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清了阿妮娅的脸色有多苍白。她开裂的嘴唇是灰色的，脖子上长出大个大个的脓包，她的头发也脱落了许多。
这些我之前怎么就没注意到？
“可是……”我四下里看了看，“你说过他们不会让我儿子上火车的。”
“要撤离的人太多。他们不会送一个要死的人走。你的批文还可以给你自己和你女儿用，不是吗？”
我为什么直到那时才听懂了她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要我怎么解释才好？就算被一把刀插进心脏也没有这么疼。
“你是说我应该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等死？”
“我想说的是他会死。”护士又看了阿妮娅一眼，“但你还可以救她。”她拉了拉我的胳膊，“我很遗憾。”
我僵立在那目送着她走开。我也不知道我站了多久。后来我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我低头看看我爱进命里的女儿，又看看我即将死去的儿子。
“妈妈？”阿妮娅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拉起阿妮娅的手，带她走出了医院。
在火车上，我跪在她的面前。她瘦小的身子裹在一件鲜红色的外套里，脚上穿着一双大得过头的毛毡靴。
“妈妈？”
“我不能把里奥丢在这。”我哽咽着对她说。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死去，可要我如何对我五岁的女儿说出这种话呢？她能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一个全天下的母亲都不应该做的选择？将来有一天她会因为这个选择恨我吗？
她皱成一团的小脸是那么熟悉，看得我的心都要碎了。有一瞬间我好像又看到了她婴儿时的样子。“可是……”
“你是我最坚强的孩子。你一个人也会没事的。”
她使劲摇头，哭了出来，“不，妈妈。我要跟着你。”
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张纸片上残留的香肠味让我的胃里一阵痉挛。我把她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别进她的翻领里。“爸……爸爸会在沃洛格达等你。你找到他，然后告诉他我们会在星期三那天到。到时你俩可以来接我和里奥。”
我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假的，一股浓浓的谎言味道。可她信任我。
我不让她来抱我。我看见她不停地向我伸出手，而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往我们周围的人群里推。
阿妮娅撞到了一个站在近旁的妇女身上，她踉跄地退到一旁，接着轻声咒骂起来。
“妈妈……”
我再次把女儿推到这个陌生人跟前。她用空洞的眼神注视着我。
“带我女儿走。”我说，“她有文件。她父亲在沃洛格达等她。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马切科。”
“不，妈妈。”阿妮娅大哭着来抓我。
我打算狠狠将她推开，好叫她再也扑不过来，可我做不到。最终我还是把她揪进我怀里，紧紧地拥抱了她。
火车的汽笛声拉响了。一个人大吼着问：“她走不走？”
我掰开阿妮娅缠在我脖子上的胳膊。“你要坚强一点，阿妮娅。我爱你，莫亚杜沙。”
我怎么可以一边把她唤作我的灵魂，一边又狠心将她推开呢？可是我就是这么做了。就是这么做了。
我在最后一刻将那只珐琅蝴蝶交到她手里，“给你蝴蝶。替我保管好它。我会回来找它，也会来找你。”
“不，妈妈……”
“我保证。”我将她抱起来，塞到一个陌生人的怀里。
她还在哭，凄厉地叫着我的名字，用尽全力想挣脱出来。这时火车的门关上了。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看着火车越行越远，越变越小，直至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德国人又开始扔炸弹了。爆炸声，人们的喊叫声，还有碎片砸在铁皮屋顶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进我的耳朵。
但我一点也不关心。
我转身往医院的方向走去。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掉了出来，但我没有费心低下头去找，不想看我到底丢了什么。我走在纷纷扬扬下落的尘土和大雪中，去找我的儿子。
我的胸口隐隐作痛，呼吸也不顺畅，这是失去的感觉。但我告诉自己，我做了正确的事。
我要用我强大的意志力让里奥活下去，而夏沙会在沃洛格达找到阿妮娅，我们一家四口会在星期三团聚。
这是多么美好的梦想啊。我要让它活着，留住它的呼吸。就像双手围拢护住蜡烛微弱的火苗那样。
