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红
一个夏天。德国德累斯顿市中心剧院广场。一位导游指着泽姆普歌剧院（semperoper）顶部的几个雕像问道：“有人知道我们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吗？左边的那个神像就是尼采说的酒神狄奥尼索斯。”
在场的人不住地点头。看来，对于尼采，大家都不陌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旅途间隙中，尼采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一位朋友用他的真实经历给我们诠释尼采的思想：“有一年，大约是90年代初，我与一位诗人一起从南京乘火车去北京。我们没有买到座位票，车厢里非常拥挤。我们找了个空位坐下，将箱包放在行李架上。过了一会，来了两个人，向我们出示了座位票，我们只好让出，站在过道上。这时，其中一人指着行李架上的箱包说，‘这是你们的行李吗？’诗人答道，‘是的。’那人彬彬有礼地说，‘请你们拿走吧！我们也有东西要放。’诗人提高了嗓门（当然，车内本来就嘈杂），‘你们不讲良心？！你们有座位，我们这里挤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让我们的行李放哪儿？！’那两个人愣了一下，然后将自己的行李放在身上和腿边。
下车后，我夸了诗人，‘你行啊，找他们要良心！’诗人笑而不答。我接着问道，‘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怎么对付我们呢？’诗人说，‘我找你们要秩序！’
‘你真聪明！’
‘尼采还问，为什么他自己这么聪明呢。’
接着，诗人给我讲起了尼采的两点‘聪明’之处：‘我要’和非道德。‘我要’不仅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要敢于说出来，敢于实现它，千万别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道德都是不道德的。”
听完这番话，笔者告诉这位朋友，这听起来像是尼采的思想，实际上，尼采对这种做法是深恶痛绝的。
难道尼采不敌视道德？不敌视道德就不是尼采了。我们来听一听尼采在《朝霞》中给我们讲的故事以及他的分析。看到有人落水，很多人都会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救人。有人会说，这是出于同情，因为同情，我们眼里只有其他人的生命，这时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安危；看到他人吐血，哪怕他是我们的仇人，我们也会感到难受和痛苦。有人会说，这是出于同情。尼采讥讽地说，持这种看法的人都是“没有头脑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他人落水而坐视不救，这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或怯懦；他人的吐血预示了我们所有人生命的脆弱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脆弱，但当我们做出反应时，即，当我们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当我们心中升起一股无法遏制的痛苦时，我们已经把自己最真实的感觉、最害怕面对的真相掩盖起来了。这是一种“巧妙的自卫”。尼采打趣说，如果不是这样，他人的痛苦为什么常常可以有效地减轻我们自己的烦恼呢。
尼采还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道德诲人而人不倦。希腊人几乎没有多少时候表现出节制、果敢、公正和智慧，然而，当他们听苏格拉底讲四主德时，他们又是多么津津有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这些美德！尼采断言，在一个民族奉若神明的头号道德律令的背后，乃是这个民族的首要缺点。
一方面对不道德的做法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敌视道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要理解尼采对道德的真正态度，我们必须回到欲望和意志，这才是尼采思考的起点。
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欲”字，左为形声，右为会意，本义指心中有所欠缺，由此必然进一步引出贪爱和渴望。“志”字则表心之所向、意之所往之义，此时虽不能将“志”直接等同于“行”，但“意志”已经开始推动“欲望”向行动转化并对行为进行系统干预和调节了。在西方思想史中对“欲望”和“意志”作过深入思考并获得广泛影响的人当首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叔本华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我们通常对“欲望”和“意志”的看法推向极致，由此为我们推出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思想景观。我们一般的看法是，“欲望”和“意志”与心有关，与心中的欠缺、向往、目标以及为达至目标而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有关，是一种偏向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心满意足，有的人却欲壑难填，面对同样的生活目标，有的人坚毅顽强，有的人轻言放弃。但叔本华告诉我们，这样的看法不算错，但不够彻底。是的，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无不是人类欲望的推动和人类意志的成就，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并想过，牙齿、食道、肠的蠕动不正是饥饿这个欲望化作现实了吗？生殖器不正是性欲的外在表现吗？抽象的欲望在这里成了对象，换言之，这些器官不是别的，它们就是欲望和意志本身，因为本来无法显现的欲望和意志正是在这些器官里才化身为可见现象的——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直观到意志了。