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是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第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双方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愤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端纳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将他多年的思维活动条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复杂性，可以说世界少有。

端纳的排列组合，是从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的混战开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记者的敏锐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各派势力作过解剖。新军阀混战的四年，给国民党两大真正的敌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产党也借机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长达四年的混战中，蒋介石首先开始的就是蒋桂战争。

1927年，国民党由汪精卫、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当时，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拥汪为号召（端纳注道：拥别人是假，为自己是真），组织“东征军”沿江而下，直逼芜湖，威胁南京，此时，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地盘正剑拔弩张。蒋介石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时应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东渡，把擂台让给桂、唐去打。于是唐生智的“东征军”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起干戈，等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后，蒋再出来收拾残局。

此时，蒋已深谙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昼长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他引桂、唐两军互为鹬蚌。

结果唐生智兵败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汉的新的统治者。

原来桂、唐两敌，现在火并后变成桂系一个，桂唐结怨。蒋介石便从日本西渡回国，在反桂基础上又与汪精卫合作，通过汪拉拢唐生智，又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通过贺耀祖拉拢叶开鑫，把原来的仇敌变为朋友。

端纳在纸上画了个很有趣的公式，以证明蒋介石手段的高超：

唐、桂两军击蒋，

蒋、唐两军击桂。

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诈亦不下于蒋，抢先与唐和平谈判，也像蒋介石一样，消除了蒋、唐两军夹击的危局。

1928年1月，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仍旧在津浦线上进行拉锯战。在暂时解决了内部冲突之后，国民党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二次北伐”，完成国家统一。蒋介石回南京后复任总司令。为了完成北伐，必须调动各派兵力。若要调动各派兵力，必须进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滑头，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蒋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着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们本身的利益。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四中全会举行了“五巨头”的政治权力分赃，他总司令自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另外成立四个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军事上恢复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阎、李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济深保留了第八路军总指挥）。

这种不是由于信仰而是由于利益的权力分配和联合，本身已经构成了极为敏感的潜在危机，日后貌似突然的破裂，其实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蒋介石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冯、阎、李也都明白这一点。但蒋介石比其他派系有利的条件是他在中央，势力最大，玩弄权术的手腕当然也是上乘。

奉军在北伐军攻击下向关外撤退，张作霖也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平，专列行至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定时炸弹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蒋介石派方本仁参加张作霖丧礼并同张学良谈判易帜。张学良表示推行三民主义，决定服从国民政府。这时，北伐军事业已完成，全国统一指顾可期。

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和李宗仁到达北平，在西山碧云寺举行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文武百官祭奠孙中山灵柩大典，祭告“统一大业完成”。

7月11日蒋介石召集四总司令在北平市郊小汤山举行谈话会，重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提出了《军事整理案》。

当时端纳看着蒋介石的《军事整理案》，忍不住拍案叫绝，认为他比宋太祖厉害，可以说集机诈权术之大成。

当时蒋介石提出全国有兵一百六十万，每年军费开支达三万八千万元，占国家税收百分之七十五，他提出全国兵额不得超过五十万，军费不得超过税收百分之五十。但裁谁的兵呢？他先鼓动冯玉祥提出一个裁兵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具体方案是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八个师。

这种只对蒋、冯有利的“裁人不裁己”的方案，自然不被晋系、桂系所接受。于是他又鼓动阎锡山提出一个只对蒋、晋有利而不利冯、桂的方案。蒋让冯、桂、晋三方互相攻讦而得出有利于己的方案，后来在全国划为八个编遣区：中央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蒋系）、第二编遣区（冯系）、第三编遣区（晋系）、第四编遣区（桂系）、第五编遣区（东北军）、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方军）。

端纳详细地列表，展示出中国各系军阀的全景图。他发现，在八个编遣区中，蒋拥有四个区（中央、海军、一区、四区）的编遣权，然后把年轻有为但易上当的张少帅握在手中，那么就剩下桂、冯、阎三系，各自唱独角戏了。他可以站在中央——具有凝聚力的地位上，拉彼打此，也可以拉此倒彼，始终站在以中央对地方以多数对少数的有利地位……