回到医院时，天又黑了下来。这个地方的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还有寒冷，我能听见风在外面徘徊的声音，不怀好意地尝试建筑物上的每一处缝隙和裂口，随时准备钻进来。
窄小下陷的儿童病床上，里奥在睡梦中发出吮吸的声音，咀嚼着并不存在的食物。他现在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咳嗽，口里一阵阵喷出的血沫在毛毯上留下了一片网格状的纹路。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爬上小床抱住他。他像婴儿时那样往我的怀里拱，轻声呢喃着我的名字。他糟糕的呼吸声让人不忍心去听。
我轻抚着他滚烫濡湿的额头。虽然我的手很冰，但我还是愿意摸着他，让他知道我在这里，在他身边，陪着他。我给他唱他最喜欢的歌曲，给他讲他最喜欢听的故事。他不时会醒过来一阵，虚弱地冲我微笑，要糖吃。
“没有糖果。”我告诉他，又吻了吻他塌陷的青色脸颊。我再一次划破手指给他含着，直到疼得受不了我才把手指抽出来。
我在给他唱已经记不起歌词的歌，唱着唱着，我就发现他没有呼吸了。
我亲吻他的冰冷的脸颊和嘴唇，我想我听到他跟我说话了，他说：“我爱你，妈妈。”这当然只是我的幻想罢了。我怎么能忘得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每天都在一点点地死去，而我束手无策。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离开列宁格勒。
我以为我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但我承受下来了。那一整天和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我都和他躺在一起，抱着他逐渐冷透的身体。要是在平常时期，医院大概是不会允许我这么做的，但那种时候毫无平常可言。最终，我放开了他小小的尸体，爬了起来。
尽管我很想就这样永远躺在他的身边，守着他直到我自己慢慢饿死。但我不能这么做，我向夏沙保证过。
活下去，他对我说，我也答应了。
带着一颗变成了石头的心，和空荡荡的怀抱，我离开了我的儿子，让永远不会再醒来的他一个人躺在门边的小病床上。而当我再次迈开脚步时，我知道，现在我儿子留给我的念想就只剩下一个日历上的日期，和装在我行李包里的一只玩具兔子。
我不会告诉你们，为了在那辆开往东边的列车上得到一个座位我都干了些什么。反正也不重要，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只剩下一具没有血肉的身体，和满头的白发；这具空洞的躯壳得不到丝毫平静，也不能休息，不管我有多渴望能躺下来，闭上眼睛就此放弃。
阿妮娅。
夏沙。
我死死地抓住这两个名字，在梦里也不敢放开，尽管很多时候我连自己梦见的是谁都想不起来了。我坐在火车上，看见了沿途无数被摧毁的乡村，成堆的尸体，还有被炸弹炸得伤痕累累的大地。飞机和枪炮的声音从头到尾没有消停的时候。
火车缓缓地向东开着，中途在几个小镇短暂停靠。每次一停车就有无数饥民争抢着爬上车，混入到我们这群眼神空洞、肮脏不堪的人中来。我身边有人在小声谈论前方的战况有多激烈，但我压根听不进去。也不关心。我的心和身体被掏得太空，已经操心不了那么多事了。
最终我们奇迹般地到达了沃洛格达。我也是在车厢门打开的一瞬间才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有指望能活着来到这里。
我还记得要微笑。
微笑，我对自己说。
我甚至特意将我的头发往头巾里塞了塞，这样夏沙就不会注意到我变得有多苍老了。我身边只有那只小小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产——我们的财产。我把它紧紧抓在手里，卖力地挤到人群的前面。
一走进车外寒冷的空气中，人群就迅速地朝四面八方散开，大概是去找吃的或者寻找亲友了吧。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任凭其他人推挤着从我身边走过。远远地，我听到飞机的嗡鸣声，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和我同行的乘客都跑起来，到处找可以掩蔽的地方。我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往战壕里跳。
我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逃命，因为我看到夏沙了，他就在我前面，和我隔着不过一百码的距离。我也看到他正牵着阿妮娅的手。她身上那件鲜红色的外套活像一只从雪地里飞出的羽翼丰满、健康的小红鸟。
还没迈出第一步我就哭了。我的两只生疮的脚浮肿得厉害，但此刻已经被我完全忽略。我只想着，那是我的家人，然后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对夏沙怀抱的强烈渴望叫我忘了思考。
愚蠢。
