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基本是卡巴洛一生的写照：在谨慎和自尊之间，他总是立刻就能作出选择。当“超级拳赛之夜”拉开序幕的时候，“吉卜赛牛仔”放弃了他一贯以躲闪为主的风格，径直冲向对面的谢菲尔德，用一阵急风骤雨般的左右勾拳打过去。“他不懂我在干什么，于是退到角落里试图揣摩清楚。”弥加回忆道。他当时已经绷紧了右臂，打算一拳把对方打晕，但又想出了更好的主意。“我奋力一脚踢在了他脸上，踢断了我自己的脚趾。”弥加说，“还有他的鼻梁。”
铃声响了。
裁判举起了弥加的右手，医生们则开始检查谢菲尔德的眼睛，确保他的角膜没有脱落。“吉卜赛牛仔”又赢得了一场胜利。他简直等不及要回家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梅琳达。然而他发现，梅琳达有一条分量更重的消息要告诉他：她决定离开他，跟另一个男人搬回西雅图生活。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弥加的脑海里已经充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要问她，而是问自己。
他刚刚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踢断了一个人的鼻梁，为了什么？证明他的伟大？成为一个被他人的品评左右的表演者？他并不愚蠢，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他究竟是个伟大的拳击手，还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可怜家伙？
不久之后，《跆拳道》杂志的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在统计各项搏击运动的排名，“吉卜赛牛仔”因为当众打败了谢菲尔德，所以在跆拳道选手间名列第五。这意味着他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只要这家杂志把排名结果公布出来，财大气粗的赞助商们就会找上门，而他也会有大把的机会认识自己，检省自己究竟是真的喜欢搏击，还是只想通过搏击找到爱。
“不好意思。”弥加告诉那名记者，“我刚刚决定退役。”
要让“吉卜赛牛仔”消失，比让迈克尔·希克曼消失更容易。弥加把所有塞不进背包的东西都扔掉了。他切断电话线，离开公寓房间，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货车浪迹天涯。夜里，裹着睡袋睡在车厢里。白天，替别人修剪草坪，搬运家具，挣些微不足道的小钱。其余时间里，他都在跑步。“我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跑上二十英里，感受那种美好。”他说，“然后会工作一整天，追寻那种感觉。回到家之后，我会喝一杯啤酒，吃些豆子，然后再跑一段。”
他不知道自己跑得究竟是快是慢，直到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个周末，他开着车来到怀俄明州的拉勒米，参加落基山双程马拉松，最终以六小时十二分钟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平均每个越野马拉松只花了三个小时出头，这让他自己都大为惊讶。他很快发现，超长距离耐力赛比拳击更加艰难。在拳击场上，你的对手决定你遭受痛苦的程度，但在小径上，你的痛苦由自己掌握。对于一个想从痛苦中寻找麻木的人来说，跑步的确是不二之选。
或许我可以做个专业选手，只要能克服这些讨厌的伤病……弥加骑着自行车穿过博尔德的街道，心中暗想。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急诊室里，一只眼睛里糊满了血块，前额缝了不知多少针。他努力回忆，也只能模糊地忆起自己像是撞上了什么，从车把上方飞了出去。
“你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医生告诉他。这的确是一种看法，但换句话说：死亡仍旧是一柄高悬在他头顶的利剑。弥加四十一岁，尽管他的耐力跑成绩不俗，但是前景却不甚乐观。他没有健康保险，没有住房，没有家人，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付不起住院观察的治疗费用，而如果就这么出院，也没有可供休息之地。
是他自己选择了贫穷自由的生活方式，但他愿意要这样的死法吗？一个朋友让弥加睡在她家的沙发上休息康复。这期间，他思考着自己的前程。他非常清楚，叛逆者除非运气极好，否则不会有什么光辉。自打二年级起，他便一直把徒步逃脱骑兵追捕的阿帕奇武士格罗尼默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格罗尼默的下场是什么？沦为一名囚犯，有一天喝醉了酒，淹死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臭水沟里。
弥加恢复健康之后就去了莱德维尔，陪马丁曼诺·塞万提斯跑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也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答案。格罗尼默没能自由地跑下去，但或许一个“白鬼印第安人”可以。这个“白鬼印第安人”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也不怕默默无闻地从这个星球的表面消失。
“那你靠什么生存呢？”我问。
“汗水。”卡巴洛回答。每年夏天，他都要离开山上的小屋，搭车辗转回到博尔德，找他那辆忠诚的停在一位农夫后院里的旧货车。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他会恢复弥加·特鲁的身份，替人搬运家具，直到攒够一年的生活费用，再度消失在峡谷之中，变回那个穿着拖鞋奔跑的卡巴洛·布兰科。
“等到我老得无法赚钱，就会去追寻当年格罗尼默没能得到的结局。”卡巴洛说，“我会走到峡谷最深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躺下来。”他的语气非常平淡，没有任何顾影自怜的意味，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所选择的生活只能以这种方式结束。
“所以或许我还能见到你们各位。”卡巴洛总结说。蒂塔阿妈关掉了院子里的灯，催促着我们回去睡觉。“或许再也见不到了。”
日出时分，去往外面世界的长途客车已经停在了蒂塔阿妈的饭店门口。乌里克的士兵们在车门旁列成一队，见珍走过去时，他们集体立正。
“再见，小女巫。”他们齐声向她道别。
珍给了他们一个飞吻，爬进了车厢。光脚泰德跟在她身后，小心地迈着步子。他的两只脚缠满了绷带，好不容易才塞进拖鞋里。“我的脚没事。”他坚持说，“只不过皮有点嫩。”斯科特往旁边挤了挤，给他腾出位置。
我们剩下的人也上了车，尽可能寻找着舒服的姿势。村里的煎饼店主（同时也是理发师、鞋匠和汽车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发动了引擎。外面，卡巴洛和鲍勃·弗朗西斯从车尾走到车头，隔着玻璃窗用塔拉乌马拉人的方式跟我们握手。
汽车启动了。曼努埃尔·鲁纳、阿努尔佛和西尔维诺站在卡巴洛身边。其他塔拉乌马拉人早已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但他们三人尽管有最长的路要走，却还是留下来为我们送行。我看着他们站在路边，朝我们挥着手，直到乌里克消失在车尾扬起的烟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