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初，我们收到日本发来的电子邮件。实际上邮件是华盛顿特区代表东京的人发来的。川澄友子作为日本公共电视台的代表，想来拍摄杜威。该公司正在制作一部纪录片，介绍某种高清晰度的新技术，希望拥有尽可能广泛的观众。他们先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动物的纪录片，后来把范围缩小为猫。他们通过日本杂志《猫趣》上的一篇报道发现了杜威，问我们是否同意让一个摄制组到斯潘塞来一天。
那可真有趣，我们没想到杜威竟然出现在一份日本杂志上。
几个月后的五月份，六个来自东京的人到了斯潘塞公共图书馆。他们先飞到得梅因，租了一辆面包车，一路开到了斯潘塞。五月的衣阿华是美丽的。玉米刚长到三四英尺，正好在视线以下，你可以看到玉米田一直向远处延伸。当然啦，从得梅因到斯潘塞有二百英里，一路上只有这样的景致，连绵不绝。这六个来自东京的人，欣赏了三个半小时的衣阿华玉米田之后，心里有何感想？我们必须问问他们，因为他们大概是完成这段车程的仅有的几个东京人。
摄制组只有一天时间拍摄，因此他们要我早上七点之前来到图书馆。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翻译是摄制组里唯一的女人，她叫我打开第一道门，让他们把摄像机安放在休息大厅里。就在他们搬运机器时，杜威转过墙角过来了。它还没有完全睡醒，走路时拖拉着后腿，猫刚刚醒来时经常这样。它一看见我，立刻跑过来朝我招了招手。哦，是你啊。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以为你二十分钟以后才会来呢。你可以靠那只猫来核对你的表。
摄制组把摄像机架好后，翻译便说道：“我们想让它再招一次手。”
哦，天哪。我尽量跟他们解释，杜威只招一次手，是在早上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导演星先生根本不听。他不仅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且习惯于让别人照办。他绝对是指挥全局的人。现在，他想要那个招手。
于是我回到车旁，再一次走向图书馆，假装我那天早晨没有来过。杜威只是眼巴巴地瞪着我。
怎么？你五分钟前刚进来过。
我走进图书馆，把灯打开，又把灯关上，然后回到汽车旁，等了五分钟，再次走向图书馆。星先生认为，这样就会让杜威以为是第二天了。
不管用。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想拍到杜威招手的镜头。最后，我说：“你们看，这可怜的猫一直坐在这里等着吃饭。我必须喂它了。”星先生同意了。我抱起杜威，冲向它的便便盒。我最不愿意让日本人拍到它大便的样子。杜威解了手，悠闲地吃了一顿早饭。它吃完后，摄制组已经在里面摆开了架势。他们穿越半个世界来到这里，却没有拍到招手的镜头。
但其他的都拍到了。杜威已经快十五岁了，它的动作慢了下来，但它对陌生人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特别是带着摄像机的陌生人。它走向摄制组的每位成员，蹭着他们的腿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抚摸它，跟它玩耍，一位摄像师还躺在地上从杜威的视角拍摄。翻译很有礼貌地请我把杜威抱到书架上。它坐在那里，任由他们拍摄。它从一个书架跳到另一个书架。然后翻译又说：“让它在书中间穿行，往书架那头走，走到头再跳下来。”
我想，“等等，它是一只猫，不是马戏团里训练有素的动物，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我希望你们远道而来不是为了看表演，因为它不可能在书架上行走，迂回地绕过那些陈列的书，然后按照吩咐跳下来。”
我满不情愿地走到书架那头，喊道：“过来，杜威。上这儿来。”杜威顺着书架往前走，迂回绕过那些书，然后跳到我的脚下。
整整五个小时，星先生发号施令，杜威顺从地照办。它坐在电脑上。它坐在桌子上。它交叉着腿坐在地板上，眼睛盯着摄像机。它坐在它最喜欢的手推车上，脚从金属栅栏间悬挂下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没有时间浪费，行动，行动，行动。一个三岁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同意上镜头，于是我把杜威放在摆动式长躺椅上，跟她们坐在一起。小姑娘有点紧张，对杜威又是揪又是拉。杜威并不介意。它坐在那里经受了整整五分钟的折磨，始终不忘乖巧讨喜地盯着摄像机。
