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老师说，才让已经会唱歌了，他嗓子真好，乐感很强，不论什么歌一听就会。回家的路上我让才让给我唱，他旁若无人地唱起来：“爸爸爱我像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我也唱起来。才让觉得我跑了调，一遍遍教我。我们两个在大街上唱着，才让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城市的上空，风在头顶徐徐吹过，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飞远了。唱歌时，我不停地用明晃晃硬邦邦的衣袖揩着我那永远揩不净的鼻涕，吐着永远吐不完的痰唾，才让却一点鼻涕都没有，一口痰唾也不吐，还拿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绢揩我的鼻涕。我口袋里也有手绢，但它已经被鼻涕粘成了团，像衣袖一样硬邦邦的了。他说：“不能随地吐痰。”人居然不可以随地吐痰，而且是才让告诉我的，还带着保育院老师的口气。我突然发现，在所有的所有的方面，才让都跟我不一样了：他是好看的平头，我是难看的盖盖头；他的指甲短短的白白的，我的指甲长长的，缝隙里头黑乎乎的；他浑身上下干干净净，我里里外外脏不拉几。保育院不光给了他维持生命的饭食，更给了他一个城里娃应该具备的一切。相比之下，我倒像个草原牧区来的。我说：“我也要上保育院。”姥爷说：“你又不是没人管。”可在我的感觉里，才让是人人都在管，我是人人都不管的。我似乎又有了最初见到才让时那种由自卑而来的嫉妒，却已经来不及沉浸其中并让它发酵了。才让说：“保育院要搬家，搬到沁多草原去，老师说那里吃饭不愁。”他没忘记自己是来自牧区的孩子，说这话时很兴奋。姥爷姥姥不吭声，他们一时不知道说好说坏——吃饭不愁是好，亲人分离是坏。亲人，才让在姥爷姥姥心里早已是亲人了。
才让的话很快得到了证实，当下个星期六姥爷去接他时，等在学校门口的老师说：“保育院只有少部分孩子是每个星期接送的，对接送的人我们还是要说一声，孩子去不去牧区是自愿的，如果决定不去，就不用再把孩子送来了。”尽管不舍是全家的默契——我们不舍，才让也不舍——但吃肚子是最最重要的，何况沁多是才让的家乡，有阿爸阿妈哥哥妹妹，才让当然是要去的。这个星期天，母亲和姥姥为才让返乡做着准备，换洗了他的全部衣服，拿出了已经清洗好的他最初穿来的皮袍和那把小藏刀，还给他买了一双棉鞋、两双棉袜子、一顶有护耳的棉帽子，牧区风大寒冷，别把娃娃冻着了。而我却在离别的伤感中看着他们忙来忙去，感觉阵阵孤冷就像袭来的风。才让知道我心里不好受，就尽量和我多玩多说话，还说：“我去了给阿爸说，洋洋也想来草原，你去把他接来吧。”我说：“你说的是你的阿爸还是我的阿爸？”才让想了想说：“我们的阿爸。”我说：“你有两个阿爸，我只有一个。”才让说：“我叫阿爸的人你也叫阿爸，这样你就是两个了。”
这天下午，才让说他不想去保育院，想和我睡，想和姥爷姥姥在一起。姥爷便去保育院，问老师能不能把才让的晚饭打回家去。姥爷端着才让的一碗拌汤回来时，恰好在巷口碰到邮递员。邮递员交给他一封信。他一进家门就说：“才让快过来看，谁来信了？”才让接过信看看，迅速交给了母亲。母亲说：“强巴来信了。”我和才让对视了一下：我们的阿爸来信了。母亲看了信，沉吟着说起信的内容：父亲希望我随同保育院一起去沁多，沁多有学校，不缺吃喝，才让和我都可以提前上学。还说学校最小的学生俄霞只有五岁。我高兴得叫起来，才让也叫起来。我扑向才让，跟他抱在一起又摔又打。姥姥捶了我一下：“没良心的，说到走你就高兴。”我还在叫，才让却安静下来，歉疚而伤感地望着姥爷姥姥。母亲说：“到底去不去？”姥爷说：“有吃的为什么不去？”姥姥说：“说走都走了，想了怎么办？”母亲说：“娃娃们也会想你。”姥姥叹口气：“吃饭吧。”我们把有面的拌汤倒进无面的蔓菁汤里，搅匀后一人响亮地喝了一碗。
第二天一早，姥爷就送才让去了保育院。保育院有早饭，不能耽误了。这是才让去保育院的最后一个星期，却没有坚持到底，他病了。病来得有点莫名其妙，上午还活蹦乱跳的，到了中午就躺倒起不来了。保育院的大夫量了下体温，发烧39c，赶紧送到医院，同时也通知了在医院上班的母亲。挺着大肚子的母亲赶到急诊室时，才让已经昏迷，大夫和护士正在挂吊瓶。大夫说病因还没查清楚，先退着烧吧。才让的高烧持续了四天，母亲和姥爷轮换着守了四天，他们最担心的是把才让烧迷糊，又烧成哑巴聋子。第五天，才让醒了，母亲叫他，听他实实在在答应了一声，这才放下心来。才让的病最初诊断为猩红热，正要隔离，又说不是，是脑膜炎，几天后又把脑膜炎排除了，按照肺炎治疗，却还是不见好，高烧虽然退了，低烧却持续不断。母亲说：“我们院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再让他看看。”姥爷说：“还是我带他去藏医院吧？”自从藏医院的老藏医扎针给药，才让不再聋哑之后，姥爷对藏医院格外敬信。母亲说：“再等等。”她是外科大夫，对才让这种病因不明无法手术的病一筹莫展，只能继续观察。才让却说：“阿妈，我要去保育院。”他知道保育院搬迁的日子就要到了。母亲说：“不行，又发起高烧怎么办？能昏迷的病可不是小病。”才让眼睛湿漉漉的，扑闪扑闪望着母亲。母亲说：“听话，才让，等病好了，我让你阿爸接你回去。”才让说：“姥爷，你把我的藏刀给我拿来。”
