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也许纯属自己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一位电工来我的房间检修线路，大概是嘴闲得有点慌，便东拉西扯，包括说到服务员对我的意见：鞋袜臭烘烘的，烟灰到处乱弹，前不久还害得她们一夜未眠，陪着公安局的人监视这个房间。
我吓了一跳，“哪有的事！她们肯定记错房间了，我坐得稳行得正，凭什么被公安局监视？”
“她们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我故意哼小调而且吐痰。
我等对方一离开，立即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找一切可以找到孟海的人，希望他们赶快给孟海传话。我怕吓着别人，当然不能明说，只能由他们传达一种暗示。“一个叫秦纪为的朋友病重，正在找他。”这就是我编的黑话。“秦”是指情况，“纪”是谐音“急”，“为”是谐音“危”。情况又急又危，他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应对么？凡读过几本革命地下工作者回忆录的人，能不对这种黑话心领神会？
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已没法找孟海了，因为他几天前进了笼子，听说案情特别严重，是涉嫌偷越国境。
我大出一身冷汗，立刻赶回农场焚烧材料，包括两个笔记本和一些文稿，包括孟海以及其他朋友的普通来信——信中那些情绪消沉或狂妄自大的话，在那个时代也完全可能带来麻烦。其中一封信是孟海入狱前发出的，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谢谢我的粮票和皮鞋。我注意周围人的动静。他们吃饭的吃饭，走路的走路，打扑克的打扑克，上厕所的上厕所，没有什么反常。但他们完全可能暗中充当警察的眼线，我不会掉以轻心。
过了好些天，居然没什么事。
我算是暂时漏网了吧？
回想我和孟海被警察暗中监视的那一夜，当时我虽有不祥预感，但没想到事情有那样险恶。那一夜我幸好没说什么话，没被窃听的警察们抓到什么把柄。我一直怕孟海看不起我，本想好好展示一下理论成果，比方吐出一些俄式烟雾，谈谈林彪坠机事件，谈谈国家的政治危机和前途，谈谈我从美国和台湾广播里听到的一些紧要消息……我几乎会按照警察们所想象的那样行动，为他们的动手拘捕提供充足理由。不料我还没来得及露一手，孟海就呼呼大睡了，让我相当扫兴。
他不过喝了半杯白酒，就醉成这样，实在有点奇怪。我怀疑某乡镇工厂出产的这种酒里有假，就像小三子说过的，农民有时也搞下的，在谷酒里掺敌敌畏，使酒变得烈一些和香一些。
孟海像只蟑螂被点杀在地。
假如他没有醉倒，我必定夸夸其谈大放厥词，让门外的警察记录在案。然后，我将很快入狱，被判以重刑，甚至在某个重大节日的前夕饮弹伏法，都不是没有可能。我听说过，有一位少年只是无意地用硬币在墙上乱划，一不小心在伟大领袖名字上划了几个叉，后来就差一点被枪毙。
但事态进程竟被一个小小的偶然打破。敌敌畏，神奇的敌敌畏，不知何时由一位敬爱的农民老大爷掺入了谷酒，然后装瓶装箱地运输到县城，辗转曲折地经过一个个销售环节，最后出现在招待所这张小桌上，掐灭了我的话头，救了我。
我崇拜敌敌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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