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康妮在做一项和平方式的战时工作,结交了一帮穿法兰绒裤子的剑桥“刺头”,他们至今都温和地嘲弄一切。她的“朋友”是克里福德·查泰莱,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本在波恩学习煤矿技术,那会儿刚刚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学过两年,现在他在一个很棒的团里担任中尉,因此他可以更合适地穿着制服嘲弄一切了。

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属于上流社会。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他属于贵族阶层,虽然不是大贵族,但好歹是贵族。他父亲是准男爵,他母亲是子爵的女儿。

然而,克里福德虽然比康妮出身更好,更加“上流社会”,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比康妮更狭隘更胆怯。在那个狭小的“上流社会”——土地贵族社会中,他觉得安逸,然而他对由中下层阶级和外国人组成的整个其他的大千世界感到羞怯和惴惴不安。如果必须说实话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些害怕中下层阶级的人,害怕和他不属于同一阶级的外国人。他以某种令人惊愕的方式意识到他自己的无助,其实他拥有特权给予的所有保护。这是很奇怪的,但确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

因此,一个像康斯坦斯·里德这样的姑娘那种独特的温柔与自信迷住了他。在纷乱的外部世界里,她远比他表现自如。

尽管如此,克里福德也是一个叛逆者:甚至叛逆自己的阶级。也许“叛逆”这个词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碰上了年轻人反传统、反任何一种现实权威的普遍潮流。父辈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固执的父亲最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我们自己这个等着瞧的政府尤其可笑。军队是可笑的,老派的将军们全都可笑,红脸的吉治纳将军尤甚。甚至连战争也是可笑的,尽管它杀了很多人。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些可笑,或者说是非常可笑:任何东西跟权威沾边的,不论是军队还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笑的。就统治阶层自认为有统治资格而言,他们也是同样的可笑。克里福德的父亲乔弗利男爵极其可笑。他砍倒他的树,清除他矿上的矿工,打发他们到战场上去;他自己却安然无恙,同时高喊爱国。而且他为国家花的钱比挣的还多。

当查泰莱小姐——姐姐爱玛——从英国中部到伦敦做护理工作的时候,她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诙谐地谈论乔弗利男爵和他的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哥哥和爵位继承人赫伯特则坦然大笑,虽然砍倒给战壕做支撑的树都是他自己的。而克里福德只是有点不安地微笑。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笑的,真是这样。但是太临到跟前,一个人自己也变得可笑的时候……至少像康妮那样其他阶级的人对有些事是很认真的。他们相信有些事情。

他们对于士兵,对于征兵的威胁,对于孩子们短缺食糖和糖果等,都是相当认真的。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当局可笑地不知所措。但克里福德对此从不往心里去。对于他而言,当局从一开始就是可笑的,并非因为糖果或士兵。

当局让人感觉可笑,并以相当可笑的方式行事,国内局面一度混乱不堪。直到前线态势严重起来,劳合·乔治出来挽回国内局面。这超过了可笑的界限,轻率无礼的年轻人不再嘲笑了。

1916年,赫伯特·查泰莱阵亡,于是克里福德成为继承人。甚至这也把他吓坏了。作为乔弗利爵士的儿子,拉格比的孩子,他的重要性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他绝对无法逃避。然而他知道,这种事在沸腾的大千世界眼中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他要为拉格比负责。难道这还不可怕吗?而且难道不是既显赫又荒唐的事吗?

乔弗利男爵可一点也不觉得荒唐。他脸色苍白,紧张而自闭,他固执地决心要救他的祖国,挽回他的地位,不管是劳合·乔治还是其他任何人当政。他和现实的英国如此隔绝,离它如此遥远,又如此无能为力,以至他把霍拉旭·鲍特姆利也想得很好。他拥护英国和劳合·乔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国和圣·乔治: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因此他砍掉他的树木,拥护劳合·乔治和英国,英国和劳合·乔治。

他想让克里福德结婚,生出继承人来。克里福德觉得他父亲是个不可救药的老顽固。但是他自己,除了会缩头缩脑地嘲讽一切并拿自身的处境大加嘲笑外,又比他父亲高明了多少呢?但是无论这是否合乎他的愿望,他已经十分郑重地接受了准男爵的爵位和拉格比这份家产了。

出自战争的狂热兴奋消失了……死寂了。死亡和恐怖太多了。一个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抚。一个男人需要有一个安全世界中的精神支柱。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妻子。

查泰莱家庭兄弟姐妹三个,虽然有各种关系,却不知为什么与世隔绝地生活着,把自己关在拉格比的家里。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亲密,这是一种地位脆弱的感觉,一种无助的感觉,尽管有贵族头衔和土地,或者说,正因为有贵族头衔和土地,他们才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和他们在那里度过人生的英国中部工业区相隔绝。他们和他们自己的阶级也由于父亲乔弗利男爵沉思、固执、封闭的天性而疏离了。他们嘲笑父亲,但是关于他的事却十分敏感。

他们三人曾说过要始终住在一起。但现在赫伯特死了,乔弗利爵士要让克里福德结婚。乔弗利爵士几乎不提这件事:他很少说话。但他关于事情应该如此的无言而沉思的坚持,是克里福德难以承受的。

但爱玛说不!她比克里福德年长10岁,她认为他要成婚,那就是对家里三个年轻人所坚持原则的背弃。

然而,克里福德和康妮最终还是结婚了,并和她度过了一个月的蜜月生活。那是在可怕的1917年,他们就像一条沉船上站在一起的两个人那样亲密无间。克里福德在结婚时还是童男:所以性这方面,对他并不意味什么。他们如此亲密,他和她,除了在性的方面。康妮对于这种超越了性,超越了一个男人“满足感”的亲密感到有点欣喜若狂。克里福德至少不像其他许多男人那样仅仅热衷于他的“满足”。不,亲情比“那个”更深刻,更有个性。性爱只是偶然的、附带的事,它只是奇特而陈旧的感官过程之一,以它自己的笨拙纠缠于人身而已,并非真正必要的事情。但康妮却还是想要个孩子,这样她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对抗她的大姑爱玛。

但1918年年初,克里福德却一身伤残地被送回来,孩子不可能有了。乔弗利爵士也在懊恼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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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名贵商品街。

康斯坦斯的昵称。

法文:爱情已打那儿经过。

霍拉旭•鲍特姆利:当时的英国国会议员,因诈骗入狱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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