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的玛雅’，此一形象之谜尚待解答，为秘密绘画之一例。”它说“尚待解答”，但不是说“从来未有解答”。但它用了“秘密”一词。该画完成至今已整整两个世纪，而在西班牙还有很多古老的秘密抽屉，例如巴拉米达的山路卡这个地方，或许在这里会出现一些线索。
我的作品行文至此稍有脱节，因为我在马德里遇见法兰克。就在我小说的中间，主角本身出现在皇宫，事实上就像出外景一样。我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描绘法兰克如何坐在这里写他的长信给薇拉。
前一个星期，我还很鲁莽地跑了一趟塞维尔。那是个错误。那里也发生了一件事，对我的小说略有不利。
我被迫必须厘清安魂弥撒本身，这并不是我的原始意图，相反的，我的小说进展到此，安娜·玛丽亚·玛雅已经因为追逐一个拍了她一张照片的侏儒而亡，我预期的是，届时将遇见一大群哀痛欲绝的吉卜赛人。
所以，塞维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时候这种事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在平静无波的生活中，总有若干的妙趣横生，任何创作都无法超越。
我走进皇宫的酒吧，法兰克已经坐在那儿，手上拿着一杯啤酒。时值十一月中，与我们在斐济相聚的时光相隔已近一年。还记得我到那小小的机场去接他和另两名美国人时，觉得他是个相当压抑的人，如今这样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依然鲜明。
而到了现在，距离他在这里写长信给薇拉也已过了半年。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是距离我想象他和薇拉在沙拉满加的研讨会上相遇，然后坐在马德里的旅馆房间内写一封长信给她。将这两则故事分开来说变得愈形重要了。一九九八年的十一月，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写这部小说，只是它还没发展得很完善。
我甚至没想过会和法兰克在同一家旅馆见面。我知道他住在奥斯陆，只不过他早期曾经和西班牙有过些许渊源。尽管如此，要和他在马德里相遇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指点我到皇宫来的人不是法兰克，而是克罗伊登新图书馆里的克利斯·贝特。
我一坐下，这挪威人便胸有成竹地微笑着，从内侧口袋里取出一支黑色的“百乐”画笔。
“笔忘了还你，”他说，“好了，在这儿。”
我笑了，但我的笑有两种意思，因为事实上是我该谢谢他。
“我说了，你可以留着的。”我回答道，但还是接了过来。我觉得它带着一点感情的价值在内。
“你的报告进行得如何了？”我问。
“很好，几乎要完成了。你的小说呢？”
“我也可以这么说。”
“到西班牙来度假吗？”
这自然是我预期中的问题。
“不算是。”
“作研究吗？”
“就某一点来说，是的。”
“写关于西班牙的事物？”
我用一只手指压住嘴唇。
“我从来不谈自己在写些什么。你呢？”
“我倒不介意谈谈我的报告。”
“我是说，你来马德里做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便加上一句：“来看薇拉吗？”
“她住在巴塞罗纳。”
“哦，是了，我记得你提过这点。你和她在沙拉满加碰过面了吗？”
他很快点了点头。
“但你们联系不多？”
“我们再看看。”他就说了这么多。
“是啊，我们再看看。”我重复他的话，“你今天下午不是和她一道吃午饭的吧？”
他摇摇头。显然他脑子里转着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
“那是我在大学时代的老同学。我在马德里读过一段时间。”
“现在你到这儿来休息一下？”
他开始在椅子里蠕动着，但是接着又说：“漫长的周末一时兴起。少年时代我曾在这里待了好些年。我父亲在这里当过四年的报社特派员。这里总是有些东西会吸引我回来。”
“也许，薇拉也是其中之一？你会和她联络吗？”
他就说到这里，不再说了。现在他微笑着说：“你是在进行侦讯吗？”
啊，是啊！已经开始有点像是侦讯了。但我必须试着了解目前的进展如何。而且，如果我办得到的话，我得试着问出他在这里有没有空闲的时间。我决定采取远兜远转的方式。
“你去过布拉多之类的地方吗？”
他突然眼睛一亮，而我不认为那是因为我换了话题的关系。
“我其实想明天去走走，”他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道去。你知道，里面有几张画我很想让你看看。”
我懂了，我沉吟着，几张画。
“哥雅或维拉奎兹？”
他一脸神秘。
“哥雅。”他说。
“你想到的是哪些画？”
他直直看进我的眼里，我可以看见他的瞳孔因兴奋而放大。
“你得看一看，”他说，“我真的很想看看你发现这些画时，脸上的表情。”
他的表情几近骄傲，有如即将揭示的荣耀他也有份。接着一转眼，他又谨慎起来。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我当然稍微知道他想让我看到布拉多的哪些画作。我们在塔弗尼时，我便处于优势。我向乔肯·凯斯借了一部笔记本电脑和数据机，只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清楚看见哥雅最知名的画作。当它们开始显现在画面上时，我吃惊得几乎要跳起来跑进棕榈树丛中——只穿着我的内衣裤——大叫：“我找到了！”但我收摄心魂，开始在网页里，寻找塞维尔的佛朗明哥舞讯。不久便发现安娜是个知名的佛朗明哥舞者，而且她的全名是安娜·玛丽亚·玛雅。此后，事件开始加速进行。就在我发现安娜姓玛雅的那一天，罗拉开始谈到印度的玛雅概念，岂非奇哉怪也？然而我屈服于种种诱惑之下，将指头放到她的额头上，叫出她的真名，我甚至造次地形容她是“杰作”。结果就和法兰克给薇拉的信里所描述的一样。安娜酷似哥雅的玛雅，而且她必然因为随时都得曝光而觉得厌恶至极，大概也是因为如此，荷西才会因为我发现她的姓而大发雷霆。从此之后，他们越来越退缩。然后安娜突然发病，在法兰克走后又来了一次。我开始怀疑她是否病得厉害。
