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你不必为我备马了，我不想出去了。”伊娃说。

“为什么呢，伊娃小姐？”

“这些事让我很难过，汤姆，”伊娃说，“让我很难过。”她又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我不想出去了。”说完她转身离开汤姆，走进屋里去了。

几天以后，另一个女人来了，代替老蒲露送面包。奥菲丽亚小姐当时正在厨房里。

“天哪！”黛娜说，“蒲露怎么啦？”

“蒲露以后不来了。”那女人神秘兮兮地说。

“为什么？”黛娜问，“她没死吧？”

“我们不太清楚，她在地窖里。”那女人说着瞅了一眼奥菲丽亚小姐。

奥菲丽亚小姐取过面包后，黛娜跟着女人走到门口。

“蒲露到底怎么啦？”她问。

那女人似乎很想说，但又有些犹豫，于是便用神秘的语气低声答道：

“好吧，你一定不要告诉别人。蒲露又喝醉了，他们就把她关到地窖里，让她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我听他们说她身上爬满了苍蝇——她已经死了！”

黛娜举起了两手，一转身，猛地看见身边幽灵似的站着伊万杰琳。因为恐惧，伊娃的一双难以捉摸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和面颊没有一丝血色。

“上帝保佑我们吧！伊娃小姐就要晕倒了！我们都怎么啦，怎么能让她听这些事？她爸爸会大发脾气的。”

“我不会晕倒的，黛娜。”孩子沉着地说，“为什么我不该听呢？比起蒲露受的罪，我听听又算得了什么。”

“天哪！这种事哪是像你这样的乖乖儿娇小姐听的，听了还不把你吓死了！”

伊娃又叹了一口气，神情忧郁地慢慢走上楼去。

奥菲丽亚小姐焦虑地问起了女人的事，黛娜絮絮叨叨地把她听到的事说了一遍，汤姆又补充了一些他那天上午从她本人那儿听到的细节。

“真可恨！太可怕了！”她大声说着走进房间。圣克莱尔正躺在那儿读报纸。

“请问，又出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他问。

“什么事？咳，那些家伙把蒲露活活打死了！”奥菲丽亚小姐说。她接着便详细地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对那些骇人的细节讲得尤为详尽。

“我早就料到她迟早会有这个结果的。”圣克莱尔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报纸。

“早就料到！那你为什么不对此做些什么？”奥菲丽亚小姐说，“你们难道没有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或别的什么人出面干预和处理这类事情吗？”

“人们一般认为，财产权益本身足以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如果有人偏要毁掉自己的财产，我也就毫无办法了。好像这可怜人是个贼，又是个酒鬼，所以恐怕不能指望别人对她加以同情了。”

“太让人难以容忍了！真可怕，奥古斯丁！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亲爱的堂姐，这事不是我干的，我也无法制止；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的。那些品质低劣的残暴之人要这么做，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有绝对的支配权，他们是些为所欲为的暴君。出面干预不会有效果，没有什么法律能解决这样一些实际问题。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只能是闭上眼睛，掩住耳朵，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我们只有这唯一的办法了。”

“你怎么能闭上眼睛，掩住耳朵呢？你怎么能对这样的事置之不理呢？”

“亲爱的堂姐，你太天真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有这么一个阶级——卑劣，无教养，懒散，令人恼火——被无条件地置于和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的人的手中，这些人既不体谅他人，又无自控能力，他们甚至对自身利益也缺乏明智的考虑——因为人类的绝大多数就是如此——因此，在这种组织结构的社会里，一个有着高尚情感和同情心的人除了尽量闭上眼睛、硬起心肠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无法把自己见到的所有可怜人都买下来；我无法变成一个骑士侠客，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为每一个遭受冤屈的人报仇申冤。我所能做的就是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圣克莱尔英俊的面孔一时露出了阴郁的神色，他显得有些不快，可是他马上摆出愉快的笑脸，说道：

“得了，堂姐，别站在那儿像个命运女神sup/sup似的，你只不过透过窗帘瞥了一眼——看到了世界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样例。如果我们要探究生活中所有让人伤心之事，那我们就没有心思做任何事了，这就像把黛娜厨房里的细枝末节看得太仔细一样。”说完圣克莱尔又躺回沙发专心看起报纸来。

