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的政论文章有一种令人叹服的内在完整性。从致苏联作协第四次大会的一封信到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始终是那些主题，但这些主题会参照道德准则的重要性来一点一点地得以展开。这包括民主原则要服从于生活的道德目标的原则，如《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虽然这封信不无讽刺意味（作家1978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也包括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的原则，这是他在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中阐述的主要想法，它促使索尔仁尼琴对1917年2月俄罗斯的自由党人进行了痛苦的揭露；也包括对那些“只考虑个人安危”从而“在西方面前进行片面解释却希冀能够全权代表那些被剥夺个人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俄罗斯政治侨民的轻视。最后，还包括对西方国家想与斯大林建立联盟的遗憾之情（1975年7月在纽约的演讲中首次提到了这种感受）。索尔仁尼琴只会凭个人的意念抬高自己的嗓音，从来不会在记者的倡议下这样做。在每次采访中他总会提出新的论断，无论是与“世界报”的论战（后者提供虚假信息，说他将侨居智利皮诺切特集团，这一言论在1976年3月引起了西班牙左翼媒体的口诛笔伐），还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这次演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到了大量评论）。透过这些政论文章，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始终如一的摩尼教信徒的观点。一切均服从于严谨的大历史观，即罪恶的源头是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或者说是“人文主义的堕落”，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人文主义，它使人摆脱了宗教义务，这一人类中心说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于彼得一世期间传入俄国。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世界观可以为我们解释他的某些怪论（如对移民至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唱赞歌，对日本和台湾的称颂等）找到依据。它告诉我们其预测之所以出错的原因（如葡萄牙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奴役”，但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世俗民主制也可能会让步），也说明他的一些预判是非常准确的（如关于美国人撤离后越南的未来）。这引起了西方许多人的反感，但有些人却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盟友。他为美国工会活动家所做的演讲，他致上议院的信，他对一位“纯粹”西方人士的观点的引用，后者丝毫不在意大众信息，并将“成堆的信件”寄往佛蒙特州——这些行为不单单是灵活的对策，而是政治行为，让人不得不予以重视。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对福特总统的会面邀请故意一推再推。

但是从1978年开始，这位天生的斗士显露出了疲惫的迹象。在《流亡随笔》（见《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一书中的专章《透过烟雾》已表露无遗，后来这本书以《牛犊顶橡树第六版说明》为副标题出了单行本。当然，作家不会束手就擒，他依然保留着先前的坚毅性格，这种性格在答复一名先移居到瑞士后又来到苏联的捷克记者的诽谤时表现得很明显。这位记者写的书《索尔仁尼琴的背叛螺旋曲线》已经在苏联新闻社出版（连同列舍托夫斯卡娅的回忆录）。据尔热扎奇所述，索尔仁尼琴从小就胆小怕事、口是心非。这位捷克记者引证了一些索尔仁尼琴的老朋友们（即“科卡”尼古拉·维特凯维奇和基里尔·西莫尼扬）说的虚假言辞，他们是在克格勃的压力下这么做的。显而易见，后者的背叛深深地伤害了作家。西蒙尼扬于1977年去世，因此索尔仁尼琴已不再记恨于他，他写道：“朋友，我原谅你；我理解，你面对贫困生活不堪重压；看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时代，我原谅你，我曾爱过你”。索尔仁尼琴回忆起了1968年到莫斯科自己同学家的场景，当时或是感到耻辱或是被吓破了胆的西蒙尼扬并没有打开房门，而是身体靠在里面的门上屏住了呼吸，但客人还是通过挡板看到了他的双脚：“于是我掰开了门上那个用于投放信件的挡板，往地板上扔了一封信，但还没来得及放下挡板：就在正下面，在门口，我看到了你穿着睡裤的双脚。你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

