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亚克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保护李，给予她力量。他把小说发生的地点从曼哈顿移到了旧金山。“黑面罩”和“但丁”，这两个地下人聚集的酒吧实际上是两处纽约最热闹的地方，一处是第六大道富加齐投币自动唱机店，另一处是在布利克和麦克道格尔街上的圣·雷莫酒吧，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光顾这两个地方，包括狄兰·托马斯，戈尔·维达尔，威廉·德·库宁，以及凯鲁亚克的朋友弗朗兹·克兰。艾琳·李确实在帕拉迪斯巷住过，但那是位于纽约东村（在十一街上）的一个小院子，靠近艾伦·金斯堡住的公寓。熟悉旧金山的人看到尤里推着坐在手推车里的莱奥和玛多到亚当的家门口这个情节时都会感到惊诧不已，多陡坡的旧金山与地势平坦的曼哈顿岛大不相同，旧金山没有那种手推车。
更加重要的是，在小说中，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凯鲁亚克从自己观察的角度突出了玛多的抵触态度。作为一个女人，玛多“不得不迫于顺从”，莱奥颇为自信地这样告诉读者，在玛多和他分手之前不久，他还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鸣得意舒适安逸的家伙”。从一开始，玛多就告诉过他，她想“独立”，这个字眼可以一直从她嘴里听到，等到他意识到她说的是真的时，已为时过晚了。当莱奥把他们两人的关系神话成了亚当和夏娃时，她冷冷地对他说，“别叫我夏娃。”在他眼中，她是博普爵士乐的化身精灵，但是，尽管她很爱这种音乐，它也让她心烦，因为“听博普音乐的人里有许多瘾君子，我在音乐中听到了毒品（海洛因）”。尽管他自己也有疑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够牺牲自己的“白人的抱负”，或者是不怕因为与玛多的长相厮守而惹恼自己南方的亲戚们，但是他以为他还是能够帮助玛多克服那种紧张感，那种和他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的恐惧，“黑人对美国社会的恐惧”，这种恐惧他认为可以通过他的保护姿态而自动消除。“你不懂，”他得到的却是这么一句她的回答，它包含了一切。
莱奥注意到了，玛多在那些地下人中间被转来转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男人之间的性交换方式，莱奥也承认他和勒罗伊（尼尔·卡萨迪）“在过去……常常互换（女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强烈地受到了挑逗，从朱利恩·亚历山大（原型是安东·罗森博格）和亚当·穆拉德手里得来了玛多。于是揭示这种男性仪式的任务便留给了玛多，而不是莱奥。对莱奥而言，当他得知玛多确实跟尤里发生过关系后，他想象中自己遭受的背叛当真成为了现实，于是顷刻间他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厌女症患者：“我真的应该多注意那个家伙一点……知道吗，她们都一样，别黏住一个不放，”他对她这样说。但是，玛多知道，他这么说“正是尤里想听的”。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同去酒吧，“透彻地将我讨论一番，他们会达成一致的看法，女人都是让人玩的，天下有的是女人”，于是乎，他们可以庆贺男人间不能断裂的永恒关系，而他们与女人的关系则作为副产品被搁到一边。
凯鲁亚克过于依赖他母亲，乃至成为病态，这为他很多朋友所见。玛多曾含蓄地说过莱奥，“我觉得你总跟你母亲在一起这对你不好”，尽管这被莱奥认为是妒忌，但是也提醒了他，他的母亲和他说过同样的话。后来，他自己承认，他住在家里是因为他不能靠自己生活，也不能维系住另一个女人的爱。凯鲁亚克给他的替身取的名字是“莱奥”，这是他父亲的名字，而他的姓“佩瑟皮耶”是“受伤的脚”的意思，这里暗含了俄狄浦斯的典故，这也说明了莱奥其实是承认了玛多说的话的正确。
垮掉派人中有来自不同民族的，但是除了诗人鲍勃·考夫曼和阿米里·巴拉卡外，一律都是白人。一九五九年在一次黑人作家的会议上，兰斯顿·休斯问道，“谁想做‘垮掉’者？”他自己随后回答道，“黑人是不会的，”这个结论巴拉卡很快就表示同意。不管怎么说，凯鲁亚克写《地下人》是在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全国范围获得认可之前，其时，在有些州黑人和白人间的恋爱关系还是非法的，而且在所有地方几乎都不会得到认同的，对那些维护“低人一等的人”的权利的行为，或者是对黑人组织的支持都会自然而然地沾上对共产主义同情的嫌疑。凯鲁亚克在书中对有些问题没有提及，这更是让人疑窦丛生。