端纳那时还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分析了各派势力及其领导者，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抗衡，他佩服蒋介石的意志与手段。除蒋介石外，他把当时中国军政舞台上的要人排列了一个百人名单：从国民党元老，到后起的实力派，他找不出一个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来。

端纳知道，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任何政治人物都是政客式的傀儡。“拳头硬的是大哥”，端纳在笔记本上写着这句极为普通又极为深刻的中国民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虽然都有相当的军力，却没有一个能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相比。至于都在寻求自保的川、康、滇、黔各地方实力派，即使做梦也不敢想到入主中原。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军力还处在萌发状态，端纳没法看到它的潜力。端纳对蒋介石的推崇，促成他规劝张学良附蒋，蒋介石也由此充分信任端纳，视之如至爱亲朋。

蒋介石志在削弱地方实力派，必然遭到这些实力派的极力反对，这就种下了战乱的根苗。他在1928年双十节登上国民党主席宝座之后，便着手改组行政院，谭延闿由国府主席退居行政院长，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济深为参谋总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把握有军权的最大实力派都调到中央来，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任何统治者都要这样干，不然就无法达到统一。但宋太祖可以，蒋介石却做不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谁也不愿意交出兵权而任人宰割。

蒋介石自度单凭自己军力不能制服群雄，便采取联甲制乙、联丙制丁的策略个个击破。

端纳是中国通，却不是军事家，他当时无法想象蒋介石如何对付这些各有利益、各有主张、各有野心、各有盟友、各有权术、各有根基、各有地盘的、软硬不吃的、铁钩抓不住的琉璃球。他怀着棋迷观棋的强烈好奇心和对张学良东北军的责任感，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蒋介石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张学良和阎锡山是他北方的同盟者，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则是他南方的“假想敌”，最直接的威胁还是冯玉祥。冯的势力由西而东横亘在中国腹地——从青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直到山东。冯、蒋虽然义结金兰，为了各自利益也不妨刀枪相向。蒋只能各个击破，准备先对冯开刀。

此时，桂系却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白崇禧没有参加南京的编遣会，他借督师滦州之机，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两次面商，公开是相约两军合力消灭滦东的直、鲁两军残部，幕后却是鼓动杨宇霆在沈阳发动一次政变，取张少帅以代之。张学良先下手为强，把杨宇霆打死在帅府老虎厅里，白崇禧闻之大惊，立即称病入院。不久，桂系又在湖南兴风作浪：突袭长沙，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以何健代之。

湘局变化，使桂系南北连接起来：它以两湖为核心，北接平津，南达两广，从中国南北两端又画了一道直线。冯玉祥横贯东西，李宗仁、白崇禧直穿南北，蒋介石自然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感。在盛怒之下蒋改讨冯为伐桂，史称国民党的“第二次西征”。

端纳那时认为，如果在蒋下令讨桂之时，冯、阎联合助桂，蒋介石取胜的可能性就很小。但那时，冯、阎却在观望，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它的有趣，因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蒋介石比冯、阎高明，就在于他对此必然比冯、阎看得更透。

蒋军溯江而上直扑武汉，桂军的李明瑞、杨腾辉、何健纷纷倒戈，而夏威、胡宗铎、陶钧这桂系三大将，一枪不放弃武汉西逃。此时冯、阎却忘记了危险，滋长了野心。自阎锡山和平接收平津以来，桂系却渗入长城之外滦河流域，使阎不免如鲠在喉，如桂系失败，他可以独霸北方。冯玉祥早已屯兵豫南，从辉县百泉村的窗口，虎视眈眈盯着武汉，桂系败走，他可以捷足而登，蒋在诸多许诺后请他出兵讨桂时，他派石友三部由南阳进占襄樊，派韩复榘由信阳进占广水，却没有想到蒋介石借他臂助之力抢先进占武汉，冯的欲望落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上了蒋介石的当之后，决计反蒋，于是发生了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接着在粤、桂战争之后，又发生了蒋、冯第二次军事冲突，随后又是张（发奎）桂联军反蒋，而后又发生蒋、唐（生智）之战，蒋、石（友三）之战，再后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

