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鞠耦的小姐楼

到南京寻史，夫子庙是给外地人看的，乌衣巷是小商贩的幌子，搅和着混沌的秦淮河是拿来给人不正经地遥想秦淮两岸当年的声色的。虽然这六朝古都已走了样，但它仍然有很多故事深藏在浓郁怀旧的磁场下。

在南京江苏海事学院内，就有这么一处老宅。

老宅子名叫“小姐楼”，是当年这个院落建筑群三座小楼中唯一幸存的一座。主体结构是用赫红色砖头砌成，方正平稳，两层而建，四周绕有青砖回廊。掩映在绿树丛荫里，典雅中又带着威严。

这座宅子是李鸿章的女儿女婿在南京的住宅。

当年，李鸿章让自己不得志的女婿——张佩纶带着女儿——李菊耦，移家南京，偏居一隅。或许，远离是非，不问世事，在李鸿章看来正是对那个已被朝廷冷落的女婿最好的体贴。

谁都没有想到权重一时的李鸿章会把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相差19岁、此前还娶过两任妻室、留有两个男孩的兵败被贬之人。

1888年，娶李鸿章的大女儿李菊耦时，张佩纶42岁。正是潦倒之时。

光荣的起点与灰暗的转身

遗传有着隐秘的力量，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枝节细末处，总会在不经意间让我们发现一点巧合。就像张爱玲说的“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似乎这个家族成员都有一支生花妙笔。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发表了包括“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一刹那间轰动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名列进士榜第二十四位，次年进入翰林院。1845—1846年，她的曾祖父——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即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次年，李鸿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而这些只是一个光荣的起点。1846年，28岁的张佩纶因表现优异，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使，也就是拥有了可以单独上书的权利。言官生涯的九年里，他评议朝政、弹劾污吏，用文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好不得意。也正因为“直声”他成为朝廷红人。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平日张佩纶爱穿的竹布长衫，都被大家竞相模仿，成为时尚偶像。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里面，很真实地再现了张佩纶当年的“盛况”。

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即张佩纶）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

张佩纶靠着一支笔杆子，成为当时清朝廷“清流党”的重要人物。

明清两朝很流行清流之说，看着忠直、刚正不阿，打着“为了国家”的旗号，把看着不顺眼的事和人，拿来说一番事。这里面肯定不乏用心纯粹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在我看来，不过是为官为政的另外一种姿态。

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忠直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内则不避权要，外则论议锋厉，满朝侧目。”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国南部，张佩纶连上书数十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宝廷、黄体芳和何金寿为“四谏”成员。这正是清流一派的鼎盛时期，他们作为清流中负气敢谏的人物名噪一时。这几个中坚力量，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以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

然而，当他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时，当他意气风发想在福建办出个样子时，他的人生，他亮丽明媚的前半生，灰暗地转身了。是不是人都不能太顺？否则物极必反？

我们不能把《孽海花》当做考据来读，毕竟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但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时运乖蹇，经过文学的渲染，的确就是一部传奇。

1884年，张佩纶来到福建。当时法军早已虎视眈眈，就等着打这一仗。而清朝水师实在是没有几斤几两，我们从小学近代史，都知道，一到打水战，都是惨败的结局。好不容易出了个丁汝昌，也只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红色典型，其实还是一个惨烈的例子。所以说，张佩纶，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文弱书生，会办海疆，稍微清醒理智一点的人都知道，赢的几率有多小。

他自己也打算先到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奏明朝廷时局与自己的实力并不匹配。如果能被召回，那敢情好。如果朝廷不改初衷，那自己就“设辞弃病”。然而，人生有很多事情总在不经意间被命运之手牵引到另一条道上。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下子的改变，可能你会错过一个人，可能你会错过某件事，更有时候，你的人生会大抄底，全盘皆错。

一到福建，张佩纶就改变了想法。他慷慨陈词，心雄万夫、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甚至进驻战争最前沿马尾船政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改变了初衷，由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变成激昂万千的将士。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一仗完全没有把握，在他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满纸凄苦悲凉，对这场战争他哪有什么把握。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他放弃了庸俗自私的虚与尾蛇、自我保全，豪迈立于信仰的巅峰。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壮怀激烈，满腔悲壮。