奥菲丽亚小姐坐下来，拿出针线织了起来，她坐在那儿气得铁着一副面孔。她织啊，织啊，想想心里直冒火，终于她忍不住爆发了：

“我告诉你，奥古斯丁，要是你能忍受这些事的话，我可做不到。你竟然为这种制度辩护，真是可恨至极——这就是我的观点！”

“怎么了？”圣克莱尔抬起头来问道，“又来了，嘿！”

“我说，你竟然为这种制度辩护，真是可恨至极！”奥菲丽亚小姐情绪更加激动地说。

“我为它辩护了吗，我的小姐？谁说我为它辩护过？”圣克莱尔说。

“你当然为它辩护了，你们都为它辩护——你们所有的南方人。如果不是这样，你们蓄奴干什么？”

“你真的天真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难道你不做或者过去没做过那些你认为不太对的事情吗？”

“如果我这样做，我相信，我会对此很悔恨的。”奥菲丽亚小姐一边说一边使劲地织着。

“我也是这样，”圣克莱尔说着剥了一个橘子，“我一直都在为此而悔恨。”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么做呢？”

“你悔悟过之后难道就没继续做错事吗？我的好堂姐！”

“嗯，只是在受到很大的诱惑时才这样。”奥菲丽亚小姐说。

“可不是吗！我就是受到很大的诱惑，”圣克莱尔说，“我的难处就在这里。”

“但是我总是决心不再重犯，我努力摆脱诱惑。”

“可不是吗，这十年以来，我一直断断续续地下决心不再重犯，”圣克莱尔说，“可是不知怎的，我没能彻底摆脱。难道你彻底摆脱了自己的罪孽吗，堂姐？”

“奥古斯丁堂弟，”奥菲丽亚小姐一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一边严肃地说，“我想你指责我的缺点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你所说的一切都很对，没有人比我的感受更深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确实觉得，我和你之间有一些不同。我觉得，我宁可砍掉自己的右手，也不愿一天又一天继续做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的行动和我的表白很不一致，难怪你要指责我了。”

“啊，堂姐，”奥古斯丁说着坐在地板上，把头靠在她的膝上，“别这么认真！你知道我一直就是个无用又无礼的孩子。我喜欢逗你生气——就是这么回事——只是为了看你的认真劲。我真的认为你好得要命，好得让人难受，一想到这我就感到烦恼。”

“但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啊，奥古斯丁老弟。”奥菲丽亚小姐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说。

“严肃得让人难受。”他说，“而我……唉，我从来不想在炎热的天气中谈论严肃的话题，因为有蚊虫什么的，人们无法达到十分崇高的道德境界。再说，我相信，”说着圣克莱尔突然兴奋起来，“现在我找到一个理论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更高尚一些——这个问题我看得很透彻了。”

“啊，奥古斯丁，你是个嘻嘻哈哈饶舌的家伙，真是不可救药！”

“是吗？好吧，我想是吧。但是现在我来严肃一次，不过你得把那篮橘子递给我。你看，如果我要做这番努力的话，你得‘给我酒壶让我振奋，给我苹果快慰我心’sup/sup。好了，”奥古斯丁说着把篮子拿到身边，“我开始了：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当一个人有必要把二三十个可怜虫同类置于奴役之下时，为了对社会舆论表示应有的尊重，他就必须……”sup/sup

“我看不出你比刚才严肃多少。”奥菲丽亚小姐说。

“等一等——我就要严肃了——你会听见的。简而言之，堂姐，”说着，他那英俊的面孔突然变得认真严肃起来，“在奴隶制这个抽象的问题上，我看只有一种观点。种植园主靠它赚钱，牧师要以此取悦于种植园主，政治家要以此进行统治。他们都要任意扭曲语言和伦理道德，他们这方面的才智已到了让世人震惊的地步。他们可以迫使事理常情和《圣经》还有天知道什么东西为自己效劳，可是说到底，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世界上其他人对这一套一点儿都不信。奴隶制来自魔鬼，这是事情的实质。依我看，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例子，说明魔鬼的本领有多大。”

