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寻找，”唐格拉尔说，“就能找到。不过，”他继续说，“我见鬼才插手呢，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您相干，”费尔南抓住他的手臂说，“但我所知的是，您对唐泰斯有某种私怨；怀恨在心的人不会搞错别人的情感。”
“我对唐泰斯有某种私怨？决没有，我发誓。我看到您遭逢不幸，您的不幸令我关心，如此而已；只要您以为我是在谋私利，那么再会，我亲爱的朋友，您自己尽力摆脱困境吧。”唐格拉尔也佯装站起来要走。
“不，”费尔南拉住他说，“别走！说到底，您恨不恨唐泰斯与我关系不大。我恨他，我大声承认。您找到办法，我来干，只要不死人，因为梅尔塞苔丝说过，如要有人杀死唐泰斯，她就会自杀。”
这段对话把唐格拉尔的刁滑诡诈描写得栩栩如生。他利用费尔南企图抢夺唐泰斯的未婚妻的心理，诱使费尔南上钩，达到借他人之手置唐泰斯于死地的目的。同唐格拉尔的狡诈相映衬的，是费尔南的凶悍强蛮，他害人之心的急切情态历历如在眼前。这两个人物的心理面貌、性格特征都在对话中展现出来了。
其二，《基度山恩仇记》几乎不用叙述的方法，而是用人物对话的手法来展开情节、甚至交代往事的。比如，维勒福企图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埋掉他同唐格拉尔夫人的私生子，这是维勒福的隐私，也是导致他身败名裂的一桩罪行。这一情节是由贝尔图乔叙述出来的。贝尔图乔虽然很不愿意，还是按照基度山伯爵的吩咐，买下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郊区住宅。他陪基度山伯爵来到花园的一棵大树下。基度山伯爵指出这儿曾经发生过一件罪案。原来，当年贝尔图乔为了复仇，曾企图在这里刺杀维勒福。他亲眼看到了维勒福活埋私生子的情景。贝尔图乔把事情本末都讲给基度山伯爵听了。看到这里，读者明白了基度山伯爵种种安排的用意，这一情节又为后面的描写埋下了伏笔。作者省去了另辟章节补叙维勒福过去的这段经历，小说情节的发展也不致突然中断；插入的这一段既起着解释的作用，又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大仲马十分喜爱这种相当经济的手法，努瓦蒂埃与政敌的决斗，海蒂公主的身世，基度山宝藏的发现，等等，都是这样口述出来的。
大仲马有时还采用了颇为别致的对话写法：努瓦蒂埃后来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只能以眼睛来表达思想。他闭上右眼表示要他的孙女瓦朗蒂娜过来，闭上左眼要他的仆人过来，眼睛眨几下表示拒绝和不同意，眼睛眨一下表示许可。他想表达思想时就举目望天。为了表达更复杂的思想，可以拿一本字典来帮助。当他看到所要表达的词的字母时，就用眼睛示意，使人明白他要做什么。他眼睛的动作与别人的理解配合成一场巧妙的无言的“对答”。这种对话既增加了情节的趣味，也丰富了行文的变化。
与这种对话体相配合的，是大仲马采用了短段落的写法，有时一句话就是一段，小说中几乎找不到超过一个印刷页的段落。短段落能起到易于阅读、行文流畅的效果。因此，如果翻译时认为叙述的段落过多，显得零碎，而把数段合并成一个大段，那么就会有损于原文如滔滔流水的气势和阅读效果，违背了作者的原意。这种短段落的写法已为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当代通俗小说家所承袭，可见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到，《基度山恩仇记》中的对话写得富有戏剧性。读者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两个人、三个人，还是许多人的对话，都写得像戏剧场面那样，其中充满了矛盾冲突，起伏变化。大仲马最初是作为浪漫派剧作家而登上文坛的，他在二三十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剧作，其中的《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一八二九）获得很大成功，预示了以雨果为首的新一代浪漫派的胜利。他的小说引起轰动后，他还陆续改编成戏剧上演。毫无疑问，他将戏剧创作的经验也搬到小说中来，因而有的评论家说，大仲马在写作小说时仍然是一个戏剧家。这个评语颇有道理。大仲马确实是把小说写成无数个连接起来的戏剧场面，所以对话在他的小说中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而且充满了戏剧性。这是大仲马的小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他的小说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之于此。这就是在平易顺畅的对话中展现激烈动荡的感情、尖锐曲折的冲突。对话近乎日常生活的口语，便通俗晓畅；而激烈动荡的感情和尖锐曲折的冲突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概括，使内容变得复杂而生动。这两方面的成功结合也是堪称范例的。
《基度山恩仇记》的第五个艺术特点是：形象鲜明、个性突出。
诚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基度山恩仇记》虽然不能说非常出色，但在同类小说中还是属于佼佼者之列。
