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那边的空地上是一排白色帐篷，挤满了预备队的卡车，各种马拉的战地救护车，都是被战役从师部切断下来的，还有各种补给、勤务单位，混杂在一起，正设法整队。空地上还有从补充连来的瘦弱的男孩，头戴灰帽，背着卷起的厚大衣，满面尘土、干瘪，因赤痢而虚弱不堪，他们放下行囊，有的睡觉，有的进餐，以便继续疲累的西进。

这个被炸空烧空的市镇有一半还在燃烧，远处延迟引爆的炮弹仍不断在爆炸。正在院子里忙于挖捡杂物的人，不时挺直身子，靠在他们捡出的东西上休息休息，一面转脸注视远方的爆炸。

由烟焰和沙尘构成的灰黑夹杂砖红色的云头升向天空，起先像喷泉，直往上冲，然后渐渐懒散下来，就像上升的重油垢，然后展开铺成羽毛的样子，终于散开，沉落大地。然后，挖东西的人又继续工作。

从废墟越过公路，有一块四周围绕灌木树篱的旷地，老树参天，遮蔽了阳光。高大的老树和灌木丛把它和其余的世界隔开，孤立起来，就像一个私家园地，阴凉而且昏暗。

洗衣女塔妮娅和她那个单位的几个同事，以及参加她们这一伙的人，包括杜多罗夫和戈尔东在内，从大清早起就在这里等候派来接她的卡车。团部洗衣处交给她照看的衣服有好几筐，一个个叠着放在地上。塔妮娅两眼密切注视着那些衣服，而别的人也不远离，唯恐失去跟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很久——超过五个钟头了。大家无事可做，就倾听这个见多识广的饶舌姑娘讲啊讲。这时，她正告诉他们，她会见日瓦戈少将的经过。

“当然，昨天。他们带我去见将军本人。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到处向人打听赫里斯京娜。他在找认识她本人的见证人。有人指出我。他们说我们过去是朋友。他要他们把我带去。于是他们来领我。他一丝一毫都没吓到我。他没有什么特别，就像一般人一样。他两眼生得细长，黑头发。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事。他听到完为止，还说谢谢你。那么你是谁？他对我说。你是从哪边来的？噢，自然，我有点害羞。我有什么好吹的？我是个私生子。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就是这样。我不必告诉你。感化院，总是在流浪。可是，他鼓励我。讲下去，他说。别难为情，没有什么可耻的。噢，起先我说不出什么，稍后我说得多些，而他就不停点头，以后一直点下去，我不再怕了。真的，我有很多事好说。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会相信，你们会认为，这都是她编的。噢，对他也是如此。当我说完时，他站起来开始在屋内走来走去。这不寻常，他说。真的不寻常。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他说。我现在还没空儿。可是，我会再找到你，你放心。我会派人来找你。我从未想到，我会听到这样的事。我因为要料理别的事，不然，我不让你就这样离开。到时候，谁敢说呢，我也许会自认是你的叔叔，你将一跃为一个将军的侄女。然后，我要送你进大学，他说。随便你喜欢去哪里。我对上帝发誓，那是他亲口说的。或许是个笑话，逗我开心。”

就在这时，一辆长长的围高边的空车驶过来，那是在波兰和西俄罗斯通常用来运干草的大车。套在辕内的两匹马是由一名马匹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的，在旧时代他会被称为大车夫。他勒住马头，从驾驶座上跳下来，开始卸下他的大车。除了塔妮娅和一两名士兵，其余的人都围拢来求他带他们去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当然，还表示，要给他相当的代价。可是，他都拒绝了，他说他没有权利将大车或马作命令指定以外的用途。他把马牵开，再也看不见他了。

塔妮娅和其他几个仍然坐在地上的人，一起爬上留在空地上的空车。因为大车的来到以及和驾驶兵的争论而中断的谈话又恢复了。

“你对将军说些什么？”戈尔东问，“如果可以的话，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我告诉你。”

于是她对他们讲了她可怕的经历。

“不错，真的，我有许多东西好说。据说，我出身并不穷苦。不知是陌生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因为什么记得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说，我的母亲拉里莎·科马罗娃，是躲在白色蒙古的一个俄罗斯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不过，我猜科马罗夫不是我的真正父亲。唉，当然，我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女孩，我一直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或许我说的话你们听来似乎可笑，可是，我只说我知道的事，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去听。