那些日子，我天天去医院，陪伴着才让，最后一次去医院时，才让把小藏刀送给了我，说这是吃肉的筷子。从此我有了一把藏刀，刀鞘是镶嵌了彩色宝石的，刀柄是白银的，还缀着一条牛皮绳的辫子。我想我也应该送给才让一样东西，便从口袋里摸出我珍藏了很久的被手指磨得明光闪亮的一分钱，郑重其事地塞到了他手里。我恋恋不舍地待到傍晚，姥爷说：“走吧，姥姥还在家等你呢，回去得早点睡，明天一大早就要上路。”正说着，穿着白大褂的母亲来了。她晚上值夜班，明天来不及送我，要我把一封写给父亲的信带上。离开病房时，我想我会哭，但是没有，才让也没有。他后来说，他从来就没想过会和我长长久久地分开。
日尕跑回来报信的那天，父亲正在上课。他听到马蹄在积雪中沙沙沙地响，听到连续几声嘶鸣就像撕裂云雾的雷声，急切而惊恐。他丢下手里的课本跑了出去，差一点撞到日尕身上。日尕跑到门口才停下来，鼓起鼻孔，呼呼地把白气喷吐到父亲脸上。父亲说：“怎么了你，这么邋遢？”它的马肚带松弛了，鞍鞯歪斜在一侧，眼看就要掉下来，结实的牛毛缰绳拖在地上，已经断了，嚼子被舌头强行顶起来，两边磨烂的嘴角上涂满了血迹。学生们也跑出来看。父亲说：“不好，出事啦。”扶起鞍鞯，系紧马肚带，骑上去才意识到，自己穿得太少啦。“洛洛，去把我的皮大衣拿来。”洛洛拿来后他又说，“你和央金管好大家，下雪天狼多，放牧和背水多去几个人，不要忘了带上梅朵红。”然后打马而去。父亲先去了角巴家。雪似乎要停了，桑杰正准备出牧，一听父亲的通报，便说：“啊嘘，这怎么得了？唵嘛呢叭咪吽。”冲进帐房，抱出鞍鞯，跑向了不远处的马，又喊着：“尼玛，尼玛。”尼玛答应着，从另一顶帐房钻了出来。桑杰说：“带些食物的要哩。”尼玛又回去，拎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羊皮口袋。三个男人骑马跑向了茫茫雪野。
雪小了，渐渐不下了，风收敛了许多。日尕的原路返回准确到能看见它来时踩出的深深的蹄坑。但很快蹄坑就不见了，一直向上的路也是一直向风的路，风力的突然增大让雪又开始在空中弥漫，不是从云朵上飞来，而是从更高的地方甚至雪山的峰巅飞来；不是雪花的飘舞，而是雪粉的扬撒。父亲松松地将半截缰绳缠在手腕上，任由日尕选择行走的路线。日尕走走停停，先是走多停少，后是停多走少。它在极力排除风雪的干扰，靠着非同寻常的嗅觉，辨识着角巴的味道，那种丝丝飘来、若断似连的汗水加酥油的味道。桑杰和尼玛跟在后面，有些疑惑：日尕不会胡走乱闯吧？可他们也知道，这种时候只能靠日尕，它是唯一的向导，不信也得信。他们日行夜宿，在雪窝子里做梦，就着冷雪吞咽风干肉，三天后来到一座悬崖边上。日尕不走了，前蹄不停地在雪地上捯动着，像是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他们呆望着悬崖下面的深谷，站了一会儿，又寻路而下，走了整整一天，才绕过悬崖，走进幽深的谷底。风把山上丰盈的覆雪刮向了谷底，积雪厚得让他们绝望：就算角巴摔不死，也会埋进蓬松的雪壤窒息而死。他们艰难地走来走去，不时地用手刨挖那些隆起的雪包。桑杰和尼玛一声比一声恳切地念着祈福真言。父亲则在大声喊叫：“角巴啦，角巴啦。”他觉得角巴是沁多草原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无论遇到什么，都应该挺身而立。突然喊声换来了一阵扑棱棱的声音，两只秃鹫惊飞而起。他们愣了一下，互相拉扯着，朝秃鹫刚才停留的地方走去。
角巴出现了，身后拖着一道长长的爬行痕迹，不知他从什么地方爬来，爬到这里就停下了。这里是一个圆形的洼地，洼地里没有雪，有的是蒸腾的白雾和一地五颜六色的石头，还有星罗棋布的泉水。泉水是热的，石头也是热的，像个大暖炕。“角巴啦，角巴啦。”“阿爸啦，阿爸啦。”他们喊着，摇晃着。父亲把脸贴上去，听了听他的心跳，感觉了一下他的呼吸，抬头望着盘旋的秃鹫，不相信地说：“我没有搞错吧，是他的心跳还是我的心跳？”日尕跑回学校就算没走弯路也得两天，他们到达这里用了四天，至少六天过去了，角巴居然还活着。他腿上糊满了血，正在昏迷，是饿的，还是失血过多？桑杰从胸兜里摸出自己的木碗，舀了温泉水，又把几块风干肉用石头碾碎，放到碗里，给角巴灌了下去。父亲脱掉皮大衣，脱下衬衣，包扎起角巴受伤的右腿说：“赶紧走，越快越好。”起身去牵日尕。桑杰说：“还是我来。”他骑上自己的马，再让父亲和尼玛把角巴扶上来，然后抱着他催马走去。父亲骑上日尕，让它跟上，它却原地转圈，死活不走。父亲明白它犯了什么病，拍拍它说：“知道你力气大，有本事，但考虑到这些日子你跑来跑去没消停，乏啦，嘴上还有伤，就不让你驮啦，你不必什么时候都争强好胜。”日尕知道父亲在宽解它，但还是不走。父亲无奈地说：“好啦好啦，就让你驮吧。”又把桑杰喊了回来。返回的路上，一直是日尕驮着角巴和父亲，它嘴唇一掀一掀地喷着气，步幅时大时小，有些趔趄，还出着汗，真的已经很累了，但眼睛却始终放射柔和的光亮，脖子挺挺的，鼻孔绷得奇大，以适应它超强的肺活量，说明它内心是欣悦而自在的。一匹好马就是这样，期待着主人无时不在的重视和依靠，并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半路上，父亲让桑杰回家报信，他和尼玛改变方向，朝阿尼琼贡走去。