比如，为什么这个黑皮肤女人在全是白人的男人堆里来来往往？凯鲁亚克似乎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她跟白人来往是因为她美丽漂亮，还很有才气，黑人所有的才能她都有。但是，她与一个黑人的来往又说明了什么？莱奥在书中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件事，还有她“想与那个黑人男孩再来一次”的欲望。相比于在生下玛多后就死去的玛多的黑人母亲，凯鲁亚克对玛多的切罗基父亲更感兴趣，这是艾琳·李自己所希望的吗？不过，凯鲁亚克对自己的种族偏见的描述则是相当真实，也是非常有勇气的，当然也免不了局限。在书中一个最让人惊诧的场景中，莱奥向玛多表白了他对于黑人与白人在性器官上的不同的焦虑。玛多就让他看她自己的，让他“查看了她的身体的那个部分，看得很是仔细”；此后，他才放心了，而她则是感到与他更亲近了，莱奥这么说道，“我以后可不会再向她遮遮掩掩什么了。”我们现在是不能从艾琳·李那里知道她对这个情节的解说了，但是从她自己说过的，以及凯鲁亚克提到过的来看，最后让他们两个分开的不是种族原因。
加布里埃尔·凯鲁亚克（她的家在纽约昆斯，而不是加州的奥克兰），就像莱奥说的，的确给她儿子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可以写作的地方：披露自己，退避三舍，记下真实的生活，凯鲁亚克的生活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两极。但是，这个城堡被玛多带有精神分析性质的怀疑态度和她自认为是作家的声明攻破了。凯鲁亚克说过，他写《地下人》像是写“给一个朋友的一封长信”；在这部作品中，书信模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点。但是，在整部书中，唯一的长信是玛多写的，而且正如艾米·莎所指出的，这封信寄到了凯鲁亚克母亲住的地方，可以说是大胆地穿越了凯鲁亚克在他的恋爱生活和写作生活之间设置的障碍。莱奥告诉我们，玛多写的那封信“美妙无比”，是“一篇杰作”，要完整地援引下来，而至于他自己的回应，他则是摘了寥寥几行，是“一种空洞，如果不是完全的表白”，是“无聊的鬼话”。
但是，在莱奥引述玛多的信的时候，他又常常用自己的即兴话语将之打断；他发现他无法让注意力只聚焦到她一个人头上。凯鲁亚克/莱奥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最为气愤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终于回报了她对我做的一切——这一切都要来的，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他做了大段的改动，缩短了很多玛多的信——有意思的是，这正是凯鲁亚克本人坚决反对的修改和删减过程——剩下来的只是信中那些提及他（而且是一些有利于他的话语）的部分。莱奥反复告诉我们，在说到玛多时，“我怀疑我的动机”，“或许我看到的，解释的都有问题，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这种说法其实是凯鲁亚克对读者发出的公开邀请，邀请读者来审问，甚至质疑他的文本。
凯鲁亚克描述说，《地下人》是出自他对自己“最可怜的最隐蔽的最深的痛苦的剖白”，他想要查遍他心中的各个角落，不留下一个暗点，一丝内疚。但是，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论述中，我们得知这样的剖白其实本身是暗藏玄机的，凯鲁亚克是要通过他的剖白话语来摆脱官方力量的牵制，用福柯的话说，就是“从自我的深处……启出真理”，真理被认为是超越历史存在的，但是与此同时，那个显然被公开蔑视的权威却仍然可以利用剖白这个行为，在让个人释放自我表达的同时，完全保留了改变他自己或者他周围的世界的权利。凯鲁亚克在《地下人》中对自己的暴露，乃至对玛多的那些颇具破坏力的话语的突出描述，最后都用来服务于他从这个情爱事件中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部小说。小说的叙事用两句简单的话结尾，与小说中大部分地方那种经常突发奇想，到处都是括号，头绪诸多的风格相差甚大。“我回家去了，失去了她的爱。我于是写了这本书。”清晰明了，就如同一个人对自我利益和对钱的需求的说明，有得亦有失。
这里所做的分析把凯鲁亚克置于一个相对主义的、无情的解构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之中，对凯鲁亚克而言，他对此既承认，也抗议。后现代主义并不提出普适一切的真理和洞见。如同其他思想趋势一样，它是一个特殊时代和地点的产品，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而言，则是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国。和博普爵士乐、抽象表现主义和演员工作室一起，垮掉派代表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之未来的转向，一次最后的爆炸式的转身。金斯堡和巴勒斯以其各自的方式做出了向六十年代的转变，其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没有变化，甚至还得到了加强，凯鲁亚克看到了未来，但他憎恨未来。莱奥注意到，那些“酷毙了”的地下人们以其特意对情感的抵制，代表了“在这个新的……文化里最不会被打趴下的人”，同样，那个成功的年轻作家，那个有着“嘲讽”眼光的——请注意这里的后现代用语——作家，哈罗德·桑德也是如此，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威廉·加迪斯，很快，他就会成为后现代新小说的领导者之一。