“布拉多有很多哥雅的名画。”我说。
因以为我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他放心地叹了口气。
“我想你会大吃一惊。”他说。
对话持续了好一会儿。我们都在旁敲侧击，但是都没碰到重点。我决定切中要害。
“我明天要去塞维尔，”我说，“事实上，我一个星期之前才从那里回来，但我在回英国之前，这个周末还要去走一趟。”
“你得转达我的爱，向那些橙树问安。”
“我会的，我保证。”
我不知道他是否自己也去过那个地方，但是现在他说：“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安达路西亚一定很美。”
这就对了，我想。来吧！
我注视着他的褐色眼珠。
“那么你不想一道去吗？”
他略显不解地看着我，仿如思索着：这是在做什么？
“那里有些人事物，我真的很想让你瞧瞧。”
他纵声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看的呢？”他问。
我又用手指按着嘴唇。
“你得自己去看，法兰克。”
截至目前为止，两人都有新鲜事物要呈现给对方。法兰克看看时钟，在椅子里又蠕动了起来。
“我想可能算了吧，”他说，“时间和金钱都是问题。”
我觉得他已经上钩。
“我负责你的花费，”我说，“这不成问题。”
“告诉你实话好了，”他说，“我其实打算回程去巴塞罗纳走一趟。我得先打个电话，你知道的……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做。”
“你可以两件一齐做，”我让他放心，“先在塞维尔待个一两天，然后你可以经过巴塞罗纳飞回奥斯陆。你会在塞维尔晒出一身漂亮的古铜色皮肤。人们总会留意到这种事。”
挪威人又叫了一瓶酒，坐在那儿掂量起来。他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刻，我给了他临门一脚：“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猜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他那清晰的五官无疑是因为我的故作神秘，而流露出一脸的狐疑。
“或者这么说好了，你知道我打算做什么吗？”
他露齿微笑，但摇了摇头。我继续说道：“这真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景。如果那不能算得上是你终生难得一见的美妙景象，我就甘拜下风。”
他耸了耸肩，而现在，现在他几乎要打定主意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明天早上。ave火车几乎每小时都有一班车。所以我们可以在火车上吃午餐。”
他支支吾吾地犹豫不决。
“这个想法不坏。我其实不算真正去过塞维尔。不过当然了，我不能要你帮我付钱。”
“你当然能。这不仅是我的荣幸，还是一项无价的研究计划。”
他又给了我一阵典型北欧人的哈哈大笑。
“我希望你的意思不是说，我是你的研究对象吧！”
我点着一根香烟。
“别这么说。我们可以谈谈爬虫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或是谈谈大洋洲的濒临绝种动物。我需要复习的东西太多了。”
“当然。你尽管问。”
那天晚上他在酒吧里待到很晚，我们甚至聊了一点演化生物学的话题。我还听了夺走他女儿生命的悲剧性车祸，完整的一则故事。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搭乘火车到塞维尔。我觉得我在豪赌一场，而且我必须坦诚，我多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作法自毙。但现在轮子已经转了起来。
火车停在科多巴，他猛然抬起眼来，拍拍自己的额头，仿佛忘了什么事情。
“我没让你看看那些画！”他大叫一声。
但他拒绝告诉我那是些什么画。他只是重复说道，我得亲眼见到它们才行。
我在玛丽亚夫人饭店订了三个房间，法兰克注意到这个动作，但我解释道，晚上我有个朋友会来。我其实无法确定是否会用上第三个房间。我告诉他，他得等到晚上才能见到那毕生难忘的景象。
我带他去看大教堂和橙园，我们沿着排列整齐的橙树信步走着，看着那累累的成熟果子，法兰克告诉我，罗拉寄了一张她在塔弗尼岛拍到的罕见橙鸽。我听了不禁莞尔，因为他并不知道我怎么写他们在斐济群岛的那一段小小情史。
我们登上吉拉达塔，它刚开始是一座回教寺院的尖塔，在扩建之后，才变成一座钟楼。我们在这里可以俯瞰整座白色的城市横跨瓜达奇维尔河两岸。我们爬上王室圣母广场，看着门口一长排的计程马车，接着走进阿卡萨花园凉爽的池塘与喷泉。棕榈树无所不在，我和法兰克竟能再次徜徉于一片棕榈树丛之中，感觉颇为奇特。恍惚之间，竟似回到了马拉福植物园。
我们在花园里最古老的地点探险之后，便穿过权贵之门，俯首看着诗人花园，它的两座水池周边围着三尺高的矮墙。法兰克霍然停住脚步，大叹一口气喊道：
“这里真是……好美！”