抬着角巴一进南厢房，父亲就说：“曼巴，曼巴。”王石吃了一惊，顾不上多问，转身就走。眼镜曼巴匆匆赶来，跪在炕上号了脉，看了舌，然后清洗伤口，敷药喂药，完了说：“骨头没断是雪山大地保佑的结果，受伤太重是疫病鬼降临的结果，肉烂了这么多，我从来没见过。有一个地方只有雪山大地的保佑没有疫病鬼的毁害，对他的伤会更好些。”父亲急问：“哪里有这样的地方？”眼镜曼巴说：“就是那个能让堵死的耳朵洞开、僵硬的舌头变软的地方。”“你是说西宁？你也知道才让的聋哑治好啦？”眼镜曼巴哼哼一声说：“听听鸟儿叫，我就知道啦。”“那你知道角巴什么时候醒来？”“快了，快了，快了。”又晃晃角巴的头说，“醒、醒、醒。”看角巴没动静，又说，“他是坏人还是好人？”父亲说：“角巴啦你不知道吗？天大地大的好人。”“好人？不一定吧？肯定他还是做过坏事，不然曼巴让他醒他怎么不醒呢？”然后一边使劲掐他左手上的大鱼际，一边重复着刚才的话，重复了七八遍后，角巴噗嗤一声吹了一口气，慢腾腾睁开了眼睛。眼镜曼巴笑了：“晴天遇到喜阳草，铜壶里煮的是甜茶，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角巴看着上面，半晌才把眼睛移向尼玛，又移向父亲，虚弱地说：“你来了吗？我走啊走啊，走到一个又深又黑的山洞里去啦，听到你的声音就又回来啦。”父亲问：“我的什么声音？”“扎西德勒。”“我可没说扎西德勒，我说的是祈福真言。”“一个样一个样，哎哟，疼死我啦。”说着扭曲脸上的肌肉，咬紧了牙关。父亲把眼镜曼巴拉到一边说：“求求你，给他吃些止疼的药。”“吃过啦，顶事不顶事就看雪山大地保佑不保佑啦。连魔鬼的伤痛都能消除的止疼药是吗啡，我们这里没有，西宁才有。”官却嘉阿尼闻讯赶来，瞪起眼睛说：“角巴啦，你见了我为什么不说感谢的话？”角巴说：“我感谢你什么？”“本来你已经在秃鹫的肚子里啦，我念了‘大难不死经’你才活到今天。”“你什么时候念的？”“反正念啦。”“那就谢谢啦。”眼镜曼巴插进来说：“雪山大地啊，这个人胡说八道，哪里有什么‘大难不死经’？”官却嘉阿尼反驳道：“唵嘛呢叭咪吽难道不是‘大难不死经’？”“你除了唵嘛呢叭咪吽，还知道什么？不识字的阿卡居然在识字的阿卡面前卖弄经文，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啦。”“可我是有法力的。”“屁谎，真要是有法力，就别让角巴再疼啦。”“这个容易。”官却嘉阿尼一手朝前平伸，一手朝后举起，做出攻击人的模样，胡乱“嗨嗨呼呼”了一番：“怎么样，还疼不疼啦？”角巴说：“不疼啦，真的不疼啦。”又把脸扭向父亲说，“强巴啦，你得给我想办法的要哩。”父亲正在跟王石商量去西宁的事，走到炕前说：“角巴啦，你忍着点，这里有曼巴给你上药，有儿子尼玛给你喂茶喂饭，我要去一趟州上啦，请求才让州长把吉普车派给我们，等车来了你就去西宁，到西宁你就不疼啦。”角巴又问：“保育院呢，来了吧？”父亲说：“还没来，快了，就这几天。”角巴遗憾地说：“牧马场没去成，娃娃们吃不上糌粑啦。”
父亲骑着日尕迅速出发，第二天回来时奔跑的日尕身后跟着一辆大卡车。原来才让州长不派车，说是不能为了角巴这样的人耽误州上的工作。父亲只好在路上花钱拦了一辆运送羊毛的卡车。尼玛陪着去了，他到过西宁，知道父亲的家。就在角巴和尼玛离开阿尼琼贡的第二天上午，运送保育院的孩子们的两辆卡车，开进了沁多草原。也就是说，保育院的车在某个路段跟角巴的车相视而过，却不知道那个躺在车厢里痛苦呻吟的藏族人，就是为草原保育院提供了所有条件并为此摔伤的人。
3
运送孩子们的两辆卡车配备了四个司机，中途没有停留，司机轮换着连夜开，第二天傍晚到达了房子摞房子的阿尼琼贡。县委书记王石和几个穿着绛色长袍的阿卡在大殿堂前的平场上招待大家吃饭。我看到不远处的厨房里有一个黑漆明亮的大铁锅，大得超过了半间房子，煮肉的香气和白色的气雾从那里弥漫而来。保育院的孩子们集体自动转身，齐齐地望过去，大口大口吞咽着口水。阿卡们用一个大铜瓢把肉汤舀到木桶里，提到平场上，一一盛到大家的碗里，每盛满一个碗，都要说一声“扎西德勒”。我们顾不上冷烫，端起来就喝，漂了一层亮油的肉汤对一群饥饿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我简直无法形容。但肉汤还不是主要的，就在我们以为晚饭已经结束时，忽见几个阿卡鱼贯而来，每人手里端着一个牛皮的托盘，上面是摞起来的热腾腾的牛羊肉。