端纳对这些战争进行过详细的探求，最后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利同则合，利异则争，今天我跟你反对他，明天我跟他反对你，后天你和他反对我，全无信义可言，也无正义可言，只有利害关系”。

“端，”宋美龄感到她的枢密顾问沉思默想的时间过长了。端纳的话使她感到欣慰，却没有消除她的忧虑，她凝视着他在窗外阳光映射下变成古铜色的脸，这张鼻梁高挺表情始终温和愉快的脸，曾不止一次地在她恹闷欲绝时，鼓舞起她的信心，“你认为委员长应该怎样才能摆脱他的困境呢？”

“我不是军事家，不能预言胜败。人生，是一盘很有趣的棋，你要学会不因一时受挫而懊丧，也不因一时胜利而得意。基督教的教义很难解释中国的实际，你对中国的了解恐怕不如你对美国了解得多。你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哲学，不然就很难治理中国……这次共军渡过湘江，进入边沿地区，也许并不是坏事，这样，可以促使各地方势力拼命与共产党作战，打个两败俱伤，中央军就可以开进去收拾残局。这就应了中国的古成语：一箭可以双雕……”

宋美龄的思想有了转机，眼前豁亮。她虽然没有研究过古典哲学，“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典故她还是知道的。西渡湘江的共军，不正是塞翁所失之马？她吃惊地发现，原来视之为千难万险的境地，转念一想竟然可变为制胜的坦途了。她不相信会这么顺利，她想用提问的方法，让端纳给她提供更充分的根据：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处境艰难，朋友太少，敌人太多……各个地方实力派都存野心异志，他需要解脱困境，消除背叛的良策。”

“但是，你说的各地方实力派，虽然是异己的力量，却不是真正的敌人。今天打得你死我活，明天就可以握手为友，委员长的最大的策略就是不让这些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对己，而使自己永远处在居中央而令诸侯的地位……委员长的真正敌人有两个，外忧是日本帝国主义，内患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消除内患才能解除外忧，这就是委员长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说到底嘛，”宋美龄有所领悟地说，“真正的敌人是共产党人。”她的心里忽然开了一条缝，似乎多日的忧虑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一个敌人还不好对付？她不合文法地把话打住了，蓦然站起，走到圣母像前，脸上除了表现出往常祈祷时的虔诚之外，还流露出无限的感激与欣慰：“上帝保佑！”

这时门外传来兴奋的报告声。

“有什么事嘛？”宋美龄结束了虔诚的祈祷，带着愠色转身问侍卫副官。

“委员长请夫人和顾问去礼堂看电影。”

“什么？什么电影？委座不是正在开会吗？”

“是白崇禧从前线送来的资料片，刚刚从机场取回来。”

“资料片？”宋美龄第一次听说，而且委员长竟然中止了会议去看，想来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军事资料她是从来不看的。

“是湘江之战的战况实录，片名叫《七千俘虏》！”

“噢，健生起了个不错的片名。”端纳不由得夸奖着，关切地提醒宋美龄说，“礼堂里没有生火，恐怕很冷。”

“那有什么关系？”宋美龄用一种无所畏惧的声调说，“前方将士风餐露宿浴血奋战，我们坐在礼堂里还怕冷吗？”

蒋介石在礼堂做放映的准备时，披阅了白崇禧随影片附来的信札：

蒋委员长钧鉴：自共军西窜以来，我军即枕戈待旦，遵命驱驰，先则有萧克所部二万余人以为先驱自赣入湘继则入桂，于9月20日自道县、洪水关、永安关等地窜入广西之灌阳、新圩、文市及全县之石塘，经兴安之界首续由资源、龙胜绕湘桂边境之绥宁通道经黔东入川。我广西主力部队与地方民团奋力痛击，屡次战果已达上闻。