我注意到他的眼里溢满了泪水，便以手扶着他的肩膀。或许这里的美让他难以置信，我想，因为他立即揉了一下眼睛。也许是要掩饰他的情难自禁，他说：“我想我刚经历了一次似曾相识的经验。”
马尔千纳之门前面有个碎石广场，我们走上建有俯视看台的城墙，坐在长椅上。天气热得无以复加，我到咖啡馆去点了一些饮料。
不久之后，一件怪事发生了，就某一方面来说，一切就此开始——虽然就另一方面来说，它是始于奥斯陆的一家托儿所门外、在斐济群岛的塔弗尼机场、在托姆斯河的桥上、在马赛港码头边肮脏的小仓库里、在瓜达奇维尔河西岸的特里安纳区、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卡地兹港，或是阿尔巴公爵夫人在巴拉米达的山路卡乡间的座椅上——遑论那天晚上稍后在塞维尔开展的一段。从一个比较宏观的（对我而言是全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必须回到泥盆纪时期，当第一只爬虫类攀上干地，瞧它们用那原始的而又是多么进步的四肢攀上干地。但是何妨再回到一百五十亿年前大爆炸的时刻，当一切时空起创之初？再一次，一切故事的开始都包含在一个紧密的核子之中，含着尚待引爆的创造能量。
如下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有个侏儒突然急步穿过马尔千纳之门而来。他身上的戏服让他看起来像是刚离开一场嘉年华会。接下来，他果敢地站到我们面前，定定地望了我们一眼。一转眼间，他拿出一只照相机，对着我们按了几次快门，先照了我，然后是法兰克。
“你看见了吗？”法兰克大叫。
侏儒转身疾奔而去，不一会儿便站在俯瞰台上的一个缺口瞪着我们。又一次，他举起照相机，照了一两张。
“好奇怪的家伙！”法兰克说。
“当然，很古怪的行为。”我也说。
但是这位挪威人并不就此满足。他一跃而起，开始朝着侏儒追了过去。我可以看见他穿越城墙，跑过权贵之门，几分钟之后便转了回来。他无奈地张开了双臂，说：“他消失了。”
时间是四点半，阿卡萨花园即将关门。我们走出花园，再度进入王室圣母广场，穿过山塔克鲁兹的犹太人旧社区，从狭窄的巷道里可以窥见漂亮的庭院，向上望着奇特的大建筑，内有锻铁窗棂和阳台。我前一个星期才来到这里，因此能够告诉法兰克，那些保护所有窗户和庭院的锻铁在过去有两种功能。其中之一是增进美观与内部的视野，培养一个比较透明化的社会，以杜绝犯罪；另一方面，这些窗棂是随时上锁的，因此增加了安全感。在早期，少女可以坐在窗棂之内，她们的追求者站在窗外细诉甜言蜜语，但如果迷恋的情况较为严重，追求者就得“吃铁”。我解释道，在天气较暖的半年里，生活大多还是在庭院里度过的，而当阳光炙热，通常就会直接在上面搭个凉棚。
我们在同盟广场喝了啤酒，望着繁芜的九重葛爬上其中一处造景。在造景之后一株棕榈高高耸立，树后依然可以瞧见吉拉达塔。它和所有其他犹太人旧社区的广场一样，都种了成排的橙树。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前进到艾维拉夫人广场。广场上设置优雅的陶制长椅，从这里，我带法兰克进入一条名曰“苏珊娜”的狭窄巷道。我说我要让他瞧瞧山塔克鲁兹的秘密。我们溜进一处小小的广场，这里原先是个私人的庭院，我指着一面磁砖，上面有个骷髅头图案。磁砖是在一扇窗户上头的墙上，骷髅头下方则写了一个名字“苏珊娜”。
“这就是山塔克鲁兹的秘密吗？”挪威人问道。
我点点头。
“苏珊娜是十五世纪时期的一位犹太少女，”我解释道，“她悄悄地爱上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但是苏珊娜听说自己的家族正在计划一场血腥暴动，以对抗城里的基督教领导人。要处死的其中一人就是她的心上人，因此她去见他，密告这项计划。结局是她自己的父亲被处以死刑，苏珊娜本人也被情人抛弃。当她过完凄苦的一生，临终之时，她在遗嘱中指示，她的头必须和身体分开，并在她的房子外头示众，以警世人。一直到十八世纪终了，她的头骨都还被悬挂在那儿，后来则是在同一个地点装设了那面磁砖。”
广场里有几棵橙树，法兰克问我能否分辨是什么样的橙树，长出来的柑橘是甜是苦。我说我不能，他便从一棵树上摘下一片叶子，让我看看叶子本身，下端有个小小的叶片，（注：即单身复叶。塞维尔的橙树是酸橙，必须接枝之后才是可食的甜橙。）因此这棵树的果实是酸苦的。
我们走上圣者广场，过去这里曾是退休神职人员的医院。广场里有两家餐馆，还有两棵橙树。我们坐在户外的一张餐桌，在点餐之前，先喝了一杯山楂酒。我们又谈起生命演化的话题，我想是法兰克起的头，或许是要让我对这趟塞维尔之行的投资值回票价。我们那天晚上讨论的许多重点我都派上了用场。就是在这里，他对我谈到纽西兰的鳄蜥。
我思量着，截至目前为止，我在马德里巧遇法兰克算得上是纯粹的愉悦恬适。但是决定性的一刻正在接近，时间已近九点。付过账之后，我带着法兰克穿过窄巷，进入山塔克鲁兹广场。我们与阿卡萨花园之间，尤其是和诗人花园之间，有一座高墙将我们隔离开来，我让他看看我们和那座高墙有多么接近。
“我想你的眼睛前面一定长了一把尺。”我说。
他不了解我的意思，因此我要他仔细瞧瞧。他指着广场中央的铁制大十字架，我告诉他，过去法国人如何烧毁曾经耸立在当地的旧教堂，同时将这片广场和这个地区都以这座教堂为名。这片广场就包围着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十字架，我们在广场上走了一圈半。然后他蓦然瞥见了一样物事。他两眼发亮地望了我一眼，接着亮光便消失在佛朗明哥舞场“雄鸟”之内。
“我满脑子都是哥雅的那些画，”他一边大叫，一边拍着自己的额头，“我几乎都忘了她在塞维尔是有名的佛朗明哥舞者！”
我好玩地拍拍他的肩膀。