凡是有关自己祖先的事情，索尔仁尼琴说的都是事实，他坚决却得体地回复第一任妻子，但宽恕了西蒙尼扬，因为索尔仁尼琴爱他。尔热扎奇对他的指责使他深受伤害，就好像他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管自己的连队战友一个人跑开一样。“夜是如此难忘，就是现在想起来，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无数次地中断了对它的描绘。最初在集中营，我写了一首四音步的扬抑格诗歌，在‘普鲁士的那些夜晚’接着写，并且已经写了一些东西，后来却丢掉了，也永远消失在脑海里。再后来，在流放时我又开始写，散文的形式，但是其他的情节显得更为重要，就这样再也没有时间考虑它。而那种特殊的感觉，就像对东普鲁士流露出的感情一样，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八月’里。那一夜也就仅仅留在了支离破碎的记忆中了。”（《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对这一夜的描写是索尔仁尼琴军事题材小说中最精彩的华章之一，它流露出时而像在失重状态，时而因死亡危险的临近、对自己肉体的“不确定性”和不恒久性的敏锐感受而产生的迷醉的轻松……

尽管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患有病理上的胆怯，说他背叛，具有强盗遗传因素并伪造军官升迁经历，这些都不算什么，对他母亲的中伤以及恶意诽谤他们共同在罗斯托夫度过的时光才是最大的打击。曾经与他一起梦想，一起思考的中学同学“基罗尔卡”，也被卷进了这一仇恨和谎言的泥潭，成了卑鄙的文学界走狗的帮凶。但是经验丰富的斗士瞬间就清醒了：“只要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他们已经做了。根据全苏命令，他们烧掉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玛特廖娜的家》。还有我的衣服，上面吐满了唾沫，被扔到了列福尔托沃的火炉中烧掉了。有多少本书被白白烧掉了，他们这是在有意诅咒我。他们偷偷地潜入沃罗尼扬斯卡娅的住处，铁了心要迫害我，‘古拉格群岛’似一个死人一样来到了被他们毁掉的病房、私人豪华住宅和区委会，没有手套，穿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出产的工鞋。于是，他们被吓得惊慌失措！”（《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这段声嘶力竭的内心独白，是《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最有分量的一个片段，它也成了《牛犊顶橡树》这本回忆录的续篇。后来《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又有了补充，它的每一次再版就像引爆了炸弹一样。老炮兵手索尔仁尼琴善于保护自己的连队炮手，能够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弹药。

kamюА.Бyhtyющийчeловek./Пep.Ю.m.ДehиcовaиЮ.h.cteфahовa.m.，1990.c.126—127.

参见：lefortc.unhommeentrop.paris，1976.克洛德·勒福尔与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阿基斯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这是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极权政治（尤其反对苏联伪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勒福尔与萨特曾激烈地论战。

希腊神话中埃亚岛的女巫。——译者注

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犹太教教义、宗教伦理与律法集。——译者注

参见：stern.18november1971.

本书的作者亲身体验过该政策的后果，我的一篇文章《法国视野中的勃洛克》写于莫斯科，在我离开苏联时被没收，6个月后才把它还给我，因为经鉴定后发现，我的文章里没有任何“反苏倾向”。

参见：paдиоиhtepвьюkоmпahииБи-6и-cи（фeвpaль1979）//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487—488.

ОtвetПaвлyЛиtвиhовyвжyphaлe《ВecthиkpХД》//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209.

这是索尔仁尼琴于2001年在法国科学院领奖时说出来的主张：“我或许应该把人文主义的堕落称作是国际生活中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大约在5世纪前，人文主义诞生了，并在十分诱人的观念的指导下得以发展起来，这就是主张从基督教那里借用它的善的思想，它对贫困者和受压迫者同情的思想，它承认每个人具有自由意志的思想。是的，是借用，但又剔除了宇宙创世主的理念。这一点似乎非常成功。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人文主义表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势，这仿佛是切合人性的运动。在各种历史事件中，人文主义减缓了人类的野蛮和残暴行为。然而……”

pжe3aчt.cпиpaльи3mehыcолжehицыha.m.，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