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中的缺陷由于其创作中蕴涵的崇高道德元素而被淡化了。掌权者腐化堕落，于是索尔仁尼琴像斯拉夫派一样，用无形且“纯正的”民众力量来对抗公然强取豪夺的当局者。在自己的忏悔里，索尔仁尼琴同样是激烈的，这丝毫也不亚于同论敌的斗争，他也不否认自己因描写古拉格群岛从而引起了“众怒”，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责任的。此外，他为俄罗斯的胜利也曾洒下热泪：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使俄国得以向南扩展……k.c.阿克萨科夫曾说过：“俄罗斯历史具有世界忏悔的意义”。

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观也近似于斯拉夫派。黑格尔说过，急剧的变化只会发生在表面，而真正的历史令人费解、确定无疑且深藏不露。之所以令人费解，就像民粹派的信徒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说，是因为推动历史的是“有思想的人”的意愿。确定无疑是应为它是有机的，与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密切相关（如生物层面、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深藏不露是因为它自身就是联结人类与上帝的神秘中介。如复活节期间吟唱的祭祷歌中宣告的那样，当最后的令人逾越的光亮莅临人间，那时就会见证全民族的统一。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可以清晰地发现神人的观点，这一点是索洛维约夫本人在生命终结时放弃的观点。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基督的降临。索尔仁尼琴无法避免俄罗斯思想中存在已久的不足，即对民众的顶礼膜拜，愈是诋毁、玷污俄罗斯民族，它就越神圣。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的一个人物曾说过：“您思考问题很开阔……而我只局限于俄国。”这个俄国是当下的俄国，即过去与未来、善与恶博弈的场所。索尔仁尼琴本能地感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的这种感觉可以说包罗万象。他的俄国既包括刽子手，也包括受难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这个俄国还记得那些集中营里的劳改犯，它敏锐地倾听着幸存者们的倾诉，仿佛又听到了“运送古拉格群岛赤贫犯人车厢”里的喧哗声和嘈杂声；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突然明白了俄国，他紧贴着车厢的隔板，而另外一侧，仅仅三公分之隔，是一个他看不到的年轻俄罗斯姑娘，她向他悄悄地讲述了俄国的秘密：“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古拉格群岛》，第二部第一章）看不见的面容，非人工创造出来的形象，遗落在尘世间的天堂美景，人们已然寻觅了一千年，但却无法在地球上找到它——所有这一切就是俄罗斯。看到这一切就意味着——做一个俄罗斯人……

И3teлeиhtepвьюkоmпahииcи-6и-эc（17июhя1974）//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89.

И3пиcьmapичapдyГpehьeоt15июля1985г.（《yгодило3ephышkо》，гл.12）.

“‘在满洲，有一个中国老头为我卜过卦。’—‘他怎么说的？’—雅罗斯拉夫深情地望着上校插言道。—‘他预测说，在那次战争（指日俄战争）我死不了，不管再经过几次战争，我都死不了。但在我六十九岁的时候依旧要死于战争。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幸运的语言吗？’”（《1914年8月》，第二部，第五十五章）

在《1914年8月》里的82章中，有65章没有写到首都，情节主要发生在库班、顿河畔罗斯托夫、俄罗斯南部哥萨克聚居区、俄罗斯中部的村庄以及前线。在《1916年10月》里的74章中，有30章没有写到首都；在《1917年3月》里的655章中，有16章；最后在《1918年4月》中的186章里，没有写到首都的仅有38章。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据说他有钱、凶狠，又有长生秘方。——译者注

是在公元33年，犹太历尼撒月十四日，即耶稣受难前的逾越节晚餐上，耶稣遣走加略人犹大后和11个门徒使用的一个葡萄酒杯。相传如果能找到这个圣杯，喝下其盛过的水就将返老还童、死而复生并且获得新生。——译者注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索尔仁尼琴感觉自己像是被囚禁在苏黎世，然而在苏黎世的山上他依然能够欣赏这种“带有某种净化心灵和使思想明了”的辽阔景象。

柱厅：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式的长方形大厅，内有两长排大柱子，多用作交易场或审判厅，后来为基督教教堂建筑的主要风格之一。

以西结，公元前7世纪的古犹太人先知，旧约《以西结书》的作者。

分裂运动：17世纪大牧首尼康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的一些改革所引起的分裂运动。冲突双方分别为以尼康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旧礼仪派。——译者注

pascalp.avvakumetlesdйbutsduraskol.paris，1938.