其实，人是如此，大自然中的事物何尝不也是这样呢？请看，植物的生长，结晶体的形成，磁针的指向，石头向地面的下落，太阳对地球的吸引，哪一个不代表欲望和意志化身为对象或现象呢？意志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动物、植物、有机物甚至无机物都有意志，它们的差异仅仅在于意志显现自身的程度有上下高低之分，例如，意志在植物身上的显现就高于在石头那里的，在动物身上的又高于植物身上的，在人身上的更高于动物身上的。整个世界无非就是意志及其在不同程度和层级上的显现。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意志是本体，是自在之物，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意志的表象。这也是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用意所在。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叔本华的极端思想，欲望和意志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容否认的。一方面，失去了欲望的人类同时也会失去开拓世界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多少痛苦因欲望而来，多少纷争因欲望而起，这一点恐怕也没有什么疑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欲望和意志？它们究竟是人类进步的发动机还是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的洪水猛兽？日常的看法不外乎是承认欲望和意志的推动作用但限制它们的过分膨胀。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可惜的是，要实行起来恐怕难于上青天。谁来限制欲望？谁来改变意志？唯有欲望和意志而已！人类怎能指望用欲望来限制欲望，以意志来改变意志？人类各大古代文明的圣贤智者都意识到这令人不安的难题，他们给出的答案也都大同小异：引入道德评价系统，贬低欲望，把欲望与堕落、庸俗等负面的道德评价联系在一起，抨击人们的尘世追求，引导人们对欲望进行转化和升华，鼓励人们追求天理、正义以及真善美等更高的价值。到了西方近代时期，随着文艺复兴的蓬勃展开，人在尘世上的各种欲望得到了正面的肯定，甚至获得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才们的高度赞扬。如此一来，古代的道德评价体系对欲望便不再有任何约束力，可谓“礼坏乐崩”了。如何面对这一新的状况？如何克服欲望在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失效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个人间的纷争以及社会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启蒙哲学家经过两百多年的探索终于在康德那里凝聚成一条解决方案——诉诸理性：我们再也不要期望改变我们人性中的那恶的一面了，但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就可以在相互猜疑但又相互制约的情况下签订契约，先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合理的社会制度，然后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协定，让每个人都成为世界公民，从而享受永久的和平和福祉。对于这种签约方式，康德解释说，每一方实际上都想把对方框进契约之中而让自己不受协定约束，其结果便是所有的参与方都不得不受到契约的限制。
理性的解决之道可行吗？只要放眼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力。西方国家的民主构架，世界贸易体系，联合国的成立及其运作方式，所有这些无不以启蒙精神为最终的依据。理性的解决之道真的可行吗？只要我们环顾一下现当代的国际现实，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民主体制中的收买和交易，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国家政治中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现象，无不昭示着启蒙理性的重重危机。
其实，早在叔本华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对理性的不信任。对于理性与欲望、意志之间的关系，叔本华给我们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意志好像是一个勇猛刚强的瞎子，而理性则不过是由他背负着给他指路的明眼瘸子。意志和欲望才是真正的主人，而理性不过是工具而已，有时甚至沦为帮凶。既如此，我们怎能指望理性来统辖或调节欲望呢？
怀着对理性的失望，叔本华转而求助审美和禁欲。审美可以让我们忘却欲望之痛。当一个人沉浸在对艺术对象的欣赏之中时，他便摆脱了欲望和意志的桎梏。试想，这时，无论这个人是从狱室里，还是从王宫里观看日落，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审美给我们提供的解脱是暂时的，有时甚至只是瞬间的，因为我们无法长时间地“自失”于对象之中，一旦我们从对象那里返回，对象与我们之间的欲望和意志关系会立即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要想彻底战胜意志，就必须走上一条禁欲之路，具体来说便是，自愿放弃性欲和食欲，乐于承受痛苦，以便最终达到“不可动摇的安宁”和“寂灭中的极乐”。