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可以吃的牛肉羊肉，也从来没有敞开肚皮吃过这么肥的牛肉羊肉。我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把今天吃到的牛肉羊肉当作了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过去了很长时间我都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阿尼琼贡，最美的食物就是阿尼琼贡的牛肉羊肉。包括保育院的梁辉院长和几个老师，所有人都开始狼吞虎咽，转眼吃完了牛皮托盘上的牛肉羊肉，转眼又来了牛肉羊肉。饥荒了许多时日，突然用牛肉羊肉吃饱吃撑吃得饱嗝连天的经历，让大家对草原对藏族人充满了感激，冬天不冷啦，路途不远啦，力气又有啦，生活又美好啦。而我，更有一层得意在心头：我早就是藏族人的亲戚啦。我给同伴们说：我阿爸就在沁多县上班，我有个藏族哥哥叫才让，还有个藏族爷爷叫角巴，角巴的儿子叫尼玛，他是我的叔叔。还拿出才让送给我的小藏刀给他们看。孩子们望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奇和羡慕，就像刚才望着肥嘟嘟的牛肉羊肉。吃饱了又喝汤，是一种混合着草药味的苦甜汤。提着铜壶突然出现的眼镜曼巴说：“这些面黄肌瘦的孩子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的肉，浮不住的，不跑肚才怪哩，快喝，喝了就没事啦。”他逼迫我们喝。有几个实在饱得喝不下去，偷偷泼到了地上。晚上，我们住进了一个很大的房间，睡在一排排整齐的木榻和卡垫上。一觉醒来，又要上路时，那几个泼了苦甜汤的孩子都开始拉肚子。又是眼镜曼巴提着一壶苦甜汤走来：“喝，喝。”再也没有大意的，大家都喝起来。卡车又走了一天，经过县城时在县委食堂吃了午饭：一人一碗加了肉末的杂和面拌汤。继续赶路，天黑前到达了扎着两顶大帐房的保育院，父亲和桑杰等候在牛粪院墙的外面。孩子们纷纷下车。我跑向父亲，父亲高高地将我举起。那一刻我的骄傲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的，好像因为有了我的父亲才有了草原，有了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吃饱肚子的幸福美满。
保育院的梁辉院长和几个老师来到父亲跟前。父亲说：“本来应该是为保育院几乎付出了生命的角巴德吉站在这里欢迎大家，现在只好由我们代替啦。他的事以后慢慢说，现在最主要的是住下，草原保育院从今天开始，成立啦。条件是差一些，我们慢慢会改善，相信会越来越好，你说呢，桑杰？”桑杰说：“噢呀，噢呀，草原上的牛羊多多的有，碉堡仓里的冻肉已经满啦，想吃多少取多少。牛粪成墙，羊粪满仓，帐房里烧热些的要哩。啊啧啧，这么多的孩子。”他的眼光在孩子堆里搜寻来搜寻去。梁辉院长带着老师们站成一排，鞠着躬说：“大恩不言谢，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多谢了。”父亲说：“草原上住这样的大帐房是最好的，不知道你们习惯不习惯，要是实在住不惯，将来以后还可以换，你说呢，桑杰？”桑杰说：“噢呀，噢呀，我不是‘将来以后’我不知道。”院长说：“承蒙关照，把保育院搬到草原来，主要是吃肚子的，住什么无所谓。”接着便是入住。孩子们分成两半，排着队走进了两顶大帐房，进去后才感觉到，里面挺宽敞，除了孩子们和老师睡觉的区域，还有吃饭和玩的地方，而且暖融融的，牛粪火正旺，炉灶上坐着大铜壶，飘荡着酥油茶的香味。地上放着一口大铁锅，肉已经煮好，汤还在冒气。一九六〇年的人们，想不出除了草原保育院，天堂还会是什么样子。
保育院牛粪墙的外面，还有一顶小小的帐房，是今天才扎起来的，用的是搭建大帐房时剩下的几块牛毛褐子，还不够，桑杰又从自家的帐房上撤下了两块。小小帐房是角巴的妻子姜毛的住处。父亲临时想起来：保育院的院长老师都是汉族人，不知道牛粪火白天怎么烧，晚上怎么埋，也不一定会取肉煮肉，更重要的是挤奶和背水，哪个会呢？背水靠的是一根绳子和一个木桶，没有力量和技巧是背不来的。他给桑杰说，要他从公社派一个人来。桑杰觉得不好派别人，就派了自己的妻子卓玛。姜毛说：“卓玛怀上孩子啦，还是我去吧。”桑杰说：“你把家里最好的马骑上，再把当周也带上。”“骑最好的马干什么，我就骑我的灰骒马。”这会儿，父亲拉着我的手，正和桑杰一起朝小小帐房走去。桑杰对没见到才让非常不安。父亲给他念母亲让我带来的信，又安慰他：“才让的聋哑都会治好，还有什么病治不好的？很快就会好起来，你什么也不用想，多念几声祈福真言就可以啦。”桑杰“噢呀噢呀”地答应着，眼泪哗啦啦的，毕竟才让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父亲说：“你要是不放心，抽个不忙的时间，我带你去西宁，看看才让。”桑杰忽地扬起头，用手掌抹着眼泪说：“沁多草原最高的山我上不去，望不见西宁在哪里，只好去一趟啦。”父亲说：“等角巴伤好回来，我们就去。”