整个一上午我都在跟翻译说，人们从美国各地跑来看杜威，但我认为星先生并不相信我的话。后来，吃过午饭不久，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人走了进来。时机掌握得多好！那家人到得梅因参加婚礼，然后决定租一辆车开过来看看杜威。还需要我提醒你吗？车程是三个半小时！
星先生围着那些客人转。他广泛地采访他们。他拍下他们用自己的便携式摄像机（多半是日本制造）拍摄杜威的镜头。我教会那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怎样把杜威扛在肩头，怎样轻轻地前后摇晃，直到杜威把脑袋耷拉在她后背上，闭上眼睛。那家人待了一个小时，日本摄制组很快也走了。他们刚一离开，杜威就睡着了，并在那天剩下来的时间里一直罢工。
我们收到了两盘dvd。十六年过去，我已经不太愿意过多地谈论杜威，但这次似乎很不寻常。我给报社打了电话。街角的电子音像店借给我们一台大型的投影电视，我们都簇拥在图书馆里。这个时候，杜威已经在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广播节目中出现过。它还上过几十个国家的报纸和杂志。它的照片已遍布全世界。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电视节目！
我内心对录像的期望达到了顶峰，因此感到有点紧张。结果发现纪录片是以字母表的顺序介绍世界各地的猫。一共报道了二十六只猫，每只猫代表字母表上的一个字母。没错，是我们的字母表。纪录片是日语的，但字母是罗马字母。
我对观众们说：“这个纪录片里有许多其他的猫。杜威在靠近结尾的地方，整个片子都是日语的，我们来投票表决一下吧。是快进到杜威那部分呢，还是把片子从头到尾看一遍？”
“从头到尾看一遍！从头到尾看一遍！”
十分钟后，人们嚷了起来：“快进！快进！”坦率地说，观看那些猫的跳越剪辑以及日语采访的镜头实在是太乏味了。快进时碰到特别可爱的猫，或看到屏幕上出现美国人，我们便停下来——为此我们停下来两次，但有一次发现那个女人原来是英国人——但大多数镜头都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宠物。
当我们跳到字母w时，房间里传出一片欢呼，无疑惊醒了那些正在打盹的人。我们的杜威出现了，旁边还用英语和日语写着“工作的猫”的字样。只见我冒雨走向图书馆，讲解员用日语讲了几句什么。我们只听懂了三个词：“美国，衣阿华州，斯潘塞镇。”又是一片欢呼。几秒钟后，我们听见：“杜威·读书郎·开卷！”
屏幕上出现了杜威，坐在前门口（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招招手确实很可爱），接着是杜威坐在书架上，杜威走过两个书架，杜威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坐在那里，桌子底下有一个小男孩抚摸它，然后……坐在那里。一分半钟以后，节目结束了。没有让杜威坐在她腿上的小姑娘。没有被人扛在肩膀上的镜头。没有手推车。没有来自新罕布什尔的那一家人。他们甚至没有用上杜威在书架上行走、迂回绕过图书、走到头再跳下来的那些镜头。他们穿越半个地球到这里来，拍了一分半钟的坐姿。
沉默。惊愕的沉默。
接着，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我们的杜威成了国际明星。这就是证据。我们听不懂解说员在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杜威那部分内容比广告间歇长不了多少又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们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馆员。那是我们的杜威。而且那个解说员明确无误地说了“美国，衣阿华州，斯潘塞镇”。
斯潘塞小镇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日本纪录片。也许不是为了它的内容。图书馆里有两个供外借的光盘，但从来没有人看。《书卷猫》更受欢迎得多。但是，一个摄制组不远万里从东京来到斯潘塞，这个事实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当地广播电台和报纸都有长篇报道，接连好几个月，人们都到图书馆来谈论这件事。
“摄制组的人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