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暗查访，而且基本查访清楚了，在我险遭谋杀的那个夜里，熟人们大多行为举止正常。尤其男人们无非是逛宾馆看电视搓麻将喝小酒，再回家与老婆抬抬杠吵吵架，与他们的昨天前天前前天没有多少差别。他们的活动都有旁人证明。公司保安也说，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既没有陌生人出入，也没发现任何办公室有反常动静。
只有周中十是一个疑点。据他自己说，他当晚本来是提刀去砍钓鱼竿，但途中遇到一位以前的女朋友阿丽，便双双进了酒吧。他被那小娘们又骗去几十块钱，气恼得菜刀都丢了，然后只得去南洋公司找另一个朋友借钱。可是，那位女子住在哪里，有没有电话号码，他却说不上来。他说他忘了，一会儿又改口，说他一直不敢问对方——这些说法都难以置信，听上去漏洞百出。
我向警方报告了这件事。一位年青警察来了，嘴唇上披着浅浅的茸毛，口里嚼着口香糖，一看就是那种刚走出校门的嫩萝卜。他接受我满怀期望的倾诉，不时认真地点头，使我的举报愈来愈详尽而且条理清楚推论有力。他把公司包租的楼房前后左右细看了一遍，尤其把门厅、走道以及值班室反复勘察，还拍下几张照片。但他检查破台灯的时候，听我说到梦，立刻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梦？”
我说确实是梦。
他指着台灯架上的刮痕，“这也是你梦到的？”
“这不是梦。我怎么说呢，这事可能是梦，也可能……”
他把台灯架愤愤地一扔：“同志，你们怎么能开这样大的玩笑？做个梦也来报案，是不是看个电影也要来报案？以为我们闲着没事干？同志，我们都在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大家都很忙。你明不明白？现在海南岛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今年国民生产总产值应该达到……”
我连忙据理声辩，说这哪里只是个梦？即便事情是从一个梦开始，但看看这一个现场，看看这么多物证，一次真正的谋杀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嫩萝卜根本不耐烦听下去，眼睛老看着天边一朵云，最后还是耐心地向我讲解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的意义，希望我再不要胡搅蛮缠。
他气呼呼地走了。
无论我再怎样打电话，公安局都不再理睬，有次对方还大骂了一声：“倒颠！”这在海南话中就是走神的意思，神经病的意思。同事们也觉得我脑子有了毛病，见到我时眼中总是透出犹豫和戒备，打量我脑袋的目光，像是在审视一个劣质冒牌货。一位公司副老总也找我谈话，要我休息一段，去外地度个假，还不无阴险地提到天麻、安眠药、心理医生一类混账东西。
我觉得他们全在胡说八道。我现在根本不是无事生非。我要的是起码的安全感，而且有十足的证据证明危险就在身边。不是吗？我的抽屉显然被什么翻过，我的钥匙奇怪地失踪然后又突然出现，我还在街上不止一次感觉到被人跟踪……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
我对周围的人都心生疑虑，尤其无法容忍周中十这家伙在我身旁接电话，抄文件，填报表，整理报纸，甚至读棋谱或者抄写钢笔字帖。他的一声咳嗽，都可以让我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好半天还心跳过速张皇四顾。当然，我总是看到他一张笑脸，看到这张脸上的几分尴尬甚至几分愧疚。有意思的是，自从他知道我的噩梦以后，他工作上变得卖力多了，办事的差错也大为减少，不仅不再丢三拉四，而且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总是又快又好，连财务部和出口部那几位女士也跑不下来的批文，也常常求他出马相助，由他三下五除二地搞定。对这样的员工，我还有什么话说？大家还有什么话说？
他对我百般逢迎，一有闲就抢着帮我涮茶杯，擦单车，倒烟灰缸，有时还塞上两包香烟或几只水果以讨欢心。对我的任何讥讽或牢骚，他都圆睁大眼夸大其辞地响应和拥戴。
我说茶比可口可乐好喝。
他立即拍马出阵声讨可口可乐：“什么玩意儿？一股中药味，弄不好还是他奶奶的一些阴沟水，掺了点洗厕剂，哪比得上中国的茶？有些人就是爱赶时髦，以为美国佬放个屁也是香的，你说这可恨不可恨？”
我说史铁生的小说写得不错。
他便及时惊叹一番：“史铁生还用说吗？那是什么工夫？那是什么境界？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完全是一座佛么。好些人吹日本的三岛尤纪夫，比起史铁生来，那个小日本算个卵呵？”
说到女人，他也不再为阴麻子和塌鼻子辩护了。只要我说谁好看，他就认定那是天仙。只要我说谁难看，她就说那是妖怪。他常常在我身边游转，似乎秣马厉兵等待我提出新的话题或要求，他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投入新的拍马屁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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