说着话，我们来到小小帐房前，看到姜毛正要去河边背水，桑杰赶紧过去说：“阿妈啦，招了女婿和娶了儿媳是一个样子的，还是我去背水吧。”姜毛说：“角巴和尼玛都不在家，你这个顶门立户的男人怎么能干女人的活？快快回家去，再不要来这里啦。”桑杰正要走，姜毛又说：“天就要黑啦，你把当周拴到大帐房门口去。”桑杰解下当周的粗铁链，牵起来走进了牛粪墙。父亲知道，这是为了让当周熟悉孩子们，并让它明白它来这里是守护保育院，过几天铁链子就可以拿掉，它会自由巡视，也会允许孩子们亲近它。但当周对我是例外的，刚一见面就冲我摇了摇尾巴。我惧怕地望着它。父亲说：“它知道你是我儿子，不信你摸摸它，它不会咬你的。”我跑过去摸了摸它的大耳朵，它友好地歪歪头，在我腿上蹭了一下。我在保育院吃了晚饭，就跟着父亲骑着日尕走向了沁多小学。一路上父亲问姥爷问姥姥问母亲，问得最多的是才让。我意识到父亲其实很担心才让的病，总觉得多灾多难的才让太可怜啦，万一有个闪失怎么给桑杰交代？
来到沁多小学，父亲说既然我是学生，吃住就应该在学生宿舍，而不是跟他在一起。所以第一天晚上我是跟洛洛一起睡的，盖的也不是被子，是父亲的皮大衣。我看到所有学生都是裹着皮袍睡觉的，便想起了才让的皮袍，心说我要是也有一件皮袍该多好。第二天我给父亲说起，父亲说皮袍没有买的，只能量身定做，做一件皮袍不容易，先得积攒羊皮，大人的藏袍得七八张大羊皮，小孩的也得五六张，攒够了还得鞣好，还得织氆氇，还得捻毛线，氆氇是做面子的，毛线是缝皮袍的。一个人什么也不做，一个月才能缝好一件上等皮袍。大部分牧人一辈子就只有两件皮袍，一件是小时候的，一件是成人以后的。说到这里，父亲一脸严肃：“你看我，来到草原快十年啦，从来没有奢望过有一件皮袍，夏天制服，冬天棉袄皮大衣，都是你姥姥做的。你不要再提皮袍的事啦，给谁也不要提。这里的藏族人好得很，你一提，他就会把自己身上的脱下来让给你。要是他们提起来，你就说我穿不惯皮袍。我一直也是这样说的。”然而我并没有机会表示拒绝，仅仅过了半个月，一件簇新的皮袍就来到了我面前。是卓玛和旺姆为我缝制的，送来皮袍的却是索南。自从角巴和尼玛去了西宁，索南就离开学校放牧去了，他家有两群牲畜，桑杰放一群，尼玛放一群，尼玛走后本可以混群，桑杰说我的一群产冬羔，尼玛的一群产春羔，冬羔很快就要产啦，不能远牧，混到一起的话近处的草场不够吃。索南赶着牲畜骑着马，送皮袍的同时也想看看我。“这个就是洋洋吗？怎么这么瘦？我是索南，才让的哥哥，自然也是你的哥哥。”他说着捏捏我的胳膊，“你冻不？”“不冻。”“清鼻拉得两拃长，还说不冻。快快快，穿上，草原上活着的都得穿皮袍，狼穿狼皮袍，豹穿豹皮袍，熊穿熊皮袍，人穿绵羊的皮袍，不穿皮袍冻死哩。”就在学校外面的雪地上，他不由分说扒掉我的棉衣，扔到积雪里，给我穿上了皮袍。皮袍长得拖在地上，他让我把下摆提到膝盖处，然后从怀里撕出一条红腰带给我系上，我顿时成了一个胸前鼓鼓囊囊的小藏族人。父亲从门里出来，吃惊地说：“啊嘘，这是怎么啦？”索南说：“阿爸说啦，人家把才让当自己的孩子，洋洋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皮袍穿。卓玛阿妈说啦，草原上的角巴家，没有皮袍让人家笑话。旺姆舅母说啦，我家多余的羊皮，是添儿添女的依靠，洋洋就是新添来的吗？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正好姜毛奶奶从保育院回家取东西，说做一件皮袍的羊皮和氆氇还是有的，就是没工夫，公社的活儿多得做不完，主任不给时间谁去缝，能不能派两个女人到家里来？旺姆舅母说，主任不是角巴阿爸，央及不动别人，派来派去就是我和卓玛。姜毛奶奶说，那就什么话也别说啦，反正是你们，赶紧拿出羊皮和氆氇来缝吧。”父亲摸着我的头说：“看来穿不惯皮袍的话不能说啦，你成了角巴家的孩子，就跟才让一样，不分藏族人和汉族人啦。”
我的皮袍是紫红氆氇的，里面是厚厚的绵羊皮，袍襟、袖口和下摆镶着半尺宽的水獭皮。父亲说：“这样的皮袍是很昂贵的，她们把家里最好的材料都拿了出来。”索南说：“还有一顶羔皮的帽子，卓玛阿妈正在做，做好了我就送来。”说着摸了摸我的蓝色棉帽，“这样的帽子，头会冻成冰疙瘩，怎么念书识字嘛？”我把棉帽脱下来又戴上。父亲说：“等学校放了假，你就可以去角巴爷爷家找索南哥哥玩。”我乖巧地说：“索南哥哥啦，我想骑马。”索南便把我扶上马背，拉着马走了几圈。这时梅朵喊着“哥哥”跑了过来。索南说：“我忙家里的活去啦，本该由我识的字都留给了你，你要多多地识字，别人识一百，你要识两百。”梅朵说：“噢呀。我把‘牛马狗’写两遍，就是替你写啦。你要多多地念祈福真言，就算是为了我和洋洋。”索南说：“噢呀。学校有马，你教洋洋骑马的要哩。”梅朵朝远处望了望说：“放牧的人骑走啦。”索南说：“轮到你放牧时，你叫上洋洋一起去。”梅朵说：“噢呀。”