“对了，我要告诉你们的那些事全发生在克鲁什茨那边，西伯利亚的最东边，哈萨克地区还过去，靠近中国边界上。当我们——我是说红军——进攻白军的首都时，那个科马罗夫部长，就把我母亲以及所有的家属都弄上一列专车，下令把我们运走。我的母亲吓坏了，你知道，离开他她不敢走动一步。

“这个科马罗夫不知道我。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母亲有我时，和他已分手很久，她惊慌得要死，唯恐有人会告诉他。他非常恨小孩，他会大嚷大叫，顿足捶胸。‘他们只给家庭带来肮脏和忧虑，我受不了。’他常常这样嚷。

“那么现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红军开始接近城区时，我母亲派人去纳戈尔车站找一个车站警卫的女人玛尔法。城的附近有三个站，我告诉你们都是哪些。第一站是尼佐瓦亚，跟着是纳戈尔，然后是萨姆索诺夫山口。现在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母亲认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玛尔法，常去城里卖牛奶、蔬菜。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些事我不清楚。我想他们骗我母亲，他们不告诉她真话。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对我母亲编了什么故事，我想，他们说把我放在玛尔法家里只是暂时的，一两天的事，事情一平定，就带我回来。她不会把我永远交给不相干的人，全由陌生人养大——母亲不可能那样把她的孩子送给人的。

“唉，你知道对儿童来说那是怎么回事。‘去和姑姑说话，她会给你一块姜饼，好姑娘，别怕姑姑。’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哭法，怎么伤心，怎样想我母亲——这还是不去想的好。我想上吊自杀，我还很小时就几乎发疯。我那时就是这样。我猜玛尔法姑姑，得了我妈的钱，为抚养我，得了一大笔钱。

“除了丈夫做警卫，她家还有个富饶的农庄，有一头牛、一匹马，当然，还有各种家禽，一大块菜园——在那里你要多少地有多少地——当然不必付租金，因为房子是政府的，就在轨道旁边。当火车从家乡出来时，好不容易才爬上山坡，太陡了，可是从你们这边，从俄罗斯这边去时，快得很，所以必须用煞车。在秋天，当树木凋零时，从山上望下去，你可以看见纳戈尔，就好像盛在碟子里。

“警卫，瓦西里叔叔，我平常就叫他爸爸。他是个仁慈的笑口常开的人，只是不可信任，特别是在他喝醉时。人人都知道，他的事四乡无人不知。他看到陌生人就把肚肠都翻出来。

“可是，我从来不叫他老婆作妈。不管这是由于我不能忘记我自己的母亲，或为了其他原因，事实是玛尔法姑姑可真可怕。真的。因而我只叫她玛尔法姑姑。

“唉，时光如流，一年年过去，我不记得是多少年了。我已开始去火车前摇旗子，并且我能把牛牵回，把马卸下。玛尔法姑姑教我纺织，至于家务，不用说，我是做的。扫除、收拾、做饭这类事，我都做，全不当一回事。啊，是的，我忘记告诉你们，我还照看彼坚卡。我们的彼坚卡是瘫子，他三岁了，却还不能走路，所以，我得带他。直到现在，已经事隔多年，每当我想起玛尔法姑姑往常如何斜视我强健的双腿，好像是说为什么我的腿不瘫时，我的背脊就要发冷。最好我代彼坚卡瘫腿，好像我是他的扫帚星似的。你不会相信，世上有多可怕的憎恨和迷信。

“可是现在请你们继续听我说。那一切与前面发生的都没有关系，那会使你们毛发直竖。

“那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瓦西里叔叔在山下卖了一头奶牛，得了满满两袋的钱。那种钱叫克伦斯基票子——不，对不起，它们当时称为柠檬钱，人们就是那么叫的。他喝了点酒，因而他告诉纳戈尔的每一个人，他多富有。

“我记得那是秋季的一个刮风天。大风在屋顶上怒吼，几乎把你连根吹跑，机车上不了山，因为是逆风。突然我见到一个年老的女乞丐从山顶上走下来，大风鼓起她的裙子，刮跑她的头巾。

“她一面走，一面呻吟，同时捂着肚子。她求我们让她进屋，我们就把她安置在长椅上。啊，她尖叫道，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肚子像着了火，我完蛋了。以基督的名，她哀求道，请把我送去医院，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好，爹爹把乌大劳，那匹马套上车，把那个婆子放上车，送她去十八俄里外的县医院。