奥菲丽亚小姐停下针线活，显得十分惊讶；圣克莱尔显然对此很是得意，他接着说下去：

“你好像很惊奇，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就把话都说出来吧。这个受上帝和人诅咒的该死的制度究竟是什么玩意呢？剥去它的漂亮装饰，刨根究底，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瞧，因为我的兄弟奎西sup/sup无知又软弱，而我聪明又强壮，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有能力做，因此，我可以把他的东西都偷走，占为己有，想给他什么就给他什么，想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所有那些对我来说太苦、太脏、太让人讨厌的活我都让奎西去干。因为我不喜欢干活，奎西就得干。因为太阳晒得我难受，奎西就得待在太阳底下。奎西得挣钱，我要花钱。奎西得躺在泥水坑里，免得我走路时打湿鞋。奎西在他的一生里都要按我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他有没有机会进天堂，要看我乐不乐意。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奴隶制。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我们法律中的奴隶制作出别的解释，还谈什么奴隶制的弊端！完全是一派胡言！奴隶制本身就是一切弊端的根源！这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像所多玛和蛾摩拉sup/sup这两个城那样毁灭，唯一的原因就是奴隶制在这个国家实行的情况要比奴隶制度本身好得多。由于同情，由于羞耻心，由于我们都是父母所生，不是野蛮禽兽，我们许多人没有、不敢或者不屑行使法律赋于我们的全部权力。连那些最极端、最残忍之人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超出法律给予他们的权力范围。”

圣克莱尔一下子站了起来，急促地在室内来回走着，这是他情绪激动时的习惯动作。他那张如古希腊雕塑般英俊而典雅的脸似乎燃烧着炽热的情感，他的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闪闪发亮，他情不自禁地、热切地做着手势。奥菲丽亚小姐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激动过，所以她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告诉你，”说着他突然在堂姐面前停住了脚，“谈论这个问题或者为它动感情是没有用处的，可是我告诉你，有时我在想，如果整个国家沉陷消失，使人看不见这一切不义和苦难，我情愿与它一起沉陷消失。我乘船在各地旅行或四处收账时，我思考着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每一个残暴、可憎、卑鄙、粗俗的家伙，只要能骗到、偷到或赌博赢到钱，买到多少男人、女人和儿童，法律就允许他们成为统治这些人的暴君。当我看见这些家伙掌握着孤苦无助的儿童、年轻的姑娘和女人的命运时，我禁不住要诅咒自己的国家，诅咒整个人类！”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菲丽亚小姐说，“我想你确实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即使在北方，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在北方！”圣克莱尔说着突然改变了表情，又换成了平时漫不经心的口吻，“呸！你们北方人都是冷血动物，你们对一切事情都很冷静！我们火气上来时，会大骂一通，可是你们却做不到。”

“嗯，不过问题是……”奥菲丽亚小姐说。

“啊，没错，问题是——这是个很烦人的问题！你怎么会处于这罪孽和痛苦的境地的？好吧，我来用你过去做礼拜时教我的金玉良言来回答吧。我是通过通常的接受遗产的方式而处于目前这种境地的。我的仆人是我父亲的，也有我母亲的，现在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是我的，这是一笔可观的财产。我的父亲，你知道，最先是从新英格兰来的，他跟你的父亲一样，也是个正宗的天主教徒，为人正直，精力充沛，品格高尚，意志坚强。你父亲在新英格兰定居，治理着山石，向大自然索取生存的必需；而我父亲在路易斯安那州安家，治理着男女黑奴，从他们身上索取生活所需。我的母亲，”圣克莱尔说着站起身来，走到房间尽头的一幅画像前，抬起头看着它，脸上露出崇敬的神情，“她是个天神！别这么看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她也许是凡人所生，但是据我观察，在她身上没有丝毫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所有那些记得她的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不管是仆人、熟人还是亲戚——都众口一词这样说。嘿，堂姐，多年来我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信上帝的人，完全归功于我母亲。她是《新约》的直接体现和化身——一个活生生的事实，除了用《圣经》的真理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释。啊，母亲，母亲！”圣克莱尔双手十指交错，紧握在一起，充满激情地说。突然，他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走回来在一张软垫凳上坐下来，继续说道：

“我和哥哥是孪生兄弟，你知道，人们常说孪生兄弟应该很相像，可是我俩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反。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乌黑的头发、刚毅典雅的罗马式面庞和深棕色的肤色；而我却有一双蓝眼睛、金色头发、希腊式的相貌和白皙的肤色；他活泼好动、观察力敏锐，而我却好幻想、不喜欢活动；他对朋友和地位相当的人慷慨大方，可是对地位不如他的人却傲慢、专横、盛气凌人，对任何违拗他的人绝不留情；我们两人都很诚实，他是出于骄傲和勇气，我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理想主义；我俩彼此感情很好，和一般男孩的关系差不多，也好一阵坏一阵的。他是父亲的宠儿，我是母亲的宠儿。