索南又说：“不知道洋洋是梅朵的哥哥，还是梅朵是洋洋的姐姐？”父亲说：“我问过你们的阿爸，梅朵比洋洋小半年。”我突然问：“比才让呢？”父亲说：“桑杰忘了才让出生的日子，只记得比梅朵大一岁，也就是说你比梅朵大半年，才让比你大半年。”我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才让是我哥哥。”说着，从脱下的棉衣口袋里摸出了才让送我的小藏刀。索南接过去看了看，解开刀柄上编成辫子的牛皮绳，拴在了我的腰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心里美滋滋的就像在做梦，梦里得到了一个日思夜盼的奖赏、一件赏心悦目的礼物。索南看牲畜已经走远，在堆起袍腰的地方打了我一拳：“扎西德勒。”我愣怔着。父亲说：“洋洋也要说扎西德勒，既是祝福也是再见，还要说谢谢索南哥哥送来了皮袍，卓玛阿妈和旺姆舅母辛苦啦。”我还没说，索南就说：“客气什么嘛，自己家的人。”
事实上就算为我缝制了皮袍的卓玛和旺姆，也未必知道一件皮袍对我意味着什么。自从我也可以裹着皮袍睡觉，也可以把随便什么东西装在腰带扎起的胸兜里，也可以露着穿衬衣的右臂吊着袖子进进出出，也可以面迎寒风用宽大的多出手面四五寸的袖筒捂热冰凉的鼻子，也可以在水獭皮上涂一点酥油让它更加柔软发亮，也让整个皮袍散发出迷人的奶香味，我伙在学生堆里别人就再也分不出我是个外来的汉族人啦。我自己也没有了一丝半点的拘谨，感觉我就是这个藏族人群体的一员，没有任何的不一样。顶顶重要的当然还有学说藏话，我发现一穿上藏袍胆子就大啦，星期六的晚上也敢裹在同学们中间唱歌跳舞啦，尽管因为唱得不准跳得不好依然是羞怯的；课内课外不光会学着说，还会抢着说，而且一定要把句尾的那个“了”说成“啦”，即便说得不对，也好像是可以不对的，没有一丝丝的别扭，就像鱼到了水里游得不好也是游，人到了水里游得不好就不是游。过去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渴望合群共生、平起平坐的人，被疏离，被不同，被另类，被重视以及被特殊化，都不是我希望的。父亲说：“不错啊洋洋，你的藏语居然学得比汉语好。”后来又说，“你的藏文字也比汉字写得好，不愧是我的儿子。”我能感觉到父亲发自内心的喜悦，他是个老草原，藏话好藏文也好，如今又发现他的儿子居然也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遗传让我庆幸，也让我一来草原就发现自己对父亲除了血缘上的依赖，更多的是崇拜，是一种天然相像的精神气质在雪山草原背景上的对接。我感谢父亲让我跟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有了水乳交融的关系，让我来到弥漫着酥油味的旷天大野里，混同在红脸蛋的藏族小孩里再也不分彼此。所以很快我就明白，我对父亲的感觉跟所有的藏族人同学几乎是一样的，而父亲似乎也在尽量淡化我跟他的那种父与子的亲情关系，尽量让我明白他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老师，我跟所有孩子一样都必须努力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学生。是的，我来到了父亲身边，却又发现我跟他渐渐远了。对我来说更多的关心和温暖来自同学，来自跟我关系最好的洛洛和俄霞以及梅朵。
洛洛是个不关心别人就会死的人，每天晚上都会把他的半拉皮袍扯过来盖在我的皮袍上，生怕冻着了我，吃饭时总要把他碗里的肥肉挑出来给我：“瘦羊难过冬，过了也长不大。你这个江洋，多吃些肉的要哩。”他总是叫我“江洋”。以后我会知道，在这样的称呼里，暗含了对父亲的敬重。“江洋”就“江洋”吧，藏族人喜欢的自然我也喜欢。从此在我的课本和作业本的封皮上，“洋洋”便被涂改成了“江洋”。父亲不仅没有制止，还跟着别人“江洋江洋”地叫起来。叫得最多的是俄霞，他经常学着洛洛的样子对我说话：“江洋啦，骨头是带着筋的，你把刀子拿出来。”我说：“噢呀，我才让哥哥说啦，藏刀是吃肉的筷子。”说着便拔出刀子，刮起骨头上没有啃干净的肉。俄霞说：“江洋啦，刀刃是朝里的，不是朝外的。”我又赶紧把刀子转过来。他又说：“江洋啦，胖子要先喝汤后吃肉，瘦子要先吃肉后喝汤。”我问：“为什么？”他回答不上来。我便在他胳肢窝里捣一下，就这一下，他就会笑得弯腰弓背。其实我跟俄霞好，主要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被我关心的人。我说你的帽子戴歪啦，他便正一正。我说你的腰带松脱啦，他便紧一紧。他不高兴时，我一胳肢他就高兴啦。他早晨醒不来时，我一唱歌他就醒啦。我唱的是《黄儿马》：
黄儿马跑过了一座山，
山连着锦缎铺成的路，
拐来拐去上了天，
天上有什么？
没有云彩花，没有星星花，
只有一片清澈的水，
水上漂着一百朵金莲花。