俟11月下旬，朱、毛率部蜂拥入湘，意在沿萧克之旧道西窜。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十五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亦无法与共军之兵势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之线占领侧面阵地，置重点于右翼，拟乘其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战果奇佳。仅文市、成水一战，即俘虏共军七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为纪念此次大捷，特摄《七千俘虏》之影片奉上。

此外，我各地民团与民众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共军所经过约六十公里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饿毙者不下万余。

检讨此役，如湘军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则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为尽地主之谊，我们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努力协同作战。职部特派飞机侦察刘部行动，驾驶员回来极为愤慨，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他们架着枪晒太阳，任凭共军渡过湘江，为保实力，贻害党国，实为至憾。敢布腹心，惟希明察。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信看了两遍，喜忧参半。忧者，不管湘军、桂军都在作假；喜者，他们为了推诿责任互相攻讦，可以分而治之。

四《七千俘虏》

行营礼堂里齐集着国民党的机关人员。

影片的摄影低劣，但剪接者却狡猾，显然，它是白崇禧所审定的。这位桂军的“小诸葛”显然在一切方面运用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这是对何健告他“不是在堵剿而是在撤退”的形象的回答。

影片中，先是桂系军队艰难而迅速地行进，修筑工事，接着就是大炮轰鸣，机枪扫射，画面上布满尘雾烟火，桂军喊叫着奔跑着向前冲杀。

晏道刚心想：“这很像是实弹演习，而不像惨烈的战斗，这是事前预拍的镜头！”但他侧脸看了看蒋介石严肃的脸，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接着就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赤脚而行的俘虏群。

“这不是军队！”蒋介石盯视着银幕，“这是一群叫花子！”

“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侍从室主任附和说，“只要穷追猛打就不难消灭……”

“关键是不使其落地生根……”

无穷无尽的俘虏群，在山弯处蜿蜒，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两旁是头戴钢盔手执崭新步枪、趾高气扬的押解者，与俘虏恰成鲜明的对比。

解说词拖得很长，不厌其烦地报告俘虏所部番号及最高官阶和名字。

镜头不断地重复出现。

蒋介石不久就厌倦了，他想的是白崇禧：“这个人比何健滑头，他先把共军主力放过去，待其半渡而后击，‘避其精锐，击其惰归。’损失少而斩获多……”

“对敌人足智多谋是好的，”侍从室主任很懂得蒋介石的心情，“用来对付自己人，就可悲了……”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斗法是无时不在的，但他却常常败在蒋介石手下。

白崇禧自幼就学会“宁用智取，不用力敌”的战法。他在自传中，讲过少年时的一个故事：

九岁时，他与六岁的弟弟一起上学。在同学中，有个十七岁的校内年龄最大的叫毛长林的学生，性情暴戾，品德极坏，经常欺侮他兄弟二人，勒令他们供其零钱、食物以做“贡品”，不能满足其勒索，便拳脚相加，白崇禧虽恼恨，但力弱而不能敌，便与六弟密商以智取胜之法。某日放学乘毛长林步下五级石阶时，他乘其不备从背后猛力一推，毛长林翻滚而下，他让六弟先回家告知父亲说明原委，而自己则先匿藏村后山岩之内，静候事件的了结。九岁幼童做此精细安排，绝非一般。

他也善于自行其是阳奉阴违。1915年，他在桂军马晓军的模范营当连长。当时广西匪患极为严重：“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当时广西政府对待股匪均采用招安政策，自陆荣廷做督军始，因陆在当清兵时将法国领事的狗踢入河中而受通缉，陆惧罪潜逃落入绿林，专入安南抢劫法国人，以示报复，而将所获财物接济贫苦人家，从而获得劳苦人民的拥戴，势力日益庞大，后为清官苏宫保招抚，由队长、管带升到边防督办。辛亥起义，王芝祥以桂督相让，陆荣廷便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陆荣廷自己当过土匪，又是被招安者，他当政后，力主采用招抚政策。