“这下有趣了！”他说，但我不敢肯定他等会儿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话给吞回去。
佛朗明哥舞场里，除了一群日本观光客之外，人还不算太多，我们坐在我预订的舞台边座位。我们都点了一杯白兰地，法兰克一语不发，只是举起酒杯，充满期盼地望着我。
不久表演开始。首先，有三个身着黑色长裤与白色衬衫的男子，他们从厅内另一端的看台走下阶梯。他们穿过观众席，踏上舞台的位置。其中一人带着吉他，另两人除了灵魂般的歌声和他们的五指韵律之外没有任何乐器。吉他手开始演奏，他的两个同伴则是拍着手，弹着指头。
然后她出现了，丰姿绰约有如仙女下凡。安娜沿着旋转阶梯步入舞台，投入日本人陶醉的掌声之中，后者显然认得她——大约就是为了她，他们才大老远地从东京、京都和大阪来到这里。安娜一身红衣，一条玫瑰色丝巾与鲜红色的鞋子。她的一头黑发束成马尾，上面插了一朵玫瑰花。
“安娜！”她踏上舞台之时，法兰克悄声说道。
我点点头：“安娜·玛丽亚·玛雅。”
“那是她的名字吗？”
我再度点了点头。
“玛雅？”
“嘘！”
安娜开始跳舞。她的舞步热力十足，比我前一个星期看到的更为华美。我注意到她的手臂动作有如流水，而脸部表情却僵硬而全神贯注，还有那优雅的绕指动作，使我想起曾在欧瑞沙见识过的印度寺庙舞蹈。
其他的舞曲伴随着其他舞者继续进行，但是安娜·玛丽亚·玛雅才是当晚最耀眼的星星。安娜舞动着双手和手臂、脚掌与手指、腹部及臀部。她骄傲尖刻、她轻佻煽惑、她温柔可人。我最想在塞维尔让法兰克见识到的，就是这样的安娜。我要让他看到后动物时代的脊椎动物伸缩自如的四肢，最放荡不羁的演出。原始的爬虫类将以此作为见证，我想，它们住在塞维尔的曾孙跳着佛朗明哥舞，用上四肢的极限，每一条肌肉和脊椎骨，每一个大脑内负责协调动作的神经元。但是在泥盆纪的半黑暗时代，那些原始爬虫类在羊齿类植物和石松之间，义无反顾地缓缓爬行，在诸多泥坑与小湖之畔，进行着定期的幽会，却浑然不知自己的未来将是何等光鲜明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骄傲挺立而欣喜得意的舞蹈，原始两栖类小姐与原始两栖类先生将和所有的蝌蚪一同欢庆，后者不久之后便将充塞于蕨类湖与芦苇塘之内，大家激越狂欢，因为它们的青春流荡绝非虚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胜利的舞蹈，还是倏忽而逝的脊椎动物垂死的挣扎，因为不久便来了一首歌——深沉粗哑，令人屏息——一首描述爱与死、写尽欺瞒抑郁的歌。
然后是中场休息。安娜在接受掌声之后，随着团员进入走道，正当此刻，荷西来到我们的桌前。他手上抱着一个娇小的婴儿，法兰克两眼圆睁难以置信。孩子只有两三个月大。法兰克并未与荷西正式打招呼，便紧紧盯着婴儿，然后抬头望着荷西。
“这是……你的吗？”他问。
荷西骄傲地点头微笑着。
“这是马努耶。”他边说着坐了下来。
不久安娜过来和我们一道。
“看到你真是难得啊，法兰克！真是意外。”
法兰克坐在那儿呆若木鸡。
“他多大了？”他问。他的问题像是不只在问孩子满心愉悦的父母，还在问他自己。
“两个半月。”安娜回道。
这位生物学家开始掐指算了起来：“你在塔弗尼岛知道这回事吗？”
他的问题从此悬在空中，因为有位神态雍容的女子肩上背个大肩袋，朝我们的桌子走过来。那是薇拉，突起的腹部显示孕期只剩不过两个月。
“薇拉？”
在这一天之内，法兰克二度揉着自己的额头，看起来是一头雾水。或许他又经历了另一次似曾相识的经验，因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薇拉浑圆的腹部。
薇拉靠了过来，给他一个重逢的拥抱。我说：“打从我离开斐济，她的名字便出现在我的书里。我们昨天下午见了一面之后，我便在马德里打了两次电话给她。我想我们五个人该见个面，或是六个，或该说七个。我昨晚才邀她前来塞维尔。”
我知道法兰克自从在沙拉满加与薇拉相遇之后，便没再见过她。他不时转头打量着她那怀有身孕的肚子，而当他的目光离开薇拉，我可以读出他脸上深切的哀愁。他痛苦地挣扎着，让自己保持君子风度，对她的现状颔首示意。
“恭喜了。”他虚弱地说。
片刻之后他转身，颇具深意地注视着我，带着一点责备的意味。我无法确定那是因为我邀请了这位待产中的母亲来到塞维尔，或是因为我的保密功夫。
薇拉笑得很不自然。这让我觉得很是歉疚，因为她会来到这里都是我的错。她甚至没有机会回应法兰克的道喜之意，因为有两个吉他手和两名歌手又从走道下来，往舞台前进。他们就位之后，佛朗明哥舞女王才踏上舞台。她走下旋转台阶时，着实有如天女入凡尘。
薇拉坐在我和法兰克之间，她分别看看我们，然后悄声说道：“我想我一定见过她。”
法兰克在心受重创之下，仍不免会心一笑。他遥望着我，而我们两人此刻都忆起在马拉福那几天，我们如何使尽力气，试图想起自己曾在哪里见过安娜。
他看着薇拉，现在，也只有现在，他说了：“想想布拉多。”
“和布拉多有关？”
“还有，和哥雅有关。”
薇拉两眼圆睁。然后她的声音大得让我担心连舞台上都可以听见：“赤裸的玛雅！”
法兰克和我都骄傲地点了点头，好像我们让哥雅那谜团重重的模特儿转世超生了一般。所以现在他可以不用再带我去布拉多。
“她们简直是同一个人！”薇拉悄悄地说。
“嘘！”我说，女王再度起舞。
一个半小时之后表演结束，时间已是凌晨一点三十分。现在酒吧里的桌上已经摆满了构实酒和山楂酒。安娜与荷西在后台忙着，法兰克、薇拉和我正好有机会单独将情况说个明白，我觉得这是我提出的临时动议，必须负责到底，同时我想他们会需要个主席。
“现在别因为我在场而觉得害臊，”我说，“好歹我是唯一对你们双方背景都有所了解的人。两个成人经常都是因为如此而不再沟通。”
他们都同样紧张，有如学童被拉到严厉的老师面前一般。我并不想掩饰自己其实从中得到了某种乐趣。
“或许你说对了。”法兰克评论道。