这样的纵情一搏，这样慷慨绝望的情怀，成全的是一个男人的雄心，一个叱咤风云、策马扬鞭、响当当的男人梦想。

然而这是一场输定了的战争。这一年的七月，法军在大风雨中出兵，让全无防范的清军措手不及，加上兵器陈旧，“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

有一个笑话是说，溃败后的统帅张佩纶，临阵脱逃，逃亡路途还不忘啃猪脚。时人以联戏曰：“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其实，人生本来就有很多平面，平时展现出来的都是拿得上台面的，但在突发事件临阵关头，有时候可能就有些走样。有时候人倒是因为不完全，而变得生动。

这个人，因为有着这些缺陷，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画中人物。或许，人也应该学得平和一些，学会理解每一种状况。

当然，这个男人毕竟还是做错了。不仅丢兵弃甲，还让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毁于一旦。这场著名的“马江之战”使张佩纶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成为话柄。他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朝廷很快问罪下来，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

东床快婿的不快乐

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生涯似乎已经走到头的人，却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李鸿章为什么会选张佩纶，是因为政治原因？想做一个高姿态，不计前嫌，博取佳话？张佩纶曾经参过李鸿章骄奢罔上之罪。还是想网罗人才，真正器重他的才干？从李鸿章对朋友的言语中可见一斑：“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

这个曾经激昂文字、指点江山的人，投于李鸿章门下。李在天津时，张就一直随他在幕中。但这个明知打不过法军还慷慨请战，内心激扬澎湃的人，真的能扮演好他幕僚的角色吗？毕竟他们一清一浊，在政治上本来就存在分歧。

1900年，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这个慷慨言事的书生拂袖而去。

同时他发现，虽然很多事情，李鸿章会咨询他的意见，但是真正采纳的很少。作为一个男人，这才是让人挫败的。除了李鸿章，李家人喜欢他的本来就不多。这种不喜欢可能都是从李夫人那里传递出来的。当时，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前，李鸿章的老婆就不同意，不依不饶、大哭大闹一场。李鸿章本来就是一个惧内之人，要不是李菊耦“慧眼识英雄”，表态“爹爹选的总不会错”，这桩姻缘也不会成。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男人是多么压抑。事业上没有抱负，生活中又寄人篱下。

这样的尴尬，才使得他居然会在李鸿章七十大寿的晚宴上，选择沉默。在那个阖府欢庆的夜晚，就连宫里都派人来贺寿，皇上和太后送来匾额贺礼。这个男人却在自己房间里，与李菊耦下了一天的棋。看似不把一切放在眼里，强硬是做给别人看的，其实正是一个男人受伤的内心。

1894年7月，中、日在朝鲜交战，李鸿章过继的长子李经方主和，而张佩纶主战。这个大舅子李经方居然托人在皇上那里参张佩纶“干预公事，不安本分”。

朝廷下的判决是要张佩纶立即搬出李家，不许逗留。李鸿章上折辩护无效。

你会怎么看李鸿章?

原本我对李鸿章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但当看了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处理方式之后，觉得这个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人很多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父亲、一个长辈。而代表大清帝国签订的那些侮辱性的条约，实在是由不得他。说他“丧权辱国”，也太放大一个人的力量。

他赴英国访问，把对方所赠名犬宰而烹之，还写函“所赏珍味，感新得沾其珍”，一时传为笑柄。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对无奈时局的应对。

1895年，他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次年，要赴俄国贺俄沙皇加冕并签订《中俄密约》。他与李经方坐船到日本换船，日方早在岸上为他准备了行馆，但他拒不上岸，夜宿船中，“誓终身不复履日地”。第二天，换乘的船驶来，需要先坐小船衔接，他得知小船是日方船，仍拒不登船。后来日方只好在两船间架一飞梁，他才登梁换船，驶去俄国。这一年，他正好72岁。

李鸿章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在朝四十余年，无一日不在要津。1901年7月，李鸿章与联军签订了此生最后一次乞和条约。他曾对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9月7日，他逝于北京贤良寺寓所。这最后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以78岁高龄抱着必死的心情前往，其生命中背负的沉痛能不能企望得到芸芸众生的了解和谅解？

《孽海花》里面曾写道在威毅伯（即李鸿章）的卧房里，庄仑樵（即张佩纶）瞥见桌上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其中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最后一句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