反仪式派：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国的一支反对正教仪式和教条的宗教派别。——译者注

俄勒冈：美国的一个州。——译者注

萨拉凡：俄罗斯妇女民族服装，套在衬衣外面的无袖宽松长衫。——译者注

1975年2月，索尔仁尼琴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红轮》前三卷中“有关列宁”的章节，这样也可以推动《红轮》的最后收尾工作。全书共计十一章，其中有十章与1916年至1917年初列宁在苏黎世有关，这一内容也确定了书的名称。第一卷中唯一的有关列宁的一章写于1970年，但这一内容却没有在1971年发行的第一版中出现。《1916年10月》中有关列宁的七章和《1917年3月》中的三章是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俄国后写的。

katkовГ.m.Фeвpaльckaяpeволюция.пapиж，1984.

本书作者聆听过卡特科夫在牛津大学的讲座，很难同意作家的这种说法。作为布伦坦诺学会的秘书兼牛津大学的教师，他的影响非常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组织。——译者注

我想起了他在1968年牛津做的那场关于斯德哥尔摩历史学家大会的演讲，非常精彩，充满了幽默感；在卡特科夫发言后，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走出大厅，无法忍受类似的“亵渎神圣言行”的行为……

scharlauw.，zemanz.freibeuterderrevolution，parvus-helphand；einepolitischebiographie.kцln，1964.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hиkолaйcemehовичЧхeид3e，1864—1926），孟什维克中间派。——译者注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kepehckийАлekcahдpФeдоpович，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任利沃夫临时政府司法和军事部长。利沃夫垮台后出任总理。拒绝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经济又陷入困境。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他的政府。——译者注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mилюkовПaвeлhиkолaeвич，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译者注

梅利古诺夫c.П.（1879/80—1956），俄国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倾向的政论家。——译者注

马克拉柯夫В.А.（1869—1957），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律师。——译者注

瓦连廷诺夫·尼（原姓名hиkолaйВлaдилaвовичВольckий，1879—1964），俄国政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邓尼金А.И.（1872—1947），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将。——译者注

paдиоиhtepвьюkоmпahииБи-6и-cи（фeвpaль1979）//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487.

出于对他的同情，索尔仁尼琴用正式的“定制车厢”取代“斯托雷平车厢”。

paдиоиhtepвьюkоmпahииБи-6и-cи（фeвpaль1979）//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488.

正像前文说过的，这让读者不由得想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主人公们有关上帝的那场争论。此外，这一情景也表明索尔仁尼琴对基督教的分支如浸礼派和分裂派的好感。

日本江户前期（1622—1685）的儒学学者，主张恢复武士道精神。

teлeиhtepвьюяпоhckойkоmпahииnet-tokyo（5mapta1976）//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369.

依索尔仁尼琴看来，维特和其他“自由派”们强迫俄国的君主与西方进行合作，这一点违背了自然规律。

Лeоhtьeвk.h.Гpamоthоctьиhapодhоctь//Лeоhtьeвk.h.По3дhяяоcehьpоccии.m.2000.c.183.

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发现，在萨皮耶特·亚尼斯对索尔仁尼琴的采访中，作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波别多诺采夫说过的话，后者曾提出过媒体在民主国家中拥有巨大的权利。

Фe∂оtовГ.П.tpaгeдияиhteллигehции//Вepctы.№2.1929.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只有麦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和列斯科夫关注过他们，而且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写。

Бep∂яeвh.А.Иctоkииcmыcлpycckогоkоmmyhи3ma.Пapиж，1955.c.12.

在《古拉格群岛》第二部中，索尔仁尼琴列举了在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中含冤死去的牺牲者具体数据，多达六千六百万人。这一数字源于库尔加诺夫的研究：在对人口“黑洞”进行细致研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917至1959年期间，苏联损失了一亿一千零七十万人口，他认为，其中在政治大清洗中牺牲的人多达一半以上。

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5，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上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盟。——译者注

对于那些认为他在《红轮》中表露出了某种不自觉的反犹思想的指责，作家坚决予以回击：“在《红轮》这部长篇巨著中，我展现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即俄罗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可有人却把‘反犹’的标签硬贴在我的脸上，似乎把这个思想当成了打人的棍棒”（《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十一章）。

比如，1978年《时代与我们》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与作家的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而另一篇文章则对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的创作给予了极低的评价。

《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版后，有人甚至荒谬地指责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反战失败主义者”，说他似乎站在了亲德国的反民族的立场上。

cоловьeвВ.c.cлaвяhофильctвоиeговыpождehиe//cоловьeвВ.c.cочиhehия：В2t.t.1.m.，1989.c.438.

这首诗是对k.c.阿克萨科夫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