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宝库珍奇无数、异彩纷呈，在这中间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却独标一格，堪称一部价值非凡的佳构杰作。此书德文原题名为gesprächemitgoetheindenletztenjahrenseineslebens，照直译出来大致是《与暮年歌德的对话》。包括作者爱克曼本人在内，恐怕谁也不曾料到它会从汗牛充栋的类似著述中脱颖而出；许许多多同样记述歌德谈话和生平的文字都湮灭无闻了，爱克曼这部书长期广泛流传，成为一部深受文艺界、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青睐的世界名著，因而也独占了《歌德谈话录》这个既响亮又蕴涵丰富的题名。时至今日，这部书不但在德国家喻户晓，即使在时空相距遥远的中国，任何有教养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爱克曼的这部大作。教育部把《歌德谈话录》列入了给中学生的推荐书目，就足以证明它多么受重视。仅仅靠着这样一本书，作者爱克曼便得以留名青史。

爱克曼何许人，为什么偏偏是他完成了这部作品？

对于此书的产生和成功，歌德本人除了被动地接受“访谈”，是否还主动、积极地做了什么？

《歌德谈话录》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影响？

就诸如此类读者和专家都不会不感兴趣的问题，亦即一些直接关系到本书的理解和欣赏的问题，笔者准备介绍一些自己掌握的情况，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歌德谈话录》何以偏偏出自爱克曼笔下？

《歌德谈话录》出自爱克曼笔下绝非偶然，成就他的既有客观的机缘，更有他主观的种种优越条件。从他这近乎歪打正着的成功，我们真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爱克曼（peterjohanneckermann,1792—1854）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虽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故而能靠自己的努力和好心人的资助念完大学。爱克曼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对大诗人歌德更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但自己的诗歌创作以歌德为楷模，还写了一部主要以歌德作品为范例的诗论。他专程到魏玛拜谒歌德，目的就是拿自己的诗作登门求教。

1823年6月10日，年已七十五岁的大诗人歌德在自己魏玛的家中，像无数次地接待他的仰慕者一样接待了年轻的爱克曼，并对他留下了一个为人诚恳、勤奋、踏实的好印象。这便决定了时年三十一岁的小伙子一生的命运，因为年事已高的歌德已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正留意物色一名适合在将来编辑、整理和出版他遗作的助手。爱克曼的人品、学识和文笔俱佳，在他看来正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多亏老天帮忙，让这么个年轻人恰恰此时出现在歌德面前！

于是老诗人很快便拿了一些早年的作品让小伙子试着编辑整理，结果相当令他满意。随后经过歌德诚恳的邀请，爱克曼便留在魏玛；后来他又在多次挽留之下待了整整九年，直至歌德1832年3月逝世。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爱克曼成了歌德家受欢迎的常客和工作中得力的帮手，不但经常有机会与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聚首倾谈，还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与这位自己深深敬慕的长者建立了诚挚的友谊。面对年轻的爱克曼，身份和地位极其显赫的魏玛重臣、“诗坛君王”和“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一改旧貌，不仅慈祥和蔼，而且推心置腹，无所讳避，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爱克曼呢，作为后学、助手和景仰者，对老诗人睿智的谈吐自然更是洗耳恭听，生怕有所遗漏和疏忽。就这样，长时期地在如此难得的良好环境和氛围里，便孕育和诞生了《歌德谈话录》这部无与伦比的精彩杰作。

不过，起作用的当然不只是歌德和蔼、主动的态度，不只是良好的环境氛围。须知除了爱克曼，歌德身边还有过其他一些学识渊博、文笔劲健同时也受到老诗人善待的人，他们却要么没想到做，要么想到了却没能做成这样一件看似并不起眼，然而却堪称不朽的事情。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爱克曼具备一些其他的人没有的主观条件和优秀品格。

爱克曼生性温和，善解人意，富有观察力，在与人交流时既乐于聆听，也善于提出问题。对于渴望述说的老人来讲，他真是一位求之不得的理想对话者。爱克曼的这些特点和优点也即他取得成功的原因，都充分表现在言行里，凡读过《歌德谈话录》的人都能体会出来。

