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我在一起。”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我扶他起身，让他的脑袋搁在我肩上，理查德把那杯蓍草茶塞进我手里。“喝一口。”我温柔地说，“来啊，就喝一小口。”

他扭开头。“我想到水中去了。”他重复道。

理查德绝望地看着我：“他是什么意思？”

“是高烧造成的幻觉。没什么意思。”我害怕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路易斯笑了，睁开双眼，看着他的父亲。朝着他笑。“我要游泳去了，父亲。”他坚定地说，“我要游泳去了。”然后他侧过头，吸了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深而冰冷的水中，我感到他的身体颤抖，似乎十分快乐，然后就悄然无息了。我意识到我的儿子离开了我。

“打开窗户。”我对理查德说。

他没说话，转身打开窗户，似乎想让这小小的灵魂飘出窗外，升上天堂。然后他回到床边，在路易斯的前额上画了十字。他温暖的身体在缓缓变冷。我想他梦中的甜蜜水流正在带他远去。

安娜敲了几下门后走进房间，看到我正把路易斯轻轻地放回床上。

“他去世了。”我对她说，“路易斯离开了我们。”

恍惚之中我走向理查德，他伸手搂住我，紧紧抱住，轻轻说：“上帝保佑他。”

“阿门。”我说，“哦，理查德，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知道。”他说。

“我去看看其他孩子。”安妮的声音打破了沉默，“然后叫韦斯博里小姐来清洗遗体。”

“我来洗。”我立即说，“我来给他穿衣服。我不想其他人碰他。我要将他……”我无法将“棺材”这个词说出口。

“我来帮你。”理查德轻声说道，“我们会将他葬在教堂墓地，他只是比我们先走一步，雅格塔。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到水中去，在对岸与他团聚。”

我们将儿子葬在教堂墓地，靠近他的祖父。理查德定制了一块巨大的石质墓碑，上面还为我们的名字留出了位置。其余的孩子没有染上热病；就连新生儿玛莎也很健康。埋葬路易斯之后的一周，我都心怀恐惧密切观察孩子们，不过他们连个喷嚏都没打。

我以为会梦见路易斯，可是每一晚我都睡得深沉，什么也没梦见。直到他离开人世一个月之后的某天，我梦见了一条河流，深而冰冷，水面遍布着黄莲花，金色的沼泽金盏花盛开在布满芦苇的绿堤上；我看见我的孩子路易斯远远在河的那一头，正在穿他的亚麻衬衣和裤子，他冲我笑，向我招手，意思是说他要跑在前面了，不会太远的。在梦中，尽管我想抱住他，却只是向他挥手，告诉他待会见，马上就能再会，告诉他到了早上醒来时，我就能见到他了。

我们在格拉夫顿的隐居时光没能持续多久。九月时国王的信使穿过青青的小径，来到我们的前门。宽阔的木头门啪地打开，他穿过庭院，王旗举在身前，还带着六人卫兵。那天早上我从教堂回来，一看见信使进门就收住脚步，倚在自家门前等待，感到危险正在靠近。我在背后十指交叉，好像这么幼稚的手势能趋吉避凶。

“有消息带给里弗斯男爵。”他翻身下马，朝我鞠躬道。

“我是公爵遗孀，里弗斯夫人。”我伸出手，“你可以把信交给我。”

他踌躇不决。“我丈夫打猎去了。”我继续坚持，“明天才能回来。他不在的时候我当家。你最好把信给我。”

“我恳求您的原谅，尊贵的夫人。”他把信交给了我。王室的铅印既闪亮又结实，我撕开信，抬头向他示意。

“你可以在大厅里找到为你和你手下准备的面包和肉。”我告诉他，“有人会告诉你去哪洗漱。趁你进餐休息时我会读完这个并且写好回信。”

他再次鞠躬，卫兵们把坐骑交给马夫，走进屋里。我等他们进去后慢慢走到花园边上一把嵌进墙中的石头长椅边，坐在温暖的阳光中读那封信。

这是一封任命信，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来信者为理查德在近来那些动乱中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枢密院的大人们一直在关注谁头脑灵活，又坚强勇敢，随时为他们效命——即使国王和王后都逃到了肯尼沃斯，什么也不知道。信中还说理查德被任命为加斯科涅的总管，这是一片环绕波尔多的丰饶土地，英国人已经将其占领了三百年，并希望永远占领下去。理查德和我又一次成了法国占领军的一员。我从字里行间猜测，国王深深震惊于埃德蒙·博福特在诺曼底造成的损失，由此受到启发决心任命一个更经验老到的指挥官掌管加斯科涅地区。这次任命是一份荣耀，同时也意味着艰辛，指挥官须得增强波尔多附近的兵力，守住领土，抵抗法国袭击，让那里的人们忠诚于英国，还要扭转他们的想法，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被祖国抛下、任其在海外自生自灭。

我抬起头。悲伤让我觉得一切都已不再重要。我知道这是一份殊荣，一项恩赐。里弗斯家族正在崛起，即使我们当中的一员已经不在。逝者已矣，我的心痛毫无意义，却无法停歇。

我重新看那封信。在空白处，国王用他那书记员般的字迹写了一些话，就像僧侣为手抄本配图。

亲爱的里弗斯：

请答应我速去普利茅斯组建一支队伍，用船队送往加斯科涅。必须在九月二十一日前起航，不得延后。

在这行字下面，是王后写给我的话：“雅格塔——你真幸运！可以回法国去！”

“幸运”可不是我现在的感觉。我环顾院中，看着旧教堂墙上那些温暖的红砖白瓦；苹果树被累累硕果压弯了腰，等待着人们的采摘；粮仓旁的牛棚堆满干草。我们的房子矗立在这一切的中央，在早晨的阳光下温馨祥和，孩子们都在上课。国王或许是给了我丈夫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得不再一次去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指望能在对我们满心嫉妒的人们之中幸存。

我努力给自己打气，心想秋天的加斯科涅一定很美，也许我可以去看望兄弟姐妹，波尔多的冬天一定天高气爽，那里的春天一定灿烂芬芳。可我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满怀怨恨，法国人在他们眼里将是长久的威胁，而且要是英国不送钱来给士兵们发饷，我们也只有自掏腰包，直到花光口袋里的最后一毛钱，而本土会无穷无尽地指责我们的失败，甚至说我们叛国。我得把孩子们留在英国。我不想去，也不想让理查德去。

我等了很久，终于等到皇家信使走到院中用袖子擦嘴，他看到我，鞠了一躬，等我开口。“你可以告诉国王陛下，我丈夫和我会立刻动身前往普利茅斯。”我说，“我们万分荣幸能为他效劳。”

他惨笑一声，似乎觉得这项差事看似光鲜，但只不过是一项只会交给极少数宠臣的闲差，他们可以无所作为，甚至一败涂地，就像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那样。他在肯特有难时一溜烟逃回肯尼沃斯，但现在仍是英国的治安官。“上帝保佑吾王。”他说，去马厩找他的马去了。

“阿门。”我答道，心想也许我们应该祈祷吾王能够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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