真正听到炸弹落下的声音时已经太晚了。我是不是把那个尖厉的啸声当成了我的心跳，或者是我的呼吸声？
一瞬间所有东西都爆炸了：身后的火车，我旁边的树，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
几秒钟前我还看着夏沙和阿妮娅就在我眼前，可接下来他们就横飞到空中，身后燃着一团火。
我是在一顶医疗帐篷里醒来的。也不知我在那躺了多久，一直到所有的记忆重新在我的脑海浮现后我才慢慢地爬起身来。
我的四周有无数具被烧焦的破碎尸体。还有人的哭泣声和呻吟声。
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我的眼睛看不见颜色了。听力模模糊糊的，就好像我的耳朵里塞了一团棉花。我的半边脸上被刮破了好几处，还在流着血，但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那团橘红色的火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后的颜色。
“你不该起来的。”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道。他的神色憔悴，但又有一种见了太多战争悲剧的麻木。他的制服有好几处被磨破了。
“我的丈夫……”我必须要大吼着说话才能盖过这里的吵闹声和我耳朵里的耳鸣，“我的女儿。一个穿红外套的小女孩和一个男人。他们就站在……火车被炸了……我必须找到他们。”
“很遗憾……”我的心在狂跳，所以他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只隐约记得几个单词：无一幸存……只有你……这里……
我推开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张张病床前，可我看到的全是陌生人。
帐篷外面天寒地冻，雪下得又大又急。我认不出这个地方是哪儿，茫茫无尽的雪地仿佛延伸到了天尽头。所有被炸弹破坏的痕迹此刻都被白雪盖住了，不过我还是能看到一个凸起的雪包，那下面埋着的一定是尸体。
接着我看到了那个小小的东西，它皱成一团被扔在附近的一顶帐篷旁，看过去就仿佛是雪地上的一点深色污渍。
我很想说我是跑过去的，但事实上我只能走。一阵寒意像火烧一样从我的脚底传上来，我这才发现我竟然打着赤脚。
这是她的外套，阿妮娅的红色外套。或者说这是那件外套仅存的一部分。我是再也看不到那鲜亮的红色了，但我看到了她的名字，那是我亲手写在一张碎纸片上，然后又别进翻领里的。纸片已经湿了，上面字迹也变得模模糊糊，但它就在那儿。外套的一半不见了——我不敢细想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一面被撕得破破烂烂。
我也看到了浅色内衬上的黑色血迹。
我把外套捂在鼻子上，用力地吸气。我还能从布料上闻到她的气味。
在口袋里我找到了阿妮娅和里奥的合照，是我将照片缝进外套的内衬里的。看见了吧？我想起在我们把照片藏起来的那天我对她说过的话，那是列宁格勒第一次疏散儿童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过了数十年那么久：你要时刻陪在你弟弟身边。
从现在起你弟弟就永远陪在你身边了。
我把那张写着她名字的纸片紧紧攥在手心里。我究竟在冰天雪地里坐了多久，又花了多长时间来一遍遍地抚摸我宝贝女儿的外套，回忆她的微笑呢？
永无止境。
没人肯给我一枪。我求遍了所有人，可他们对我说的话都一样，冷静下来，明天你就会好受些了。
我应该去求一个女人的，一个像我这样的母亲。冒冒失失地把孩子带出来，结果害得一个病死，而另一个也因为我狠心丢下她而永远地离开了我。
或许这世上不会再有另一个这样的母亲了，我是唯一一个……
反正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我一点也不想好受，再痛苦悲伤也是我应得的。于是我回到我的病床，穿上靴子和外套离开了那里。
我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走在雪茫茫的乡郊野外。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像我一样的活死人，没有一个人上前来阻止我。只要哪里有枪炮和炸弹的声音我就往哪里走。如果我的脚能疼得轻一些，我一定会用跑的。
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我找到了我想要的。
战争的最前线。
我从我的俄国同胞身边走过。他们拼命想叫住我，追上来拉住我。
但我挣开了，必要的时候还用蛮力，拳打脚踢，然后继续往前走。
最后我靠近了一伙德国人，迎着他们的枪口站住。
“开枪打死我。”我对他们说，然后闭上了眼睛。我知道在他们眼里的我是什么模样：一个疯癫、半死不活的老女人，手里拿着破烂的旅行包和一只脏兮兮的灰色玩具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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