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佐夫往座位上坐的时候，嘴里嘟噜着。
“你怎么啦？”母亲问。
“没什么！老百姓都是些笨蛋……”
铃声响了。有人冷漠地宣布：
“继续开庭……”
大家又站了起来。法官们又重新按原来的次序进入法庭，坐了下来。被告被带了进来。
“沉住气！”西佐夫耳语道，“检察官要讲话了。”
母亲伸长着脖子，整个身体向前倾着，再次等待着即将发生的可怕的事情。
检察官侧身站着，面对法庭，一只手撑在桌子上，喘了口气，右手不断在空中挥动着，开始说起来。他的头几句话母亲没能听清楚。他的声音飘忽不定，时高时低，很不平稳：一时很慢，一时又很快。他的话单调地挤成一长串，就像衣服上的线缝；突然之间，又像一群麇集在糖块上的一群黑苍蝇，一哄而起，在空中飞舞盘旋。但母亲也没有从他的话里找到什么可怕的、令人恐惧的东西。这些话冷如冰雪，暗如灰烬，宛如干燥的尘埃在纷纷降落，降落，使整个大厅里充满令人不快和厌烦的气氛。这些平漠冷淡、喋喋不休的话，看来并未对巴维尔和他的同志们起什么作用，显然丝毫也未触动他们。他们平稳地坐着，像往常一样小声交谈着，时而微笑，时而为了掩饰笑容故意皱起眉头。
“胡说八道！”西佐夫自言自语道。
母亲讲不出这样的话。她听着检察官的话，明白了他是想不加区分地指控所有的人都有罪：指控完巴维尔之后，他又指控费佳，把费佳与巴维尔相提并论；然后又把布金与他们扯到一起。——看来，他是想把这些人硬塞进一个口袋里，然后缝起来。但他的话的表面意思既不能使母亲满意，也不能触动和吓唬她。她仍然在期待着可怕的东西，并顽强地在这些语言之外，在检察官的脸上、眼睛里、声音里，在他那在空中不慌不忙地挥动着的白白的手上，去寻找这种东西。某种可怕的东西是有的，她也感觉到了。但是，却捉摸不到，无法确定。那种严酷而辛辣的滋味又充溢在她心中。
她看着法官——很明显，这些话在他们听来是枯燥无味的。他们那些死气沉沉、蜡黄灰暗的脸上毫无表情。检察官的话像在空气中散布着一种肉眼看不见的雾。它在不断生长，在法官的周围，形成着冷漠与厌倦的期待的云雾，紧紧地裹住他们。审判长一动不动，凝然端坐。他那镜片后的两个灰点，时而变得模糊不清，时而消失。
看到这种死气沉沉、平漠冷淡的场面，母亲困惑不解地问自己：
“这是在审判吗？”
这个问题压挤着她的心，渐渐地驱除了她心中对可怕的东西的期待。一种强烈的屈辱感扼住了她的喉咙。
检察官的话不知怎的突然停止了——后来又快速地补充了几句，向法官行了个礼，坐了下来，搓着手。贵族的首席代表瞪着眼睛向他点了点头；市长伸了下手；乡长看着自己的肚子，笑了。
但他们的话并未使法官们高兴。他们一动未动。
“现在，”审判长把一份案卷拿到自己面前，说道，“请费多谢耶夫、巴尔科夫、扎加罗夫的辩护律师发言。”
母亲在尼古拉家中见过的那个律师站了起来。他的脸宽阔而慈善，一双小眼睛微笑着，闪着光——好像从淡红色的眉毛下伸出两把尖刀，在空中像剪刀一样剪着。他从容不迫地开始讲话，响亮而清晰。但母亲听不懂他的话。西佐夫在她耳边小声说道：
“你听得懂他说什么吗？懂吗？他说这些人精神不正常，丧失理智。这是说费多尔吗？”
母亲没有答话，她感到极度的失望。屈辱感越来越强，折磨着她的心灵。费拉索娃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她曾期待有一场公正的审判？她是想看到儿子的真理与法官的真理之间一场严峻的正直的争辩。她曾设想：法官们会长时间地讯问巴维尔，认真详细地了解他内心的所有活动，用锐利的目光来研究他的全部思想、活动和经历。而当看到儿子的真理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会公正地大声宣布：
“此人无罪！”
但她的想法太天真了，任何类似的事都没发生。——看来，被告与法官之间相距太远，他们的地位太悬殊，不能进行平等的争辩。而法官对被告来说纯属多余。母亲感到厌倦，对法庭已丧失了兴趣。她不去听辩护律师的辩护词，气愤地想：
“难道是这样审判吗？”
“骂得好！”西佐夫赞许地低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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