那时，白崇禧虽然是个二十二岁的连长，却力主剿重于招。他在所招安的二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余名惯匪，欲杀之而绝后患。营长不敢做主，而去请示陆荣廷。陆闻之大怒，责问马营长：“如开杀戮，各地匪皆不来就抚，全省治安由谁负责？”

白崇禧闻后，决定独断独行，却又不能犯上，只能用计。他将所要杀之惯匪，先施优待——放假三日回乡去过中秋节，严令他们按期归营。八十余名惯匪如期归来后，他怒不可遏，诡称有人举报他们中间有人回乡为非作歹，有负他的优待之意，惯匪们皆说绝无此事，白崇禧则说举报人在学校内等候，定能认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到学校去让举报者辨认。惯匪愿往，以证其无罪，乃鱼贯入校。校内早伏士兵，逐个捕捉，当夜将其全部枪决。即报马晓军营长，说“该伙匪徒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促，因不及请示办法，恐有误戎机，故用紧急处分将全部匪首八十余名枪决”。

生米做成熟饭，陆荣廷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也成为广西清乡剿匪史上的一件大事。匪首即除，匪帮散去，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蒋介石对白崇禧研究得很透，他对他的亲密顾问端纳曾说过：“白崇禧是一匹难骑的马！”

端纳回答得很巧妙：“好骑手可以把他变成千里驹。”

这就是蒋介石既怨恨他又要用他的尴尬处境。蒋桂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他对桂系地方实力派还能有多大的指望呢？

《七千俘虏》放完了。蒋介石站起来，对侍从室主任说：“白崇禧又要高价讨赏了。”

蒋介石知道，这些地方势力派，虚报邀赏，不给军饷不干事。但大量的军费交给他们，那不等于割肉养虎壮大了异己吗？

“白崇禧所采取的追剿办法很有创造性，除了信上写的坚壁清野外，还有更有效的一手，”侍从室主任跟随蒋介石回办公室，边走边说，“值得推广。”

“你说……”

“他派多股便衣人员伪装共军在共军所到之处，对当地居民加以烧杀……”

“好！好！”蒋介石兴奋地说，“这是防止共匪就地扎根的好办法……你给白健生发个电，嘉勉几句，并对各追剿部队发出指令……嗯，要多激励几句，让他们穷追不舍，积极歼敌，切勿避战，尉缭子不是说过吗：‘求敌若求亡子……’党国安危，在此一举了。”

侍从室主任和副官长离去之后，已是深夜十一时，蒋介石仍无意睡眠，继续处理案头公文、批件。

b12月3日报载：/b

宁都寒衣运送完毕。

省赈务会于前日开始将教育界募得之寒衣送往收复区散发，其情已志本讯。现悉该会已于昨日将分宁都寒衣六千件，一律运送完毕，兴国寒衣今日起运，该会又接清匪善后局职员募到寒衣五十七件，该会已决定运新克之县城，云。

b又讯：/b

省府积极整饬各县团队。

官佐不准任意更换，并不得擅离职守。

省府昨通令各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转饬所属保安团队官佐，非经呈准，不得任意更换，以符法令；并不得擅离防地，以重职守。尤应随时考察，以谋整顿，其原令如下：

据报广丰县，保安第一中队第一分队官长不在队内，士兵异常散漫，又玉山县保安队，任意撤革委用私人等各情到府。仰该司令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对保安队这种腐败现象，唯有叹气而已。

五真理与信仰

在微雨后的黄昏，端纳漫步在南昌街头。行营重地，随处都是军警，安全可保无虞。

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信步而行，他被回忆的纤丝细缕所缠绕，尽管他受着蒋氏夫妇的信赖和优待，尽管他性格散淡而不计名利，但他并不总是愉快的，他时常处在一种迷茫空虚和孤独中。他早已厌倦了国民党内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一种侨居他乡寄人篱下之感，越来越沉重地挤压着他的心。