歌是梅朵教我的。说实话，不管洛洛还是俄霞，都比不上梅朵跟我好。梅朵似乎并不想关照我，只想教会我。早晨她会从女生宿舍跑到男生宿舍，教我用干牛粪吹旺炉灶上的火，晚上又会跑来教我用灰土埋住火。洛洛说：“你操心什么？这里有我，用不着江洋吹火埋火。”梅朵小大人似的说：“我家的江洋，我不操心谁操心？”轮到她做饭时，她会把我叫到女生宿舍，教我顺着骨头解肉，水烧滚了再下肉，快熟的时候放盐巴，等等；还教我站在牦母牛的肚子下面挤牛奶——“江洋啦，大拇指头使劲，要握住胖的地方朝下挤，别忘了对准桶沿，对啦，就这样挤，一捋一捋地挤。”每次挤完奶，她都会说：“咂一口，咂一口。”然后示范着让我跪在地上，张嘴噙住牛的奶头。“咂到了没？”“没有。”“你没咂过阿妈的奶吗？使劲往里咂。”我咂到了，温热的馨香的甜丝丝的味道会让我咂了一口还想咂一口。她说：“不能咂两口，会把奶咂干的，咂干了奶，就不会再生奶啦。”我只好忍着，尽量做到不咂第二口。以后想起来，我会明白这是为什么：学校的牦母牛没有牛犊子，每次挤奶差不多会挤完，咂一口绝不是为了解馋，而是舍不得浪费掉残留在奶头里的那一点奶，但千万不能咂多，免得奶头枯瘪，枯瘪的奶头怎么还能饱满地装奶呢？更多的时候，梅朵会带着我去拾牛粪，扫羊粪，或者去河边打水——有时候用脸盆端，有时候用水桶抬。冬天的沁多河被冰雪盖得严严实实，她会搬起一块石头，在近岸处一口气砸几十下，直到砸出一个冰窟窿。我不行，我砸几下就累了。我说：“才让力气大，你的力气也大，我的力气怎么这么小？”梅朵说：“角巴爷爷说砸的时候念祈福真言，力气就大啦。”我就边念唵嘛呢叭咪吽边砸，力气果然大啦，一个冰窟窿终于被我砸出来啦。
最开心的还是梅朵带着我骑马去放牧。有时是同骑一匹马，两个人都坐在鞍子里，我在前面，她在后面，我靠着她，她抱着我。有时是我骑着她牵着，牵着牵着她就会悄悄把缰绳丢开，让麦秀——我们的马任意游荡。渐渐地，我熟悉了马的步伐和颠簸的规律，身子不再僵硬地对抗，而是随顺着它起伏摇晃；也学会了如何发布命令：甩缰绳，拽嚼子，踢肚子，使鞭子，等等。有一次她把我扶上马背，说：“现在该你一个人骑啦，我不管你啦。”我说：“噢呀。”我骑了一会儿又听她说：“角巴爷爷说羊不肥不算财，马不跑不算骑，男人都是要参加赛马会的。”于是我打马跑起来，越跑越快，越快越稳，感觉麦秀对待我跟对待梅朵是一样的，温顺而听话。但我没想到这是一种算计，算计也是马的特点：永远期待着驯服，却永远不打算主动驯服。麦秀跑着跑着突然停下了，屁股猛地一抬，似乎随便一个动作就把我掀了下来。梅朵咯咯咯地笑。我从雪地上爬起来，揉着胳膊和屁股说：“你笑什么？”“角巴爷爷说男人不摔三次是学不会骑马的，这才是第一次。”她再次扶我上马，撺掇我驱马跑起来，结果是一样的，我又被摔了下来。我发现麦秀允许我骑它，却不允许我骑着它奔跑，这是什么意思？我被摔了七八次，依然没有真正学会驾驭马，每次都是麦秀故意使坏——扬起前蹄或尥起蹶子或奔跑中突然刹住。只要摔下来梅朵就会咯咯咯地笑：“再骑，再骑，角巴爷爷说啦，马欺负胆小的，瞧不起摔下来就不再骑的。”可是我已经腰疼腿疼啦，不想再受伤啦。梅朵说：“没有不受伤的男人，没有不会骑马的藏族人。”她说这种话时总像个小大人，满眼都是期待和督促，由不得我不听。如果真的不受伤就不是男人，那也没什么，不是就不是，父亲和母亲都是亲，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如果不会骑马就不是藏族人，那我是不干的，藏族人和不是藏族人的区别太大啦。我说：“骑就骑，有什么了不起。”似乎只要我在别人眼里是个藏族人，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吃。
有一天牧归，洛洛看我鼻青脸肿的，便把梅朵和央金叫到跟前说：“梅朵你怎么不拉着麦秀？江洋摔成了这个样子，怎么给强巴老师交代？央金你得管管你侄女啦。”央金说：“你是班长，你直接给梅朵说。”洛洛说：“梅朵听我的，不要再让江洋骑马啦。”梅朵说：“噢呀，江洋你以后不要再骑马啦。”我喊起来：“不行，我是藏族人。”梅朵说：“对着哩。”又面朝洛洛和央金问道，“你们见过不会骑马的阿爸吗？”洛洛和央金都说没有。梅朵说：“江洋长大要做阿爸，男人都要做阿爸。”洛洛说：“人家将来要回去，要做城里的阿爸。”我又喊起来：“我不回去，我不做城里的阿爸。”父亲走过来，吃惊地望着我：“打架啦？”洛洛赶紧说：“哪个敢打江洋。”我几乎要哭了：“我要学骑马。”父亲怜惜地摸摸我的脸，口气平淡地说：“你不是一直在骑吗？还没学会？马已经认识你啦，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它不让骑你就不骑，那就一辈子别想骑，所有的马都不会让你骑，马是会传话的。”梅朵说：“我听马给马说啦，那个叫江洋的，害怕啦。”“我没有害怕。”我喊着跑过去，把还没来得及卸下鞍鞯的麦秀拉到牛粪墙前，爬上牛粪墙骑了上去。我皱着眉头，一脸愤怒：看，我害怕了吗？我甩着缰绳让麦秀走，快快地走，又让它跑，让它掉头，让它停下，再走，再跑。我准备好了十次二十次地被它摔下来，但是没有。麦秀好像突然老实啦，再也不跟我作对啦。