他再度对着薇拉的肚子点了点头。
“我们几个星期之前才通过电话，而且聊得还颇愉快。我想你或许也说过你已经怀有身孕。”
她闻言显得严肃了起来。
“我只是太懦弱了，”她承认，“我不敢。”
他在望向她之前，先瞧了我一眼。
“我假设这孩子有个父亲。”
“法兰克……”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分居时间已过。所以我没有问题。你可以再婚。”
她迷惘地望着我，但我并不想拉她一把；他们得自己解决。我只是坚定地点点头。
她拉起法兰克的手，他很快抽了回去，但她望着他，恳求谅解。
“这是你的孩子，法兰克。”
一瞬间，他的脸色让我想起安娜，她在塔弗尼岛扑向餐桌之前的脸色就是如此。然后他的脸颊开始燃烧，呼吸变得沉重起来。我仿佛听见他的血压正在升高的声音，有好一会儿，我很担心他会给她一巴掌。然后他断然说道：“这怎么可能！”
她摇摇头。
“你不会算吗？”
“可是……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时候我请服务生过来，示意给法兰克另一杯白兰地。他需要冷静下来。
现在薇拉开始谈起正事。
“你不会忘记我们在沙拉满加曾有一夜相聚吧。你并没有喝很多酒。”
他转向我：“你真的想听这些话吗？”
“对！”我只说了这个字。
她继续：“不，我不敢告诉你，法兰克。我们曾发下重誓，说再也不团圆。然后——我们发现自己就站在我旅馆房间的门口。你不是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随我进门。你还记得吗？我们都同意，我们称之为插曲的事件，不能算是复合的开始。因为我们两人已经完全结束。”
“我们是这么说的，至少是如此。”法兰克承认。
“然后我向你保证，那天晚上绝对没有避孕的问题。对我而言，那天是那个月里的安全期。而当我不可思议地怀孕，我自然想到桑妮亚。我要这个孩子，我很确定。我准备要当个单亲妈妈，而且当然孩子出生之后，我会立刻让你知道。但我必须等待，情况也可能再出错，我的意思是……我打算让你决定你想和孩子保留多少联系，这还是，还是我想做的事。”
法兰克不想隐藏他的眼泪。
“请继续。”他说。
“然后有个名为约翰·史普克的人打电话来，说他有缘在斐济和你相处了一阵子，而且他很意外地在马德里又见到你。他说你或许这个周末会待在塞维尔，然后邀我来看他所谓的‘本世纪最出色的佛朗明哥舞演出’。他并没有夸张，她真的是很了不起。我想这也许会让我有机会解释一切。那是昨天下午，然后他在半夜又打了一次电话，只是向我确认你真的正在前往塞维尔途中。他订了一张机票，说我可以在巴塞罗纳的机场取票。他还说他觉得你还爱着我，然后针对我们在奥斯陆的车祸之后的行为表现，痛骂了一顿。”
当他还来不及回答，她说：“你能够原谅我吗，法兰克？我的怀孕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无论如何都不是针对你。但是你能够原谅我吗？”
“你会在这里待多久？”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的回程机票是星期天下午三点半。你呢？”
“我不知道。也许到星期一吧。”
所以他们终究还是需要一个人来调停一番。
“你们两人都得停留同样长的时间，然后你们得决定要回到奥斯陆或巴塞罗纳。否则，我要你们把钱都还给我。”
我们无法继续讨论，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被传唤到另一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杯盘、构实酒与山楂酒。然而，我注意到法兰克将右手放在薇拉圆滚滚的肚子上，上头则是覆着她的手。
这让我想到法兰克的信里所写的，安娜在他们驱车从日期变更线回转马拉福时所说的话：
“在大腹便便的黑暗之中，总会有几百万个卵囊在游泳，带着崭新的世界意识。无助的小精灵成熟之后，正要开始呼吸，便被挤压出来。因为他们能吃的食物就是甜美的精灵之乳，来自精灵血肉的一对柔软芽苞。”
另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们坐在马拉福的棕榈树丛中，人人都在诉说自己的信仰，安娜认为在此生之外，还有另一个实境。“或许不久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相会，记起这不过是梦一场。”她说。因此我可以破格，让法兰克将她的陈述写进《给薇拉的信》里。因为我们都在这里，齐聚一堂，安娜没有死。
我们那天晚上喝了很多山楂酒，将在斐济的诸多回忆注入新的生命。现在我们有个没在斐济当场的人，而薇拉很想听听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我们谈到比尔与罗拉时，她的兴致极高，但我没告诉她，法兰克曾带着宴会上的一瓶酒，和罗拉一齐到了他的茅屋里去。
安娜与荷西到塔弗尼是为了做个关于二十一世纪的纪录片，其中有个场景就是要在日期变更线上拍摄。这个节目早就制作成功播放完毕，荷西也给了法兰克一卷带子。安娜还很得意地说，在斐济拍摄的那一段，还访问了法兰克，请他谈谈大洋洲的原生动植物受到什么威胁，谈谈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何问题。
法兰克和我解释道，我们在塔弗尼岛和安娜见面之时，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哦，别再来了！”安娜笑了起来。
她以手遮脸说道：“你不知道常有人对我这么说。”
我向大家说明我如何进入国际网络，几分钟之后，便找到一些清晰图片，让我看到哥雅的玛雅。我还挖了一些关于安娜·玛丽亚·玛雅这位知名舞星的资料。