此时，有教堂悦耳的钟声传来，钟声徐缓悠扬、庄严而又亲切，他不由得循声走去，进入一个僻静的小巷。

城市的暮色渐浓，暗蓝色的天幕柔和、明净，给人一种近乎玄妙之感。

端纳知道，在他那张雪白台布罩起的小餐桌上，已经有晚餐恭候，但他不想回去，钟声给他一种圣灵庇护的福乐之感，他的灵魂似乎在钟声里徐徐升入天堂，去享受人间没有的安怡之乐。

端纳循着钟声，穿过狭窄的街道，去寻找在暮色苍茫中向他召唤的教堂。蜿蜒曲折的街巷显得格外幽静，在毗连的高高低低的房顶上，天空像闪光的河流平静地伸展到远方的大海。

他已经看到教堂里时隐时现的灯火，他刚要踏上整洁的台阶，忽然耳边响起嘶哑的咳嗽声，像幽灵似地从教堂旁边冒出一个黑影。他先看到一双枯瘦如柴的老人的手，在暮霭中像弯曲的铁钩要攫住他似的，随着一声凄厉的叫喊：

“行行好吧，老爷！”

端纳不敢细察这个乞丐的脸，慌忙掏出一张钞票丢给他，那张纸钞（他不记得面值是多少）飘然落地。当那个乞丐俯身去拾时，又有一双小黑手向他伸来，依然是凄厉的喊叫：

“行行善吧，老爷！”

他急忙登上教堂的台阶，逃避魔鬼似的走进教堂，他并不吝惜第二张钞票，他感到在教堂门外集聚着乞丐，本身就是对仁慈的上帝的亵渎。就在他进门之时，他听到两个乞丐为抢夺那张飘落的钞票的撕打和诟骂声。

“弱肉强食！”端纳预感到后来伸向他的手比最先向他伸出的手更有力量，有力量的手最终会把那张钞票夺在手中。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伸向袋内，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给他们一张，以解决这场纷争。

他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他经过一处战乱摧毁的乡村，那本已破旧的房屋在燃烧中倾塌。衣不蔽体的饥民，满脸灰垢和泪水，捶胸顿足呼天号地的怨愤之声，直达天庭。他，端纳，这样尽心尽力地为蒋氏夫妇出谋划策，致使连年战火遍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饿殍盈野，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助纣为虐呢？端纳突然感到心灰意冷，他似乎寻求补救或赎罪，急忙又走下台阶，把第二张钞票塞给那个受了欺凌的老乞丐。那老头生怕再遭抢劫，只疑心地望了这位洋大人一眼，便转身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这时教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音乐之声，这宗教的音乐，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用优美的旋律编织成欢乐的花环，凭空撒下，飘落在端纳的心头。

与他所见过的大教堂相比，这个教堂未免太狭小太简陋了。祭坛上烛火闪耀，大约有十几个男女教徒在默默祈祷。他记起童年时，初次被母亲带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所感到的好奇与惶惑。

不管教堂大小，上帝总是一样的。

端纳并没有跪下，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此时，他的整个生命都溶化在宗教的奇妙的乐曲中，纷繁的思绪浪潮般地涌来。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上帝面前忏悔还是辩解，他不能在这种梦幻似的境界中对现实生活作冷静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鲜空气，使自己清醒过来。

他从教堂走出来时，又有几个乞丐向他伸出手来。有的竟拦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哑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爷！”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这叫声是乞求还是诅咒，也搞不清他施舍是作恶还是行善。他也分不清这些乞丐是可怜还是可恨，他也辨认不出其中有没有刚刚拿到他的钞票的两个人……