我的马术老师梅朵喊道：“嚼子拉得不要太紧啦，麦秀已经服气啦，你就是它的毛，再也甩不掉啦。”的确如此，转眼之间，我成了麦秀的一部分，它歪我不直，它直我不歪，或者我歪它不直，我直它不歪。我听它的，它也听我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默契，我刚要命令它往东，它就已经做到啦；我正要让它掉头，它的脖子已经弯过来啦。“跑起来吧。”我说。麦秀立刻跑起来，好像说话跟缰绳的指挥和手脚的踢打是一样的。在那么多同学面前，我骄傲地策马奔驰，一会儿远了，一会儿近了。没有人惊讶，更没有人鼓掌，会骑马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既然你是藏族人，马就是你的腿。梅朵喊道：“江洋吃饭啦。”我勒马停下，得意地望了望洛洛和央金还有父亲。父亲说：“你不是已经会骑了吗？以后会越骑越熟练。”说罢转身走了。我翻身下马，不是被人扶下来的，而是踩着马镫跳下来的，第一次我不用梅朵关照，稳稳地站到了地上。梅朵说：“这才像个哥哥的样子。”我摘下蓝色棉帽扔到地上，畅快地让头冒着热气。梅朵望着蓝色棉帽愣了片刻，突然说：“索南哥哥快来了吧？”我说：“他来我就骑他的马。”
我会骑马啦，对我来说，这跟穿上皮袍一样，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说明我不仅是一个藏族人，还是一个被草原赐予了自由的藏族人。等下次轮到我跟梅朵放牧时，我们拉上了学校的两匹马，她骑一匹，我骑一匹，我先骑常骑的熟马麦秀，后骑从未骑过的生马斯雄。尽管斯雄性子更烈，却一点也没有为难我，甚至比麦秀更听话。我问梅朵这是为什么，梅朵认真地说：“我听马给马说啦，江洋是个男人，梅朵姑娘的哥哥。”我问：“马给马传话时说藏话还是汉话？”梅朵说：“就像强巴阿爸，这一堂课藏话，下一堂课汉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管父亲叫阿爸啦。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每个星期六的歌舞晚会，我已经不怯场啦。梅朵教我的山歌、酒歌、劳动歌我基本都会啦，锅庄、伊舞、热巴舞也能跟上大家的节奏啦。我问梅朵：“藏族人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吧？”她不回答，却跑向了父亲：“强巴阿爸啦，我要回一趟家啦。”父亲问：“去干什么？”“去拿江洋的羔皮帽子，索南哥哥说话不算数，还不送来。”“羊产冬羔的时候到啦，他哪有时间来学校。”“可是江洋的耳朵冻坏啦，你没见已经流脓了吗？”父亲说：“路那么远，你一个女孩不能去，要去我去。”可是父亲，你怎么光说不做？怎么就抽不出时间去一趟角巴爷爷家？你总是在为别人忙啊忙，早把我的羔皮帽子忘到九霄云外啦。我天天站在学校前的雪地上望着索南曾经走来的方向，天天都会揉着望麻的眼睛失望而归。我对梅朵说：“要是能把我的蓝色棉帽换成藏族人的羔皮帽，我就彻彻底底是一个藏族人啦。”梅朵说：“你还没有牛皮靴子。”我这才意识到我脚上是一双汉族人的条绒面鸡窝：“那怎么办？”梅朵没有吭声。晚上，睡梦里，我看到一双小靴子朝我走来。
父亲要出远门了，去玛沁冈日牧马场完成角巴没有完成的事：为保育院乞求一些糌粑。保育院的孩子都是汉族，顿顿牛羊肉，一个个都上火啦，拉的屎都变成羊粪蛋啦。阿尼琼贡的眼镜曼巴去了保育院，熬了草药让大家喝，又回去给王石说：“药汤通便是可以的，但不能天天喝，喝多了别的麻烦就出来啦。糌粑，糌粑，一天一顿粗糌粑的要哩。”王石向香萨主任求救。主任说：“难办啦，几十个人的口粮不是一布袋两布袋的事，就算我亲自去化缘也拿不来。”王石知道阿尼琼贡的糌粑来自黄河川道古老的香萨属地，那里有望不到边的青稞谿卡（庄园），如今谿卡早就公社化，献给阿尼琼贡的糌粑少而又少。他无功而返，派了通信员果果向父亲告急。父亲说：“他是要我去一趟牧马场吗？是以沁多县的名义呢，还是以角巴德吉的名义？”果果说：“王书记说啦，你随便，你是校长，听说牧马场的孩子也想来沁多小学上学。”这么着，父亲和日尕就走了，走时给洛洛和央金千叮咛万嘱咐：“把所有学过的东西复习一遍，每天上午复习藏文藏话，下午复习汉文汉话，我回来就要考试。放牧多派一个人，晚出早归，不要走得太远，学校的母羊虽然都怀的是春羔，个别母羊提前生产也是有可能的，每天夜里至少要查看两次。梅朵红太辛苦，白天晚上就指望它保护人畜是不行的，你们也要警醒些，一听到狗叫就出来看看，昨天夜里我听到狼嗥声啦。再就是晚上点名，央金点女生，洛洛点男生，点了名就睡，早点睡，不要一说话就说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复习功课时又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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