“然后你把手指放在安娜的额头上，用间接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你在网络上找到一则关于她的文章。”荷西评论道，“你们颇为过分地开始互相谈论，说你们都见过她，而且我知道安娜很讨厌被认出来，无论是塞维尔的舞星或是哥雅的玛雅。我想你们甚至开始形容安娜是‘杰作’？当时我就联想到，你们一定是上了网络，但我们当时是在斐济呀，天哪，在斐济！就连国际网络都可能被人糟蹋。”
“当时你们知道安娜怀孕了吗？”法兰克再度问道。
他们都摇摇头。
“或许这是你在早餐桌上昏倒的原因？”
是荷西的回答。
“是的，我们后来才知道。她发病的时候我吓呆了。我知道安娜会因为过敏而休克，因为她对昆虫的咬伤总是很敏感。我当时是显得不太理性，不过我觉得用力打她或许会让她的肾上腺开始运作。”
就这样，对话来来去去，桌上的酒瓶不断换新。法兰克甚至坦承他在波马瀑布时，曾在指缝间偷窥安娜裸身洗澡，语毕却遭到指摘。
“就是这时候，我明白我只认得你的脸。”他宣称，“通常我不太偷窥的。”
安娜笑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看起来更像哥雅的玛雅。”
一行人在清晨四点钟散场，我得看着法兰克和薇拉走过那窄窄的巷道，回到玛丽亚夫人饭店。我们和夜间值班人员见面时，他告诉我，没有人住进我预订的第三个房间。法兰克和薇拉面面相觑；他们或许正在想自己在沙拉满加之时，在房间门口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而今已经过了孕期的四分之三。然后他们爆出了一场大笑。
“我想我们的房间够了。”我说，“不过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太太？”
在我们进门之前，我对法兰克与薇拉说了最后一句话，提及在我克罗伊登家里的书桌上，有一张破旧的海报，上面是那神圣家庭的大城堡沙雕，我得记得还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一大家族开始出门闲逛，当时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城上的天空。安娜与荷西用一辆红黑条纹的手推车，带着马努耶和我们在玛丽亚夫人饭店碰面。不久我们便穿过王室圣母广场，还经过印度档案馆到荷雷斯门，随后进入愉悦大道，在这路上，我们沿着瓜达奇维尔河走了一会儿，才来到玛丽亚露易莎公园，那是塞维尔诸多绿洲当中，最大的一片公园。该公园最初是在一八九三年，由玛丽亚露易莎王妃送给该市，到了一九二九年，便成为伟大的伊比利亚与美国的展览场。公园里有着迷宫一般的走道与曲径，台榭楼阁、岩穴假山、花草繁荣、树木葱茏，这里已经是欧洲最为丰美的一座花园。
在所有的楼阁之中，有一座来自玛雅灵感的墨西哥式建筑格外吸引我们的目光。荷西说明道，在世界博览会之后，这里曾经是个妇产科诊所，产妇和待产的妈妈都会特别留心这个地方。法兰克指出，“玛雅”是美国印第安人和亚洲的印度人都有的名词，虽然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学上的关系。荷西说，法兰克的说法有点粗糙，并还击道，西班牙文的“佛朗明哥舞”也有“红鹤”的意思，但它们并没有语源上的关联。安娜与荷西谈到，他们有一回到圣玛丽庙去朝圣，那里有一大群来自欧洲各地的吉卜赛人，安娜在他们面前跳了佛朗明哥舞。在卡马古，他们还看到许多鲁恩河三角洲的红鹤。
我们走到考古学博物馆前方的美国广场。广场上到处都是白色的鸽子，安娜带来一整袋喂鸟的种子。不久她便消失在一大片白色恐龙的后代子孙之间，法兰克再度提及罗拉所拍到的，在塔弗尼岛仅见的橙鸽。
我们从美国广场进入公园。安娜与荷西轮流推着手推车，而法兰克与薇拉对彼此的兴趣在逐渐增加，却不为对方所知，因为法兰克总是在薇拉转头之后看着她，而当法兰克去看手推车或转向安娜与荷西时，薇拉也不忘斜着眼睛偷瞧他。他们唯一回避的、就是正视对方的眼睛。
我要安娜与荷西告诉我们一点安达路西亚佛朗明哥舞的根源。他们谈到布拉奈达和知名的佛朗明哥舞迷沙拉芬·伊斯提巴纳兹·卡德隆，此人绰号“幽客”，就是“寂寞的人”。在《安达路西亚的故事》一书中，他从上个世纪中叶谈起，生动地勾勒现代塞维尔佛朗明哥舞的周遭环境，并谈到一个关于特里安纳庆典的故事。幽客可以算得上是佛朗明哥舞之父。
“布拉奈达（elplaneta）和寂寞的人（elsolitario）？”法兰克复述一遍。
安娜会心地点点头，但法兰克当然是聪明过人，很容易有所联想。
“这让我想起罗拉，”他说，“她老是在读《寂寞的星球》。”
“佩服佩服。”荷西承认，因为法兰克找到了关联性。
我们站在一个标示牌前，上面写满了公园里所有的小鸟，我想就是在这里，法兰克提到我们在阿卡萨花园里，曾经见到一个奇怪的侏儒。
安娜微微一笑。
“他住在那儿。”她说。
“住在哪儿？”
“嗯，无论如何，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在花园里到处跑来跑去，用拍立得照观光客的相片，然后在出口的地方卖个一手一脚的。他们说他住在葛鲁泰斯可走廊。打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在花园里工作，没有人知道他的年纪有多大。”
我们走进西班牙广场，这是为了伊比利亚与美国的展览而建的。这座镰刀形的广场，四周都是威尼斯式的运河，有一座新月形的宫殿，用来放置世界博览会时的西班牙工业与手工制品。这座宏伟的建筑面对太阳与瓜达奇维尔河，与广场之间有四排列柱，每一列都有十三根柱子。