“丑恶！丑恶！”他怒冲冲地冲出乞丐的重围。他听见背后扬起一片咒骂和狰狞的调笑声。

他原来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向是泾渭分明的。他本无非分的欲求，无须弃善行恶。可是，现在这忽然成了问题，自己也陷入善恶难分的魔潭之中。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杀人如麻，谓之善，而北洋军阀却谓之恶；上海“四一二清党”，国民党谓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却谓之恶；在蒋介石征服各地方实力派时，互相争权夺利，使中国大地沉入战乱的血海，各认为自己是善而对方是恶；现在，蒋介石全力投入对共产党的作战，共产党谓之作恶，而蒋则认为行善。

那么善恶的界限在哪里？

假如端纳知道毛泽东和罗自勉那场善恶之争时，他又作何感想？两个世界观人生观绝不相同的人，在善恶的思辨上是同工异曲还是殊途同归呢？

他，端纳，以多年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才华为蒋介石出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职尽力，到底是在为善还是为恶？

如果像国民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幸福，那么，他端纳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产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是黑暗的地狱，那么，他端纳就是在作恶了。

端纳跟冯·赛克特有所不同。后者是极端仇视共产党的法西斯分子，他的头脑里不存在善恶的观念，只存在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他只知道用“铁与血”实现他的信仰，不分是非。端纳是记者、编辑，他的财富是他的学问。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但他不是那种不问是非的死硬派。

端纳的思索很容易陷进自相矛盾中，如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善恶是非，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善恶是非，那么，善恶是非的客观准则是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一切派别和各种势力都服从他才是善，而各派势力却认为是恶。如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们也想称王称霸，当他们的力量能够力挫群雄时，他们不也要消灭异己吗？那时，他们就跟蒋介石一样，把吞并异己统一中国谓之善了。

端纳终于想到了立场问题。中国历史上讲春秋无义战，何止春秋时代？那只能各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团利益而奋战，各为其主，而无是非可言了！

难道真无是非？他想起国民党杀进苏区时，见到一个个苏维埃政府门上贴着同一副对联：

豪绅不入地狱

穷人难进天堂

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这就是共产党的是非。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进地狱；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进地狱。”那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拼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许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剧吧？

那么，谁入地狱，谁入天堂，就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了。

端纳又陷入弱肉强食的法则。

端纳的思索，不可能达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国的统治集团，善恶是非因人而异飘忽不定，像梦幻一样瞬息万变。一切道德、准则都是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都是他们的利益、权力、意志的表现。弱肉强食的法则，就是把残忍、疯狂、犯罪合理化、制度化的专制主义的法则。我去侵略别人，那是因为我有力量；我被别人侵略，那是因为我是弱者，并不是因为我的善良。

端纳的思绪自然向叔本华和尼采倾斜过去：

叔本华认为：人的生活意志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利己主义，而永远得不到满足，以致人类历史是无止境的屠杀、掠夺和欺压，所以说人的生活意志是万恶之母、痛苦之源。

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平常人只不过是“超人”用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超人”有权统治和奴役“群氓”，“超人”为了夺取权力，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战争是自然规律。

端纳按着这两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唯意志论者的观点，去剖析历次战争：“那些成十万百万死在战场的士兵是不是为某些‘超人’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呢？”

他想是对的，蒋介石不正是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意志而驱使前线将士浴血搏斗吗？

目前的现实，似乎又不能完全印证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端纳又倾向于信仰的力量：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是基于三民主义革命的信仰，北伐后陷入争权夺利便是信仰的丧失，信仰的丧失便是革命性的丧失，也就是腐化的开始。

共军之所以那样顽强地战斗下去，除了求生存之外，不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挽救国民党之法，唯有挽救信仰。”端纳仰起头来，看到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上方写着孙先生亲自手书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那么，蒋介石现在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统一中国，这跟“天下为公”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3月15—27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给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并决定出兵讨伐桂系“护党救国军”。国民党三大，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尉缭，战国时代军事家，著有《尉缭》三十篇，列入兵形势家，今尚存二十四篇，称《尉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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