“不久，当玛尔法姑姑和我上床后，我们听到乌大劳在外面长嘶，车已被拖进了院子。他们似乎回来得早一点。可是，好歹玛尔法姑姑点上了灯，披上夹克，没等爸爸敲门就拔开门闩。

“她打开了门，不过门口不是爸爸，而是一个陌生人，黝黑而怕人，同时他说，告诉我卖牛的钱在哪里。我已经在林中干掉了你家老头子，不过，你是一个女人，只要你告诉我钱在哪里，我就放过你。如果不说，你知道将出什么事，那只能怪你自己，还有，别让我久等，我没时间和你纠缠。

“啊，老天在上，不需我告诉你们，我们当时的情况，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全身颤抖，吓得半死，恐怖得哑口无言！首先，瓦西里叔叔被杀死了，他亲口说的，他用斧子杀死了他，而他现在和我们面对面，一个杀人凶手就在屋子里，我们看得出他是个凶手。

“我想就在那一刻，玛尔法姑姑已失去理性了。在她听说她丈夫死了的一刹那，她内在有什么东西啪拉一声就断了。然而她知道，她一定不能表现出内心的感觉。

“首先她跪在他脚下。可怜可怜我吧，她说，别杀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从没听说任何钱的事，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钱。可是，他并不因此放手，他不是这么一个傻子，该死的魔鬼。好，于是她告诉了他。钱在地窖中。我帮你打开地窖门，可是，那个魔鬼一眼就看穿了。不，他说，你下去，你认得路，把钱拿出来。我不管你是下地窖或上屋顶，我要的只是钱，不过记住——别想玩什么诡计，他说，同我玩不了花样。

“然后，她对他说，上帝与你同在？你为什么这么多疑？我很高兴走下去，替你亲自拿上来，不过，我的腿不方便，我爬不了梯子。我将站在顶上，帮你照亮。别担心，我让我女儿和你同去，她说。她是指我。

“啊，老天，还用我告诉你们，我听到这话时的感觉吗？唉，那是我的末路，我想……我眼前一片漆黑，两腿发软……我想，我要倒下去了。

“可是那个魔鬼并不是傻瓜，他看看我们两人，吊起两眼，对她狰狞地笑着，牙齿全露了出来，好像是说，我知道你的诡计，你骗不了我。他看得出，我对她全无意义，我不是她自己的骨肉，于是，他突然抓住彼坚卡，一只手提了他，一只手拉开地窖的地板门。拿个灯来，他对她说，于是他走下去——带着彼坚卡从梯子走进地窖。

“我想，她早已神经错乱了，因而什么都不明白了，她的理智丧失了。他和小彼坚卡一走下去，砰，她立即关上地窖的门，锁上它，并且开始拖一只重箱子去压在上头，一面点头要我去帮她，因为那太重了。她把箱子摆好，坐在上面，自得其乐，这个疯女人。她刚坐下，那个强盗就开始叫喊，用力打地板。你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地板的木块太厚，不过，你能从他的声音中知道他的意思：放他出来，不然他就杀死彼坚卡。他吼得比野兽还吓人。现在你的彼坚卡的生命在我手中，他叫道。可是，她什么都不明白，她只是坐在那儿对我眨眼嬉笑，好像是说，不管你怎样，我都不会从箱子上移开，我要抓住钥匙。我想尽一切办法对付她，我对她的耳朵大叫，说她必须打开地窖，救出彼坚卡，我试着推开她，不过我推不开，对我而言她是太壮了，她不听我的。

“坏蛋在下面不停地用力打地板，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她只管坐在箱子上，什么都不听。

“过了一阵——啊，天！我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故，不过，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我有生之日总要听见彼坚卡微弱的声音——小彼坚卡哭了，同时在底下呻吟，一个小天使，那个魔鬼扼死了他。

“现在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对付这个疯女人和这个凶手呢？我想，我必须想想办法。当我想到这里时，我听见乌大劳在门外嘶鸣。它一直站在院子里，没从车上卸下来。是的，乌大劳的嘶鸣好像是说，我们快跑，塔妮娅，找个好人求他帮忙。我从窗口望出去，天快亮了。你说得对，乌大劳，这是个好主意，我想。我们走吧。可是，当我好不容易打定主意时，我又听见，好像来自树林的声音说，等等，别忙，塔妮娅，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并且我又知道，我不是单独一个人在树林中。好像我们家的雄鸡在啼。一辆机车在山坡底下鸣响。我听得出它的汽笛，那是来自纳戈尔的机车，他们总是在那儿把机车准备好——他们叫它作后推机车——那是用来帮货车上山的。有一列混合列车打这里经过，每夜总在这个时刻经过。好，我听到了我所知道的这辆机车，在山坡底下叫我。我凝神静听，我的心跳着。我神经错乱了，很想知道，像玛尔法姑姑一样，是不是每一个活的兽类和每一个哑的机车都在以平易的俄罗斯语对我说话？