我们越过一座桥，安娜与荷西带着我们走向左边的列柱。他们指出，在回栏之下，有精细的马赛克磁砖，勾勒出西班牙每一个省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每一省的地图与纹章。荷西告诉我们，西班牙有五十个省，另外在摩洛哥还有两个自治城市，塞乌达与梅立拉。
“那就是五十二个，”法兰克说，“和斐济的众议院选区数目一样。”
法兰克与荷西之间的联想游戏变成了一场比赛，荷西反击道：
“或是扑克牌的数字。我们将你彻底击败。”
这个有关玛雅的话题和五十二的数字，对我来说显得特别有趣，这是有原因的。然后当我说了这句话，我觉得我比他们更胜一筹：
“或是在古老的玛雅历法里，在天文学的历法上，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但他们的仪式年度是两百六十天。因此，如果要让这个数字运作顺利，每五十二年就会有一次循环。”
安娜瞅着我，我再度觉得和哥雅的玛雅目光接触。
“你在开玩笑，是吗？”她说。
但我摇摇头。
“天文学上的五十二年等于一万八千九百八十天，如果你将它除以玛雅人的一年两百六十天，就会得到七十三个仪式年。两百六十天也可以被等分成十三个月。”
现在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历法与时间的计算，既然是我的舞台，我便继续说道：“你们还记得他们为何打算在斐济迎接新的千禧年吗？”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荷西说，“除了南极圈和一小块的西伯利亚，斐济是唯一被东经一百八十度线画过的土地。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你不用穿着雪鞋便能从今天走到明天的地方。”
我很有耐性地点点头。
“但你有听过最近的说法吗？”
荷西摇摇头，于是我说：“日期变更线的问题其实错综复杂，有夏令时，还有日出的时间不太一定等等，究竟哪里是第一个进入公元两千年的地方，在几个太平洋小岛之间起了激烈的竞争。事实上，只有塔弗尼岛和几个其他的斐济小岛真的处于一百八十度线上，但是为了击败东加和小彼特岛，斐济从今年开始引进了夏令时。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他们首度将时间拨快了一个小时。但是不仅如此……”
“好吧，你就继续说下去好了。”法兰克说，“但愿你不是要说他们在日期变更线上盖了一座豪华大饭店。”
“不，谈不上。但他们将在一百八十度线上竖立一座‘千禧纪念碑’，也就是安娜访问法兰克谈大洋洲濒临绝种动物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在里面放一个时光胶囊，它会存放在里面一千年。你写个问候语，问候第四世纪的人，将它放在一个玻璃容器内。该容器正好放在一枚砖块的凹洞里，然后他们会把它封起来，组合而成纪念碑。一枚时光胶囊的价值是五百美元。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有个机构会负责照顾这面墙。他们还保证会在三千年除夕之时，以合宜的仪式开启这些时光胶囊。”
“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话说，”荷西说，“那是好久以后的事。你们呢？”
“我想到要存放一些二十世纪的箴言。”我说。
“箴言？”荷西问，“政治性的宣言吗？”
我摇摇头。
“我们在马拉福植物园开的热带高峰会上谈论过许多话题，我把它们以摘要的形式记录下来。你不觉得，在我们身后，我们应该给斐济留个简短的履历表吗？”
他们一起大笑起来。
安娜说明道，西班牙的省份是依照字母顺序排列，从阿拉法到萨拉格萨，我们边靠近列柱，她边指着那些栏杆念道：“阿拉法、阿尔巴塞得、阿里千得、阿米利亚、阿维拉……”
薇拉打断了她。
“我妈妈在阿米利亚怀了我，”她大叫，“在一个名为薇拉的小镇里。因此我就取了这个小镇的名字。”
然后她冲到阿米利亚的地图边，指出一个名为薇拉的小镇。
我们都站在阿拉法的地图前，安娜看着荷西说：“我可以告诉他们一个秘密吗？”犹记我们在塔弗尼岛时，荷西始终禁止安娜回答一些问题。而今他只是耸耸肩，表示她不再受到言论限制。
“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来这里散步，”她说，“几年下来，我们帮每个西班牙省份都编了个小故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试着依照正确的顺序，将所有故事背出来。或是我们干脆编些新的。”
法兰克与我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色。这两个西班牙人之间的永恒呢喃终于也有了解释。我当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因此我会需要法兰克当翻译和中间人，所幸他至今仍不明白自己在负责这项功能。
我们慢慢走过那许多西班牙省份。安娜与荷西指着那些马赛克，为每个省份念出一小段神话、传奇或故事。
现在法兰克与薇拉开始轮流推马努耶的小推车。我静静想着，假若六亿五千万年前，不是有个大陨石打到地球上来，他们现在推的或许是个蛋蛋小推车，因为恐龙也可能会发明轮子。
当我们抵达广场另一端的萨摩拉省，他们两人一起推着小车子，不过那是因为我们站在萨拉格萨之前，荷西谈到那壮丽的皮勒大教堂，上面画了许多哥雅的壁画，因此他们将小推车接了过来。当他们将车子还给安娜，便牵起手来，坚定地凝视着对方。现在已经成了半个圆。另一半是法兰克给薇拉的信。我从来没打算将这两半凑成一个完整的圆。我压根没想到会在皇宫饭店的圆顶大厅巧遇法兰克。而一旦命该如此，便让我大伤脑筋，但也给了我许多新点子。