首先，作者能从时代的变迁去刻画人物思想的变化和性格的形成。唐泰斯一开始是一个正直单纯的水手，对生活的复杂性十分无知。他获得财富以后，阅历渐深，便变得老谋深算。虽然他疾恶如仇，保持着早年正直的品质，但他已失去单纯的一面，变得铁面无情，手段凶狠。作为大富豪，他的变化是很合乎逻辑的。唐格拉尔和莫尔赛夫在小说开头一个是阴骘之徒，一个是无赖小人。后来，唐格拉尔靠钻营有方，当上了银行家，他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本质得到充分的表露；而莫尔赛夫的背信弃义，卑鄙无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七月王朝的“精华”人物的发家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在《基度山恩仇记》中，不单主要人物，而且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生动。爱钱贪财的卡德鲁斯夫妇，作恶成性的安德烈亚，淫荡无行的唐格拉尔夫人，毒辣阴险的维勒福夫人，坚定高尚的努瓦蒂埃，热情善良的摩雷尔，正直纯真的马克西米利安，热烈诚挚的瓦朗蒂娜，软弱和善的梅尔塞苔丝，耿直单纯的阿尔贝，博学多识的法里亚，都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还有那个我行我素、厌恶男人、个性强硬的欧仁妮，她把父亲叫到客厅中谈判那一个场面，真是把一个高傲、任性的少女写得呼之欲出。但她毕竟不如唐格拉尔那么老辣，在唐格拉尔把即将宣告破产的底牌亮出来以后，她只能委曲求全。一部长篇小说，连次要人物也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它在艺术上成功的鲜明标志。
大仲马塑造人物的功力还表现在他对同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作出细致的区分。三个主要的反面人物莫尔赛夫、唐格拉尔和维勒福，分别代表七月王朝时期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头面人物，在身分上明显不同。同样丑恶的灵魂，也各有不同的特点，而且这不同之处写得比较细腻。唐格拉尔和维勒福同是狡猾阴险，但唐格拉尔稍微显露一些，维勒福则老奸巨猾。在陷害唐泰斯这一点上，唐格拉尔虽然假手于人，但毕竟还是亲手动笔，在场的人还有第三者，容易落下把柄。维勒福则烧掉罪证，摆脱干系，而且让唐泰斯存有幻想，陷害了别人还让被害人感激自己。另外，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下毒，却佯装不知，直至可能危及自身，才露出凶相，要妻子自尽，把她甩掉。他的毒如蛇蝎写得何等出色！莫尔赛夫比起他们来则较为赤裸裸，具有流氓习气。他的发迹与这种习气不无联系。再拿维勒福夫人和唐格拉尔夫人来说，两人都很贪财。维勒福夫人心狠手毒，不惜连续下毒，而唐格拉尔夫人卑琐猥亵，以出卖色相来谋取钱财。又如摩雷尔船主和努瓦蒂埃，两人有相近的政治信仰，而且都心地正直，但两人性格颇不相同。摩雷尔热诚，而努瓦蒂埃刚烈。这种细微的不同使读者不致把同类人物混同起来。故而评论家认为大仲马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sup/sup，这是深中肯綮的评语。
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在法国十九世纪初期兴起的，以巴尔扎克、司汤达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艺术主张，由恩格斯总结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原则。这一主张推动法国文学发展到新的阶段。批判现实主义的潮流不能不影响到浪漫派剧作家大仲马。他在人物塑造上也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刻画人物性格特点。大仲马这种写法，给“斗篷加长剑”、“黑小说”等极尽诡谲怪诞、离奇恐怖的内容的流行小说注入了新的生命。过去的流行小说只注意情节的诡奇，甚至到了荒诞的地步，而不着意去描绘人物性格，因此，长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大仲马则开始注意刻画人物性格，这无异于对流行小说进行了革新，使之在艺术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终于使流行小说登堂入室，进入文学领域，这是大仲马在法国小说史上的一大贡献。
《基度山恩仇记》在艺术上并非尽善尽美。例如，善写对话固然是一大优点，但描述自有它的功能，完全用对话来代替描述总不免要对环境和人物的勾画都有所影响。较之同时代的大作家，大仲马笔下的人物描写还嫌不足，谈不上塑造了杰出的典型。在心理描写方面，大仲马运用得还不够纯熟。然而瑕不掩瑜，这些缺点无损于《基度山恩仇记》成为世界上通俗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郑克鲁
【注释】
p·布吕奈尔等：《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第四七六一四七七页，博尔达斯出版社，巴黎，一九七二年。
卡斯泰等：《法国文学史》，第六六五页，阿金特出版社，巴黎，一九八一年。
勒梅特尔：《法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二四一页，博尔达斯—拉封出版社，比利时版一九七二年。
如写宗教战争时期的小说：《马戈王后》、《蒙梭罗夫人》、《四十五人》；写路易十三时期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布拉日洛纳子爵》；写路易十五至大革命时期的小说：《约瑟夫·巴尔萨莫》、《王后的项链》、《昂日·皮图》、《沙尔尼伯爵夫人》。
勒梅特尔：《法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二三九页。
见j.p.德·博马舍等：《文学辞典》第一卷第六九八页，博尔达斯出扮社，巴黎，一九八四年。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三三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年。
《作家辞典》，第二卷，第六十九页，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巴黎，一九五二年。
作者“大仲马”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