认出了这道伤口，有时我会想，令我们最初相互吸引的，会不会就是这道伤口。因为，他自然也被遗弃过，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和妹妹们在父母周游世界的时候，被丢给了不以为然的祖父母。

在埃达·洛夫格罗夫身上，我也认出了这道伤。

这些年来，我经常想起她，想起孩子们的不近人情，想起她悲伤难过的样子，想起在河水中的那一天。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却恍如昨日。现在，我不怎么费力就能看见她，盘腿坐在阁楼的床上，脸颊上挂着愤怒的热泪，奋笔疾书，哀求着父母一定、一定、一定要回来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