有一回荷西问我，我们在塔弗尼岛时便在作笔记，现在这本书进行得如何。我再度伸起手指示意，我从来不谈论自己正在撰写中的作品。
“我只是问你进行得如何？”荷西重复问道。
这会儿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我身上，我也明白这很不合理，他们全都彼此坦然相见，而在我们上一次见面至今，我是唯一没有给大家新消息的人。其他的人甚至已经为这世界制造了两个新的公民。
“那是一则真实故事，当然也是虚构的小说。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迷人。或许那是因为，就某个层面来说，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就像是鸡与蛋的关系，没有真实的故事，捏造的便无法存在；而缺了虚构的部分，真实的故事便很难想象。而且我无法说究竟两个故事是从何开始，到哪里结束。故事的开头可以为结局下个定义，而其结尾也能够为起头进行注解。那是我们已经谈论过的一切。宇宙大爆炸发生一百五十亿年之后，给它的掌声才终于响了起来。”
“但是这两则故事究竟在谈些什么？”薇拉想知道。
“它们谈的是脊椎动物。”
法兰克瞪大了两只眼睛。
“脊椎动物？”
我点点头。
“它们谈的是单弓类动物，尤其是演化树枝叶的最末梢，我的意思是后动物时代的灵长类。我自己就是这些奇妙生物的一分子，而我已经活到六十五岁。因此每当我想到那活在六亿五千万年前的地鼠，或是三亿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两栖类，想想我是它们的子孙，感觉真是怪异得很。好吧，很好！但我们还是很可能只走到晶莹瑰丽的成蛹阶段，却无法羽化成蝴蝶。”
然后我弯腰鞠了个躬，先对着手推车内的马努耶，然后是薇拉的肚子。
“这巨型的线性接力赛还没跑完。追逐还要继续，我的朋友，它将远离我们，继续前进。至于这趟长途旅行要带我们走到哪里，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安娜无言地点点头。我有种感觉，我的书出版之后，她一定不会冲去买一本来狼吞虎咽一番。这也无妨。
法兰克给薇拉的信附带着四套塔弗尼岛的照片，每套十三张。在每一张背后，安娜都写了一句箴言，那是他们在塔弗尼岛各处背诵着的诗句。我们从西班牙广场的一端踱到另一端——从阿拉法到萨拉格萨。我试着背出自己还记得的那些箴言，每一句代表西班牙的每一个省份。我当时想到，荷西必须记得指出，这些箴言是为了两个要终生相伴的伴侣所写的，因为它所开启的视野或许会让你觉得，若是没有一只手可以紧紧握着，将是很难受的事。
法兰克已经不像我们在马拉福植物园的棕榈树丛谈话时，那么的灰心丧志。我想象着，现在他即使想到没有永恒的存在，也会觉得好受一点。至少他不会在宇宙的夜空里踽踽独行。如今，在那令人疲惫的道路上，他终于有人相伴。他还是个抑郁不欢的天使，但基本需求会教导那些无翼的天使学会去爱。
我们在西班牙广场分道扬镳。安娜与荷西带着马努耶回家，法兰克与薇拉坦承这个周末他们要自己留在塞维尔。
因此，我又走上回家的路，我对我的每一个年轻朋友都有种依恋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到远远超出他们所知。
在我搭乘ave火车回到马德里，然后搭飞机回到盖维克之前，我又信步走到瓜达奇维尔河，穿过圣塔摩桥，我再度站到特里安纳的圣安娜教堂门前。教堂的门开着，霎时间，是我自己经历了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站在这座土黄色的教区教堂前，一大群身着黑衣的人慢慢聚集过来。我想是一场安魂弥撒正要进行，而当他们开始鱼贯进入教堂，我也跟了进去。我不太懂得牧师说了些什么，但显然亡者是名青年女子，因为我可以清楚辨别她的父母和她的丈夫。
牧师主持着仪式，我开始悄悄地私下琢磨，被带走的人究竟是谁，为什么她会被带走——而这发生的一切是否属于我的过失。
我们起身离开教堂之时，我瞥见了阿卡萨花园的侏儒。当我穿过教堂的门，他抬头望着我，眨了眨眼睛。或许因为前一天的相见。他还认得我，我想。虽然我不记得是否回眨了眼睛，他勾勾手指，召唤我离开那一行人。他将手伸进外套口袋里，翻翻一小叠彩色照片，然后取出一张交给我。那是我坐在阿卡萨花园的马尔千纳之门前方广场。我疯狂地掏遍口袋，想找些零钱出来，但侏儒却表示拒绝地直说：“不客气，不客气！”我不断向他道谢，但在我能够仔细端详之前，他已经和所有的人一道失去了踪影。
我站在圣安娜教堂前的广场许久，瞪视着我自己的照片。我只看见自己已经认识的、也是我一向认识的形象。我看见一个悲戚的灵长类，而在那回望着我的寂寞眼神里，却遍寻不着妥协。因此我终于明白，我已开始撰写的小说其实不是关于法兰克与薇拉，或安娜与荷西。那是关于席拉和她的单人纸牌。那是关于我自己。
几乎是出于直觉地，我翻过刚得来的照片，背面有侏儒以红色墨水写的字。它说：
“人类或许是整个宇宙里，唯一拥有宇宙意识的生物。因此保留此一星球的生存环境不仅是全球的责任。它是全宇宙的责任。有朝一日，黑暗可能再度降临。而这一回，上帝的神灵将不再浮现于水面。”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地球，一个男人。
约翰·史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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