“噢，光想下去不是好事，列车已越来越近了，没有时间再多考虑。我急忙抓起提灯——已不怎么亮了——拼命跑上轨道，站在两条铁轨当中，上下摆动灯光。

“好，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弄停了列车。因为大风，列车走得非常慢，几乎是在爬。我弄停了列车，司机认识我，从机车窗口把上身探出来，叫喊些什么，因为风大，我听不清楚。我对他大声喊，警卫室遭到袭击，谋杀抢劫，凶手在屋里，救人啊，叔叔同志，我们急需援救。当我在嚷时，红军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这是一列军车，他们跳下来站在路轨上，怎么回事？他们问。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列车停在树林中，夜晚在陡坡上停下来，停住不动。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他们把凶手从地窖中拖出来。他呻吟得比彼坚卡的声音还微弱，饶了我吧，好心人，他说，别杀我，我再不干了。他们不管什么法律。他们把他拖出去，拖到路轨上，把他的手脚绑在铁轨上，开动列车碾过他。

“我甚至没有回去拿我的衣服，我太惊慌了。我要求他们带我上车，于是他们把我弄上车，我就这么走了。此后，我带着私生子的名义到处流浪，走遍我们半个国家，还有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我没去过。我不是在夸张。经过我童年这番折磨，我才知道现在是多快乐，多自由！尽管我还必须说，我生平还有不少罪孽和不幸。不过，那全是以后的事，以后我再告诉你们。……就在我所说的那天晚上，一名铁路局职员走下火车，去屋中接管了政府的财产，同时决定如何处理玛尔法姑姑。有人说，她从此没再复原，终于死在疯人院中，可是，又有人说，她好转后出院了。”

在听完塔妮娅的故事后，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默默地在树下徘徊了好一阵。然后，来了一辆货车，它笨笨重重地从大路上转入空地，人们把衣服筐子都摆了上去。戈尔东说：

“你知道这个塔妮娅是谁吧？”

“是的，当然。”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沉默了一会儿，戈尔东又说，“一个高尚的理想堕落为粗俗的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希腊就是这样让位给罗马的，而俄罗斯的启蒙运动时代也就是这样变为俄罗斯革命时代的。这两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布洛克好像说过：‘我们是俄罗斯可怕岁月的儿童。’布洛克的话不过是个比喻性、象征性的说法。儿童并不是儿童，而是儿子、后嗣、知识阶级，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从上天来的、有启示录的性质的东西，与我们的时代十分不同。而现在比喻已变成字面义，儿童就是儿童，并且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五年或十年以后，在一个寂静的夏夜，杜多罗夫和戈尔东又聚在一起，坐在高高的敞开的窗口，目力所及的地方，莫斯科正消失在暮色中。他们正在阅读叶夫格拉夫收集的尤里的著作集，他们已读过多次，几乎都能记得上面的内容了，他们边读，边谈，边想。当他们读到一半时，天黑了，于是他们开亮了灯。

铺开在他们脚下的莫斯科，是作者的出生地，他曾在这里消磨了他半生的岁月——如今，在他们看来，莫斯科并不是与他生命史相关的一串历史事件中的一个背景，而是一个长篇故事中的主角，那晚，当书本还在手中时，他们已见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

虽然胜利没带来战争结束时人们所期待的解脱和自由，无论如何，战后的空气中充满了自由的征兆，同时只有他们两人说得出它的历史意义。

当他们坐在窗口时，在这两位老友看来，这种灵魂的自由早就存在了，好像每天晚上，未来都具体地进入他们脚下的街道，而且他们自己已进入了未来，现在已是未来的一部分了。想想这个圣城和整个地球、这个故事中静静生活的主角以及他们的子女，他们心中充满温柔与和平，他们被从来没有听过的、飘扬在他们四周并飘向远方的幸福的音乐所包围。而他们手中拿着的书，似乎是在给与他们鼓励并坚定这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