金斯堡和卡萨迪与肯·克西肩并肩结成联盟，克西的身边集拢来一帮人，形成了所谓的“兴奋的恶作剧者”的小集团，其风格是那种发生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充斥不敬语句的、先锋派文学技巧的、集中描述试验迷幻剂内容的东西，但是凯鲁亚克被所有这一切表演惊呆了。他服用强烈迷幻剂是用来表明“罗马不是在一天就建成的”。罗兰·巴特在谈论摄影时称之为“一种为着特别的表述的（明知）不可能仍然为之的科学”，凯鲁亚克对这种“不可能”有着无限的忠诚；他不可改变地属于阿米里·巴拉卡在一九六三年所描述的“我们这时代的最后一个浪漫者”。凯鲁亚克是冷战时代“地下精神”的一部分，充满危险，但又神奇无比，他传递了一种崭新的反现实的精神，当现实是犹太人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莫斯科审判和种族清洗，以及战后的西方列国那些哗众取宠的表演之时，凯鲁亚克的这种精神因对抗现实而生，并需付出极大努力。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凯鲁亚克知道属于他的文化时刻已经过去了。在他最后一部重要小说《杜洛兹的虚荣》（一九六八年）中，他用“你在骗我”这个词语来表明变化的开始。他看到，所谓新的情况不是人们在撒谎，而是人们现在认为其他人也都在撒谎，对抗的姿态不见了，没有人再关注讲述事实，除非讲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骗话。一封来自一位女士——她显然是一个前解构主义者——的信尤其让他感到不安，那个女人声称凯鲁亚克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凯鲁亚克的书，原本就不存在“杰克·凯鲁亚克”。难道她认为他的那些书是“突然间出现在电脑里的”？凯鲁亚克不禁愤然。他还是相信“撒谎是犯罪……而做伪证则是犯下了重罪”。
凯鲁亚克不能完全克服他的偏见，他与艾琳·李的情爱成为了他写成这本书的最好的动力和材料。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不爱她，或者说他即便是失去了她也不感到遗憾？在《地下人》里，凯鲁亚克记录下了心理活动的点点滴滴，乃至身体的起伏变化，记录下了意识的流动，思想和情感在期间获取了力量但尚没有获得权威的地位，心灵与其渊源近在咫尺，尚不构成对材料选择的审查。他这样描述他的那些早期垮掉派朋友，前一天还是兴高采烈，兴奋不已，第二天则“忧郁不堪”，但是，对他而言，这样的低沉心情也是为变化做的准备。他们“为着更多的信仰贮存力量”。还是有可能发现“钥匙/从那黑暗的走廊里，/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里，/从那神秘的门把里，/从那敞亮的房间里获得”。
安·道格拉斯
gabriellekerouac，凯鲁亚克的母亲。
barbaraehrenreich（1941—），美国作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著有《人心》（itheheartsofmen：americandreamandflightfromcommitment/i）（1983）等著作。
charlieparker（1920—1955），美国爵士萨克斯演奏家，作曲家。
robertcreely（1926—2005），美国诗人、黑山派诗人代表。
normanpodhoretz（1930—），美国保守派评论家。
gorevidal（1925—），美国作家，写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1948年出版《城市与支柱》（icityandpillars/i），被认为是最早的同性恋小说之一。
sarahvaughan（1924—1990），美国爵士乐手。
chesterhimes（1909—1984），非裔美国作家，1947年出版《孤独的征服》（ilonelycrusade/i）。
antonrosenberg（1926—1998），垮掉派人物，凯鲁亚克的朋友。
bobkaufman（1925—1986），非裔垮掉派诗人。amirbaraka（1934—），非裔美国诗人。
williamgaddis（1922—1998），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kenkesey（1935—2001），美国作家，1962年出版《飞越疯人院》（ioneflewoverthecuckcoo'snest/i），著名文化运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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