“我对一切事情都过分敏感，对此我哥哥和父亲却不能理解，无法同情。可是母亲却理解我，同情我。所以，每当我同阿尔弗雷德争吵，而父亲又对我很严厉的时候，我便跑到母亲的房间里，坐在她身旁。我记得她的样子：脸色苍白，深陷的眼睛里目光柔和而严肃，穿一件白色衣裙——她总是身穿白衣。那时我只要读到《启示录》里那些身穿雪白洁净的细麻布衣服的圣徒时，就会想到她。她在有些方面极有天赋，尤其擅长音乐。她总爱坐在风琴前弹奏天主教动听的古老庄严的音乐，用不像凡人而像天使般的歌喉唱着歌曲。我总是把头伏在她的膝上，哭着，幻想着，强烈地体验着一切，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那时候，奴隶制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审视，谁也没有想到它有什么害处。

“我父亲是个天生的贵族。我觉得，他出生前就必定属于上等阶层，他把那套古老的宫廷气派都带到人间来了。尽管他出身贫寒，门第根本说不上高贵，可他的贵族气质都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我哥哥完全是从他的模子里铸出来的。

“你知道，全世界的贵族都一样，对不属于自己阶级的人，他们是没有同情心的。这就存在一条界限。在英国这条界限是在某个地方，在缅甸是在另一个地方，在美国又是在另外的地方，但上述所有这些国家的贵族都绝不会越过这条界限的。在他自己的阶级内被认为是艰苦、悲惨和不平之事，在另一个阶级里却被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我的父亲认为这界限就是肤色。在与同他地位相当的人相处时，他比任何人都公正慷慨；但是他却把黑人——尽管肤色深浅不同——看做是介于人类与兽类之间的一个种类。根据这种假设，他把公正和慷慨的概念分成不同的等级。我想，如果有人直言不讳地问他，黑人是否也有人的不朽灵魂，他可能会支支吾吾地说有。但是我父亲是个不会为精神问题费神的人，除了把上帝看做上层阶级确定无疑的领袖而怀有敬意外，他没有任何宗教情感。

“我父亲拥有大约五百个黑奴。他是个固执、苛刻、吹毛求疵的生意人，一切都要按制度运转、按绝对严格精确的要求执行。你考虑一下，如果这一切都要靠一帮懒惰、饶舌、无能的奴隶来执行，他们从小到大一辈子都没有学习做任何事的兴趣，只会‘躲懒’——就像你们佛蒙特人所说的那样——那么你就会明白，在他的种植园里，自然会有许多在我这样敏感的孩子看来十分可怕而令人痛苦的事情。

“此外，他有个监工，此人身材高大，腰细膀阔，双拳有力，是佛蒙特的逆子（请原谅）。他在严厉、残暴方面可以说已经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并准备在实践中一试身手。我母亲一直不能容忍他，我也是如此，但是我父亲却被他牵着鼻子走，因此他成了庄园上的暴君。

“那时我年纪尚小，但是我跟现在一样对各种与人有关的事情都有着很强的兴趣——一种对各种形式的人性进行研究的热情。人们经常可以在奴隶的小屋里和地里干活的黑奴中间看见我的身影，当然他们都很喜欢我。我听见了他们向我诉说的各种抱怨和苦情，我把这些告诉了母亲，于是我们两人悄悄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他们申冤。我们防止和制止了许多残酷的行为，为自己做了许多好事而感到庆幸。谁知情况往往就这样，我的热情过了头。斯塔布斯对我父亲抱怨说，他管不住这些奴隶了，只好辞职。父亲是个宽容体贴的丈夫，但是他认为在有些事情上决不能退缩让步，所以他十分坚决果断地表示，反对我们干涉在地里干活的黑奴的事情。他用非常恭敬然而却十分明确的语言对母亲说，她具有管理宅内仆人的绝对的权力，但对于在地里干活的黑奴，他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他对她的敬重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人，但是如果圣母马利亚妨碍了他的管理体制，他也会对她说同样的话的。

