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现在正进行着独奏，管弦乐队一动不动地坐在她身后——一群面无表情的女人和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面孔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提琴那动人心弦的音符流泻而出，埃洛蒂感到脊背一阵战栗。

劳伦·阿德勒认为录制下来的表演是没有生命的。她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这样说过。采访中，她还描述了现场表演，说现场表演是恐惧、期待和喜悦交织的悬崖，是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共享的独特体验。可一旦录制下来，那就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体验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但是，对于埃洛蒂来说，录像是她所能拥有的一切。对于作为音乐家的母亲，她没有丝毫记忆。她曾被领着去看过一两次母亲的演出，但那时她还太小。当然，她也听到过母亲在家里练琴，但埃洛蒂实际上并不记得自己听过母亲的专业演奏——也就不足以让她在听其他音乐家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时，把他们和母亲的演奏区分开。

她绝不会向父亲坦白这些。按照她父亲的想法，埃洛蒂把那些记忆都藏在了心底；而且，这些记忆是她固有的一部分。“你妈妈怀孕时就常常为你演奏，”他一遍一遍地告诉她，“她常说，人的心跳是一个人听到的最初的音乐，每个孩子都生来就知道，母亲的那首乐曲有着怎样的节奏。”

他经常和埃洛蒂说起这些，就好像她和他一样记得这些往事。“还记得她为女王演奏时，观众在终场前起立鼓掌三分多钟吗？还记得她在bbc逍遥音乐会上演奏巴赫大提琴组曲全部六首的那晚吗？”

埃洛蒂不记得。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她闭上了眼睛。父亲也是个问题。他的悲伤无处不在。劳伦·阿德勒去世时留下的那道裂痕，他从未让它愈合——甚至都不去尝试——他暗自悲伤，他放不下她，这让那道裂痕一直血淋淋地敞开着。

有一天，那是意外发生的几个星期后，几位好心的女士来吊唁，在她们朝自己的车子走去时，埃洛蒂在花园里无意中听到她们的对话。“好在孩子还这么小，”在她们走到前门时，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等她长大也就会忘了，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片面地看，她们是对的：埃洛蒂已经忘记了。她自己记得的东西太少，无法填补母亲去世后留下的那处空白。但她们说得也不对，因为埃洛蒂清楚地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别人容不得她忘记。

现在她睁开了眼睛。

外面黑乎乎的，夜幕被放了下来，黄昏被晾在了一边。公寓里，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是凝住的，扬声器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埃洛蒂并没注意到音乐什么时候停了。

她从靠窗的座位上爬起来，弹出录像带，又挑了一盘放进录像机。

这盘录像带的标签上写着：《莫扎特c大调第三号弦乐五重奏》作品k515号，卡耐基音乐厅，1985年。埃洛蒂站着看了几分钟开场白。这段视频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的，起初介绍了五位年轻弦乐演奏家的生平——三女两男——齐聚纽约，共同演出。解说员依次介绍着每位演奏家，画面上是她的母亲在排练室里的场景，她和其他人一起哈哈大笑，因为一位黑色卷发的小提琴演奏家在拿自己的领结开玩笑。

埃洛蒂认出他是母亲的朋友，就是这位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在两人出车祸那天开车从巴斯回伦敦的。她隐约记得他：他和家人从美国来伦敦时曾到她家吃过一两次饭。当然，意外发生后，一些报纸上的文章里也刊登了他的照片。他也是结了婚的，她家里还留着几盒照片，但父亲从未整理过。

摄像头对着他拍摄的那段，埃洛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试图决定自己对这个人应该作何感受，毕竟是因为这个人，她的母亲就在不知不觉中永远离开了她，可他却会永远和劳伦·阿德勒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一起丧了命。但是，她能想到的只有他看起来真年轻，真有才华。贝里夫人说得真对，人生在世，唯一公平的一点就是不公可能会落在任何人的头上。不管怎么说，他也扔下了年纪轻轻的家人。

现在，屏幕上是劳伦·阿德勒。所有报纸专栏文章里的话都是对的：她太让人惊艳了。埃洛蒂一边看着音乐会上的五重奏表演，一边匆匆记着笔记。她考虑着，在婚礼上选用这一曲目会不会是个不错的决定。如果是的话，佩内洛普她们可能会选哪几段。

这盘录像带放完了，她又开始播放另一盘。

1982年，母亲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号的录像带正播放到一半，埃洛蒂的电话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很晚了，她的第一反应是父亲出了什么事，但结果是皮帕打来的。

埃洛蒂想起，在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那家出版社有图书签售会，她的朋友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想要边走边聊。

她的拇指悬在接听键上犹豫了一下，铃声便停了。

埃洛蒂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拨回去，然后便把电话静音，扔到了沙发上。

楼下的街道上传来一阵笑声，埃洛蒂叹了口气。

那天早些时候和皮帕见面时的些许不安依旧挥之不去。对于那张身穿白色连衣裙的维多利亚女人的照片，埃洛蒂有种占有欲，但又不止于此。现在，坐在房间里，听着母亲的大提琴演奏出的悲伤旋律，她知道自己的不安还因为皮帕谈论这些录像带的方式。

