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收留女儿，黄素琼也一直在用审视的眼光观察张爱玲，始终在权衡自己为女儿的这种付出值不值得。结果，张爱玲和她相处也越来越别扭。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黄素琼母性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情的索然寡味。她属于那种感情被定型成生硬的条条框框的人。从她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爱玲如何做“淑女”的刻板细则，到她照本宣科般告诉儿子女儿吃什么营养，都只是严师的唠叨。唠叨也罢，关键还是她执著于自己的标准，没有内省的能力和习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这一套到底对孩子们有多大的益处，对孩子们到底是不是合适；也从来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苦衷。她只是一个对姿态比对内心的感受更感兴趣的女人。

其结果是，她那一套生硬刻板的“淑女”标准，两年的培训计划，彻底失败。对这一件事，张爱玲事后回忆“除了使我思想失去均衡之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1947年，黄素琼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差不多有十几年没有和儿子见面了。这次，她邀请儿子去吃中午饭。饭前，询问了儿子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这样她好准备。

黄素琼的这些询问，很像是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可惜，本性难移，这些到头来还是落脚于她刻板的科学理论。

吃饭的时候，她一直注意我吃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我对她讲的。她还不时问我工作的情况，教导我应当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自始至终我总是战战兢兢回答她的提问，以及唯唯称是地听着她的教导。

一场母子团聚的温馨会面，又被她的说教搞砸了。

从张爱玲的文章和张子静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看到这位母亲询问过儿女们是否快乐、是否幸福。而这些，本应是母亲最常见的关怀。

这样一位对自然的情感几乎没有体验能力的母亲，言传身教般让两个儿女在什么是爱、如何表达爱这个问题上，也缺乏应有的能力。张爱玲日后离群索居，张子静终身未娶，都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

黄素琼作为一位母亲实在是太失败了。

“不爱”比“爱”更难

相比于母亲这一方面的刻板，父亲对儿时的张爱玲却有更多的温情。在与黄素琼离婚至再婚的三四年间，是他与儿女最亲近的一段美好时光。张爱玲放学回家后，多是在他的书房看书，与父亲闲谈自己对某一本小说的看法。父亲细心听着，不时交换自己的意见。他们不仅谈《红楼梦》，还谈时下小报上的内容。可以说，父亲张志沂是张爱玲文学启蒙的老师。最关键的是，在文学启蒙的道路上，不仅需要知识的启蒙，还需要有人欣赏和懂得。张志沂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他早期对张爱玲的肯定，才使得张爱玲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被她母亲改造成一位“淑女”。

那时，张志沂对张爱玲的成绩，是得意骄傲的。家里来了人，他都要把张爱玲写的旧诗读出来让来客欣赏。张爱玲14岁写的习作《摩登红楼梦》，回目就是张志沂拟定的。

成年出国之后，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张爱玲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她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写道：不禁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的情景。那时她的父亲总是买香肠卷。

这样的琐碎小事，完好地封存在她的记忆里，文字写到这里都是温暖和怀念。

《小团圆》里，乃德对蕊秋一直带着脉脉温情，就算离婚后对蕊秋也是有感情的。嘴里念出“蕊秋”两个字是那么的温柔。虽然《小团圆》是本小说，连图书版权页上的分类也说得很清楚，“长篇小说—中国—现代”，但仍有不少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来看。乃德指的就是张志沂，蕊秋是黄素琼无疑。

其实张志沂从来就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失落于时代的节拍，固守自己的天地。

自1927年出国，黄素琼一去就是四年。尽管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旧式家庭也有所松动，但是一个有着两个儿女的女人，能从这样的大家族中出走，是不是也有着张志沂爱的隐约支持呢？黄素琼强硬勇敢的背后，是不是有着张志沂宠爱的迁就？

期间他给黄素琼寄去的照片中还题有一首七绝，末两句是“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张志沂一直催促她回来，姨太太走了，也答应戒毒。

1927年1月，张志沂在津浦铁路局失去靠山，离职。次年春天，举家搬往上海，专等黄素琼回国。

1928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5月4日，秦军首领张作霖在沈阳附近被日军炸死。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21日，全国反日大会在上海召开。7月28日，中国代表出席在荷兰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开幕式。11月1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12月末，张学良继任奉系首领并宣布东三省易帜，换挂青天白日旗。