“有时我听见母亲就一些事情跟他说理，想极力激起他的同情心，而他却以十分礼貌和冷漠的态度听着母亲的恳求，这实在让人心灰意冷。‘这一切都归结到这一点，’他总是说，‘我是辞掉斯塔布斯，还是留用他？斯塔布斯是守时、诚实和效率的化身，他实在是个经营好手，像一般人那样具有人性。我们不能指望完美，如果我要用他，我必须从总体上支持他的管理，即便偶然会做得不适当。任何管理都有一些必要的严厉之处。一般的规则应用在具体的事例上会变得严厉。’这最后一句格言父亲似乎认为是解决大多数所谓残暴案例的法宝。说完这句话，他通常把双脚往沙发上一放，像个处理了一件事情的人，开始小睡片刻，或读他的报纸，视情况而定。

“事实上，我父亲完全具有政治家的才能。他可以像分剥橘子一样轻而易举地瓜分波兰，也可以不动声色、有计划有步骤地踏平爱尔兰。最后，我母亲只好绝望地放弃了。像我母亲那样高尚而敏感的人，当他们被孤立无助地抛入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不义和残暴的深渊，而周围的人却没有他们这种感受时，他们的内心世界只有到最后审判日才会为人所知了。对于像她这种性格的人来说，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狱般的世界上，实在是长期的痛苦。除了按照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培养孩子之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嘿，关于教育孩子你说了许多，可是说到底，他们天生什么性格，长大后基本还是什么性格，如此而已。从婴孩时候起，阿尔弗雷德就是个贵族，长大以后，他的所有同情和所讲的道理都本能地向着上层阶级，母亲的教导都成了耳边风。可是对于我，母亲的教诲却深入心中。表面上她从不和父亲唱反调，或者显示出与父亲意见不合，但是她用她那深沉、诚挚的性格的全部力量，把这样一种思想印在我心上，融入我的灵魂：即使最卑贱之人的灵魂也有其尊严和价值。每当她在夜晚指着天上的星星对我说：‘你看，奥古斯丁，所有这些星星都永远消逝之后，地球上最贫困、最卑微的人的灵魂还会活着，将会和上帝一起永生！’每当这时，我就会怀着庄严和敬畏之情看着她的脸。

“她有一些精美的旧油画，其中有一幅是关于耶稣给瞎子治病的。这些画非常漂亮，曾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你看，奥古斯丁，’她会说，‘这瞎子是个乞丐，又穷又让人讨厌，但耶稣不是离得远远的给他治病！他把瞎子叫到跟前，还用手摸他！记住这一点，孩子。’如果我一直在她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她会激起我多大的宗教热忱啊。我也许会成为圣徒、宗教改革家、殉道者——但是，唉！唉！我十三岁就离开了她，从此就再也没见到她了！”

圣克莱尔用双手托着头，有好几分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继续说道：

“人性的美德这一整套东西是多么可怜、微不足道、一文不值！在通常情况下，这仅仅是经度、纬度和地理位置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纯属偶然！就拿你父亲来说吧，他在佛蒙特的一个城镇定居，在那儿所有的人都自由平等。他入了教，成了教堂执事，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废奴协会，于是把我们都看成和野蛮人差不多了。可是，在性格和习惯上，他活脱脱就是我父亲的翻版，我可以看见，那相同的强硬、霸道、盛气凌人的气质在他身上以很多形式表现出来。你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让你们村里的人相信辛克莱老爷是个没有等级观念的人。事实上，虽然他降生在民主时代，相信一套民主理论，可骨子里他还是个贵族，跟统治着五六百个奴隶的我的父亲完全一样。”

奥菲丽亚小姐很想对这番描绘进行指摘，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准备开口说话，可是圣克莱尔制止了她。

“得了，我知道你打算说的每一句话。我不是说事实上他俩完全一样，他们一个落在一个与其性格相冲突的环境里，另一个落在与其性格相符合的环境里，所以一个变成了任性、强硬、傲慢的老民主派，另一个变成了任性、强硬、傲慢的老专制派。假如他们两个人都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种植园，他俩就会像一个模子里铸出的两颗子弹那样，一模一样。”

“你真是个不孝之子！”奥菲丽亚小姐说。

“我并不是对他们不敬，”圣克莱尔说，“你知道，对人恭敬如仪不是我的长处。还是言归正传吧。

“父亲去世后，把全部家产留给了我们兄弟俩，由我们自己分。在与和他地位相当的人打交道时，天底下没有比阿尔弗雷德更高尚、更慷慨的人了，我们十分融洽地处理了遗产问题，没有一句伤和气的话，没有一点不睦的感情。我们同意共同经营种植园。阿尔弗雷德的精力和能力比我强一倍，他成了一个热心的种植园主，而且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