在佩内洛普第一次建议要在婚礼上播放劳伦·阿德勒的录像片段时，埃洛蒂和皮帕就谈论过这个话题。当时皮帕就在想，埃洛蒂的父亲是否会对此有所保留，因为他几乎每每谈起埃洛蒂的母亲都会有些激动。坦率地说，埃洛蒂也担心这一点。结果，他私下里却对此感到高兴。他也像佩内洛普一样，觉得既然埃洛蒂的母亲无法到场，播放录像的做法也不错。

今天，埃洛蒂在说起这个话题时并没有避而不谈，皮帕却揪住问题不放，问埃洛蒂是否同意这样做。

现在，看着劳伦·阿德勒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那段令人痛彻心扉的尾声，埃洛蒂在想，皮帕这样做也许事出有因。说起她俩这对好朋友，皮帕一直都是活力十足的那一个，注意力往往也就聚集在她的身上，而埃洛蒂生来羞涩，更喜欢作陪衬。这一次，埃洛蒂有如此显赫的母亲，也许这让皮帕感到愤愤不平了？

即便只是升起这么个念头，埃洛蒂都为此感到羞愧。皮帕是她的好朋友，甚至现在还忙着给埃洛蒂设计婚纱。她从来都没做过哪件事，让埃洛蒂觉得她嫉妒埃洛蒂有什么样的父母。实际上，从不对劳伦·阿德勒表现出特别兴趣的人很少，偏偏皮帕就是其中一个。人们一旦知道埃洛蒂和劳伦·阿德勒的关系，就不能免俗地问这问那，就好像有关劳伦·阿德勒的天赋和悲剧，他们可以从埃洛蒂那里打探出什么来。对此，埃洛蒂已经习惯了。但皮帕不会那么做，虽然这些年她也问了很多关于埃洛蒂母亲的问题——埃洛蒂是否想念她，是否还能记起她母亲去世前的许多事——但她的关注点仅限于劳伦·阿德勒作为母亲的那一面。仿佛音乐和声望虽然也很有趣，但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

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录像带播完了，埃洛蒂关掉了电视。

没有阿拉斯泰尔在身边坚持说“周末就该睡懒觉”，她计划早点儿起床，沿着泰晤士河向东好好走上一段路，在舅姥爷蒂普开店之前到他那儿。

她洗了个澡，爬上床，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睡着。

夜里依然温暖，她却觉得不踏实。莫明的焦虑在她的头顶盘旋，像只蚊子似的，要趁机在她身上叮一口。

埃洛蒂翻了个身，转回来，然后又翻了个身。

她想到了贝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托马斯，想知道一个人的爱是否真的能抚慰人心，减轻另一个人的恐惧，即便是像贝里夫人这么一个小巧玲珑的人——她年轻时只有五英尺高，却精瘦结实。

让埃洛蒂害怕的东西有很多。她在想，另一个人的爱是否需要些时日才能积蓄出这种力量呢？在清楚了阿拉斯泰尔的爱之后，她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呢？

他对她的爱是那样的吗？她要怎样才能弄清楚呢？

父亲对母亲的爱显然是那样的，但这份爱没有使他变得勇敢。失去了她，父亲开始变得怯懦。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也深深地爱着一个人，但那份爱使他脆弱。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因为要是没有她在我身旁，我害怕……

她。埃洛蒂想到了照片中的女人。但是，不对，那是她自己的执念。还没有什么能把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和拉德克利夫联系在一起。那张照片出现在他的书包里，这是当然的，但镶嵌照片的相框是詹姆斯·斯特拉顿的。不，拉德克利夫那段话写的是弗朗西斯·布朗，他的未婚妻。众所周知，因为她的死，拉德克利夫把自己逼入了死亡的绝境。

若是无法拥有她……埃洛蒂翻身躺在床上。对已经和他订婚的女人写下这样的话是件奇怪的事。订婚本身不就意味着他拥有了她吗？她已经是他的人了。

除非在他写那张纸条时，弗朗西斯已经死了，他当时身处痛失所爱的深渊。她父亲也深陷其中。那栋房子也是拉德克利夫在弗朗西斯死后画的吗？真有那么一栋房子吗？也许，他在未婚妻去世后，住在那里休养？

埃洛蒂思绪万千，长着黑色羽毛的小鸟在她的头上盘旋，而且越来越近，她已经完全蒙了。

父亲、母亲、婚礼，照片中的女人，素描中的房子，爱德华·拉德克利夫和他的未婚妻，贝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独自站在门口的德国小男孩；生活，恐惧，死亡……

埃洛蒂发现自己的思绪已经开启了可怕的夜间循环模式，她不再想了。

她掀开床单下了床。她不是第一回这样了。她非常清楚，自己睡不着了，不妨做些有用的事。

窗户仍旧开着，夜幕下的城市听上去让人觉得十分惬意，这种感觉并不陌生。马路对面，一片漆黑。

埃洛蒂打开灯，泡了杯茶。

她把另一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这盘录像带上的标签写着：《巴赫g大调第一号组曲》，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1984年。她盘腿坐在老式天鹅绒扶手椅上。

时钟嘀嗒作响，午夜已过，新的一天悄悄来临。埃洛蒂按下了播放键，看着一个美丽年轻的女人走上舞台，整个世界都臣服在她的脚下。她抬手向鼓掌的观众致意，然后，她拿起她的大提琴，开始施展她的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