叔本华的思想是如此独特，其结论又是如此悲观，这让尼采深受震撼。1868年的一天，年仅二十四岁的尼采手捧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来访，如痴如醉地连续阅读了十四天。可是，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对年轻的尼采来说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他在古希腊文明史方面不仅受到过系统的训练，而且已经展示出杰出的才华，被视为学术界的一颗新星，第二年即在未经考核的情况下受聘于巴塞尔大学，出任古典学副教授。虽说古典学与哲学相距不远，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科目，这也许让尼采心挂两头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尼采的哲学意识像一堆篝火那样，在被叔本华的著作点燃之后不仅再也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终于让他于十年之后，在不断加重的身体疾病和不断加深的哲学洞察的双重折磨下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位。辞职之后的尼采身体未见好转，可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哲学之火却燃烧得更加猛烈了。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其实，自1879年算起到他1889年被耶拿大学精神病院收容之前，真正的写作时间不超过十年），《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之彼岸》、《道德谱系》、《敌基督》、《看哪，这人》、《尼采驳瓦格纳》以及《偶像的黄昏》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究竟是何等的烈火锻造出集思想与才情于一身的尼采，乃至把他推向疯癫？个中原因，我以为，在于他借助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遭到曲解、压制和遮蔽的秘密：意志的方向通过价值转换被扭转了。
意志还有方向吗？是的，它的方向就是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它的最完美的表现，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酒神节里看到。当狄奥尼索斯歌队走过的时候，迷醉的人们放纵狂舞，这时，人与人、人与自然开始和解，动物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蜂蜜，人不再是孤独的个体，甚至也不是艺术家，他成了艺术品，他融入到那神秘的“太一”之中，体验到那无可名状的快感；可是，同时出现的还有残忍的暴力和毫无节制的性放纵。肉欲与残暴混合在一起配成的“妖女淫药”，让古希腊人欲罢不能却又胆寒心惊！希腊开始拒绝狄奥尼索斯，可是最终还是无法拒绝，他们选择了和解，他们用日神阿波罗艺术来对抗酒神狄奥尼索斯：那动人心弦的节奏被改造成单纯的节奏拍打，那灵魂出窍的狂暴发泄通过嘴唇、面颊、语言、肢体的有节奏的运动而得到象征性的表达。然而，即使是这样，有些阿波罗式的希腊人透过日神艺术的面纱仍然窥见了酒神的影子，这让他们“惊恐万分”！而当他们发现他们的阿波罗意识本来就是遮盖狄奥尼索斯世界的一层面纱时，他们的“惊恐就越发厉害了”！
怎么办？如何面对生存的真相，如何摆脱酒神精神带来的恐怖？希腊应运而生了两位“堕落的天才”：荷马和苏格拉底。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荷马用他的史诗“将奥林匹斯众神光辉灿烂的环境”置于恐怖之前，让希腊人即使在幻觉中也无法见到伟大的导师狄奥尼索斯了；“自命不凡的”苏格拉底用他的“知识即美德”、“有德者即幸福者”这种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理性乐观主义”将酒神精神永远逐出希腊人的意识之外。然而，就是在这里，“社会的毁灭之种”已经播下了。
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果不其然，在基督教中发生的“奴隶起义”就是一株从“毁灭之种”中生长起来的毁灭之芽。让我们逆时间而上，回到两千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本来，在当时的主奴关系中，主人或贵族的价值观是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评判标准，强大、优越和攻击性就意味着善，意味着会得到神的恩宠。然而，包括牧师在内的一帮奴隶却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作了全新的阐释，他们把苦弱和同情解释为善，把强大、优越和攻击性视为恶。这个新的价值等式在犹太人那里得到空前的弘扬，他们不仅禀承了僧侣阶层的思想，还“把‘富裕’、‘无神’、‘恶’、‘暴力’、‘感性’融于一炉并且第一次把‘世界’一词铸成羞辱性词语”。至此，主奴之间的价值等级被彻底颠倒，价值转换从此被正式确立起来了。如果说，在两千年之后，奴隶们的这场起义已经“处于我们的视线之外”，那是因为它当时便“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今天，哪怕我们只是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们也能够隐约地预感到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节制”、“美德”、“幸福”及其与“善”、“正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对奴隶的价值等式的提振作用。感性世界难道不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吗？节制所针对的不正是自己的优越感和对强权的欲望吗？德性距离善与幸福又何其相近？难怪尼采慨叹道，希腊哲学的退化为基督教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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