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问世于一八五四年，是作者在其盛年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经典之作。
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动机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杂志很不景气，发行量急剧下降。为了摆脱经济上困窘的局面，狄更斯与他的助手们经过商议，决定由他写一部新的小说来争取读者。次年四月，《艰难时世》开始在《家常话》上每周一期连载，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载完。事实证明这部小说是受读者欢迎的，在连载的五个月当中，《家常话》的盈利比先前增长了一倍。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认为狄更斯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创作这部作品的。《艰难时世》绝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小说。事实上，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快被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所替代。在创作实践中，狄更斯关心的不再是杂志发行量的多少，而是社会的利益、劳资的矛盾、百姓的疾苦。它最后的成功完全在于文学创造的魅力，在于文学所具有的那种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功能！
《艰难时世》这部小说是题献给托马斯·卡莱尔的，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此君何许人也？狄更斯为什么要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弄清这个问题即意味着把握了这部作品的肯綮。
卡莱尔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思想家。他积极参加宪章运动，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的讽刺小说《旧衣新裁》指出社会已分化为彼此对抗的两派人：一派是“纨绔子弟”和富人，穿着漂亮的衣衫；另一派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宪章运动》和《过去与现在》这两本著作中，他严词抨击贫富不均的现象，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只是一个骗局。他反对杰里米·边沁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和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说，不相信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能造福于全社会。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他认真地考察了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群众艰苦的经济状况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卡莱尔的社会学说和思想观点显然十分深刻地影响了狄更斯。他把《艰难时世》题献给卡莱尔，是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方法。可以说，狄更斯在这里与卡莱尔唱起了双簧：一个以史家的笔法去探讨真理；另一个则以文学创造的生花妙笔去验证自己所坚信的真理。两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而且，狄更斯的这个立场还是一贯的。晚于《艰难时世》五年发表的《双城记》就是直接在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的影响下创作的。这已是后话。
《艰难时世》共分三卷：“播种”、“收割”和“归仓”，这里作者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圣经·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艰难时世》中的这位播种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个专讲实际的国会议员和理论家。
说白了，格雷戈林就是故事的发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功利主义的代言人。他说不上是小说的绝对主角，但全部情节都是为了驳斥他那一套理论而设置的。他原先是个五金批发商，后来做了国会议员。他是一个遵循“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更多”这样一条原则的人；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张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那个顽固不化的脑袋里装的只有“事实”两字，信念、希望和仁爱这类东西都被他置之脑后。他在国会中的工作只是填填表格，看看数据。用狄更斯辛辣的讽刺语言来说，他为之工作的那个国会只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他和议员同事们都是“扫垃圾的人”，他们只知道相互扬扬灰尘，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从不知道对“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尽任何责任。
这位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不仅自己信奉事实至上的原则，而且还用这一套理论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杀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关在书房里从事五花八门的科学实验。他让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标本陈列柜，如贝壳标本柜、金属标本柜、矿物标本柜，等等。这些标本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贴上了标签。但这些石块和矿物的标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用巨大的硬工具从五花八门的原物上敲打下来的。作者用半叙半议的口吻惊呼：“如果贪婪的小格雷戈林们攫取了比这更多的东西，慷慨的老天爷呀，那些被贪婪的小格雷戈林们所攫取的东西又该是些什么呢？”
格雷戈林还把自己的理论“播种”到家庭以外的那片更广阔的土地上去。他创办了一所学校，有意把别人的孩子也培养成他自己的孩子那样子。他要他们背诵马的定义，准确地说出马有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他告诉他们：没有人见过四足动物在墙壁上走来走去，因此，就不能用有四足动物的花纸来糊墙壁。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他对该校教师麦契克姆奇尔德先生的训诫：
记住，我需要的是事实。除了事实，不要教给这些男女孩子任何东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实。别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别的一切都清除干净。你只能用事实去构造有理性的动物的大脑，其他一切都用不上。这是我培养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则，也是我培养这些孩子的原则。坚持事实，先生！
格雷戈林的这套事实哲学在实践中却是失败的。当它作用于家庭时，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剧；当它作用于社会时，造成的是社会的悲剧。这恐怕是倡导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在父亲严格的管教下，格雷戈林的女儿露易莎和儿子汤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露易莎年纪轻轻就产生了厌世的思想，经常呆呆地坐在炉火前，望着掉落的火星，思索生命的短促与虚幻。后来，她父亲要她嫁给生性暴戾、浮夸，年纪比她大三十岁的银行家庞德贝，她居然麻木不仁地任人摆布。对于自己的婚姻，对于决定自己一生幸福的一件事，她只是淡淡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呢，父亲？”
如果说格雷戈林的教育在露易莎身上只是体现为一种危害于她自身的恶果的话，那么，在汤姆身上就体现为一种危害他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恶果了。汤姆凭着与庞德贝的亲戚关系，在银行里谋得了一个十分舒适的职位，但他很快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出没于赌场，变成一个寡廉鲜耻的“狗崽子”。他最后还走上了犯罪道路——盗窃银行里的钱，并嫁祸于人，做出最卑劣者所为的卑劣的勾当。
格雷戈林创办的以事实原则为办学方针的学校的学生也没有结出好果子。那个能把马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的模范学生比泽后来变成了一个阴险狡诈的密探。当汤姆的丑行败露后，他为了讨好庞德贝，取代汤姆在银行中的位子，不惜恩将仇报，千方百计要把他昔日恩人的儿子缉拿归案。
这就是格雷戈林“播种”功利主义所得到的收获！当露易莎在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诱惑下终于无法忍受不幸的婚姻带给她的痛苦时，她是这样对她的父亲说的：“哦，父亲，是你把我弄成这样子的。你就想办法救救我吧！”当格雷戈林责问汤姆为什么会干出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时，他的儿子是这样回敬他的：“那么多人受雇于人……他们中总有许多人是不诚实的。这是一条规律——这话我听你说过不止一百次。我怎么能违反规律呢？你常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别人，父亲，现在就拿它来安慰你自己吧。”当格雷戈林不顾长者的体面可怜巴巴地哀求比泽放了他的儿子时，比泽是这样对他的旧恩人说的：“我相信，整个社会的法则就是一个个人利益的问题。你必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个人的利益。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我从小就受这一法则的教育，先生，这你是知道的。”
这才是自食其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句话在这里有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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