这一年，张爱玲八岁。她们家浩浩荡荡地搬回上海，坐船走海路。

一直觉得大海与张爱玲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当年她坐船到香港，后来到日本、到美国，一道深深的海域，把她隔了个十万八千里。而大海的宽漠、疏离，还真的有点像张爱玲。

起先在上海的家是中等人家常住的那种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比天津的宽宅大院小气多了。但是张爱玲却很开心，沉浸在小孩子对于搬家、换新环境的莫名兴奋中。连带着油漆犯冲味儿的壁板，在她眼里，“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很快一团高兴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嗜毒成瘾，打了过度的吗啡，离死不远了。

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在这样一个阴冷、孤寂的雨天，年幼的张爱玲看到的是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看着颓废、了无生气、奄奄一息的父亲，听着雨打屋顶，家里昏暗不见天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从美的巅峰摔下来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母亲和姑姑终于回来了。她们把张志沂送到医院戒毒。家，明亮起来。

黄素琼，这位美丽的西洋化美人，似乎把另一种光明、温润的生活方式带回来了。她大刀阔斧，家，按照她的想法变成了暖色调。

她们搬到陕西南路的宝隆花园，是一栋欧式洋房，一共四层。屋顶尖尖的，门前有花园。

张爱玲和弟弟在楼梯间跑上跑下，兴奋尖叫。家里不仅有壁炉，有童话书，还多了很多“蕴藉华美”的朋友。有人唱歌，有人弹琴。

黄素琼与一位胖阿姨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倒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色椅套配着玫瑰红的地毯，真是明艳艳啊！张爱玲由衷地喜欢，连带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母亲的来处，总使她联想起那异国蓝天下的红色房子。一切都如同童话一般。尽管母亲告诉她，英国天气并不好，总是下雨、阴暗、潮湿，然而她没法矫正自己的印象。因为一切都是这么温暖，看着一切都觉得好。

有段时间，黄素琼学唱歌。

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张爱玲笔下对于母亲常有三分调侃的口吻，说她是“学校迷”，“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在欧洲进的美术学校，张爱玲也给她颠覆了——“太自由散漫不算”。这是张爱玲“一身俗骨”在向黄素琼的“小资情怀”叫板。这样一个张爱玲是不会被培养成另一个黄素琼的。

想着黄素琼娇媚地笑着为自己辩解，有点任性地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些都不失为这个美妇人的可爱。张志沂一直对她留有温情，或许也是爱她的这些可爱姿态。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这段时间，张爱玲过着明媚的生活。一切都是母亲的方式。学英文、弹钢琴、看电影、听音乐会，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就连看到书里面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讲起它的历史，也会落下泪来。母亲向弟弟表扬她：“你看，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张爱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心里面却飘飘然。还有什么比母亲的肯定更让孩子觉得温暖幸福的？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父亲母亲又开始吵架。

他们剧烈的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有时候，楼上突然传来两人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黄素琼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破东西的声音。两个小孩正在院子里面跟狼狗玩，这时只得静静地怔忡着。

其实张志沂不肯拿钱出来养家，动机是想把妻子的钱花光后好把她拴在家里面。

不知道这算不算爱的自私。

黄素琼自然明白这层用意。家不复柔和。当年张志沂兄妹一直依傍着同父异母的兄嫂生活，金钱的约束让他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自由。现在，他想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黄素琼。当年他自己都想方设法要离开兄嫂，何况是出国留洋，已品尝到独立甜头的黄素琼。这个勇敢的小脚女人，一纸离婚书，解除了自己的婚姻。

据说，办离婚手续时，张志沂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状，问黄素琼是否要改变心意。黄素琼低着头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不知道当年黄素琼这么说时，心里面有没有百转千回。与张志沂年少相逢，共度了青春浪漫的时光。在当年天津的家，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夫妻二人与几位亲戚朋友在花园里品茗聊天。张志沂脸庞清秀，黄素琼翘着兰花指正在倒茶，脸上隐着笑。夫妻两人看起来很默契、很幸福。

每一个婚姻都有一个幸福的开始。

爱却不能完整如初。

1930年，张志沂、黄素琼离婚。1953年，张志沂在上海病逝，享年57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病逝，享年61岁。

黄素琼的遗物中有一张张志沂的照片，背后提有四句：

才听津门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