还有一点更加难能可贵，就是爱克曼非凡的眼光。他一开始似乎就意识到了记录歌德谈话的重要意义，因此不但时时事事格外留心，且能持之以恒，坚持记录整理歌德日常的言谈达九年之久，真可谓一位世间少有的、独具慧眼的有心人！要知道歌德留这个年轻后生在身边原本只是让他做编辑旧作的助手，爱克曼以此获得的报酬看来也不多，所以还得靠教授学生解决生计。所以他待在魏玛不只是生活清苦、忙碌，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家庭生活。可是结果呢，付出当然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报：爱克曼以他在给歌德当助手期间堪称独特的建树和贡献，在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上永远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说到爱克曼的建树和贡献，不能不指出他除编辑出版歌德的遗作全集，除写成独一无二的《歌德谈话录》，还激励、催促和帮助歌德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第二部。甚至可以讲，如果没有爱克曼，很可能也就没有完整的、旷世不朽的《浮士德》！在促使歌德充分发挥创作才能这点上，原本卑微的小人物爱克曼，完全可以和赫尔德、席勒等德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并肩站在一起。

一点启示：在拥有六千年文明的中国，从古至今也涌现了无数的大诗人、大文豪和大思想家，然而似乎却没有一个像爱克曼这样“伟大的”小人物和助手。就因为没有这样的助手，经过时间长河的无情冲刷、汰洗，我们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本该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逐渐归于无形，已失去和湮灭掉了的真不知有多少！

自白与自述：歌德的“全身塑像”和又一部《诗与真》

顾名思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应该是以歌德为主体和中心的谈话记录，也即一部纪实之作。它之重要，毋庸讳言，首先在于歌德这个人的重要。歌德身为诗人、作家、思想家以及自然研究者和政务活动家，所以谈话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然而歌德首先被视为一位文学家，谈的问题也多涉及文学艺术，此书通常便归入了文艺类的著作。

谈话的时间自1823年6月10日至1832年3月初，也就是歌德在世的最后九年多，但是内容却不局限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还包含大量歌德对往事的回忆，对未来的展望。歌德喜欢把自己一生的创作称作一篇巨大的“自白”，其实爱克曼的这部《歌德谈话录》才是他真实而全面的自白。人们因此视它为又一部歌德“自传”，也有人称其一尊立体的歌德“全身塑像”。

现在的问题是，歌德这部“自传”、这尊“塑像”是否真实可信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得看一看它产生的具体过程。

歌德本人是谈话的主体，也即亲自参与了“自传”的写作和“塑像”的雕凿，这就保证了它基本真实可信。可为什么讲基本，而非完全呢？因为有以下一些情况：

歌德与爱克曼谈话绝大多数都在他魏玛的家里，但有时也会在散步的路上或者外出的马车中。即使坐在家里，爱克曼也并非随谈随记，更不具备今日的录音条件，而多半只能在事后根据简单的日记进行回忆和整理；有时甚至连日记也没有，整理只得全凭记忆，而又并非总是整理得那么及时。

再有，尽管爱克曼很早就考虑到了出版，歌德本人却不同意在自己生前办这件事。到1830年他终于松了一点口，但审阅谈话记录稿的承诺却至死未能兑现。后来人们用新发现的歌德日记对照谈话录，便发现其中的记载难免有一些出入。

由上述两点，便得出了“自传”和“塑像”基本真实可信的判断。

《歌德谈话录》的第一、二卷出版于1836年，也即歌德逝世四年后。出版后文艺界反响强烈，也得到歌德的至亲好友认可。这大大鼓舞了爱克曼，于是他第二年开始着手编写第三卷。可是由于前两卷销售不畅等原因，第三卷的辑录、整理和出版竟拖了十二年，到1848年才得以问世。这一般都在译介时舍去了的第三卷，不但更多地依靠的是爱克曼本人的回忆，还包含了相当多歌德和爱克曼的瑞士友人索勒（f.j.soret）辑录的歌德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