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医院的后院里有一座不大的偏屋，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生锈，烟囱塌了半截，门前的台阶早已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朝向田野；一道带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偏屋和田野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和偏屋本身，无不显得阴森可怕，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外观。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螫痛，那您就沿着一条通向偏屋的羊肠小道走去，让我们看一看里面的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我们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边扔着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床垫啦，破旧的病人服啦，长裤啦，蓝白条纹的衬衫啦，毫无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胡乱堆放着，正在霉烂，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咬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的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成棕黄色。他的脸严厉、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增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他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暴突，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相信不这样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
再往里走，您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外室，整座房子就由它占去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暗蓝色，天花板熏黑了，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到了冬天，这里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样子难看。地板灰暗，粗劣。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让您产生的最初的印象是，仿佛您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这里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在床上，定定地望着一处地方发呆。他日日夜夜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即使问他什么，他也照例不答。给他端来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正害着痨病。
在他之后是个矮小、活泼、十分好动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同时无休止地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还小声唱歌，嘿嘿窃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门缝。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住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成了城里供人逗乐的丑角。只要他一出现，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对此人们也早已看惯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点面包，还有人给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没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这种事很不客气，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每一个口袋都翻过来，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是不守秩序。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小钱，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给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用勺子喂饭吃。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患有被害妄想症。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有坐着的时候。一种令人惊慌不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等待，弄得他总是十分兴奋、急躁、紧张。外屋里只要有一丝动静，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侧耳细听：莫非是有人来找他？要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其惊慌和厌恶的神色。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方脸盘，它总是苍白，悲伤，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颗饱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他的脸相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那清秀的面容虽则刻下深沉而真诚的痛苦，却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素养，他的眼睛闪出温暖的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有的人都异常客气，除了尼基塔。谁要是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们道早安，躺下睡觉时祝他们晚安。
除了一贯紧张的心情和病态的脸相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表现：有时在傍晚，他裹紧那件破旧的病人服，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开始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急速地走来走去。好像是，他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有时他突然站住，看看他的同伴们，想必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他又显然考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他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想说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地、激昂地讲起来。他的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呓，有时急促得让人听不明白，然而在他的言谈中，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疯话是难以写到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谈到这些铁窗总是使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结果他的话就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尽管是老调重弹，然而却远没有唱完。
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颇有名望，家道殷实。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他的死像是开了个头，此后一连串的不幸突然落到这家人头上。刚埋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受到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均被拍卖，弄得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了。
从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里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不知道什么叫穷，后来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从早到晚去教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却仍旧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谋到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他跟同事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母亲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业在家，只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就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向来没有给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这样。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总想跟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至交。他对城里人的评论向来带着轻蔑，老说，他们的粗鲁无知和浑浑噩噩的禽兽般的生活是他深恶痛绝的。他用男高音说话，响亮而热烈。说话时要么怒气冲冲、愤愤不平，要么兴高采烈，露出惊奇的神色，不过任何时候他的表情都是真诚的。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他对人的议论总加上浓重的色调，而且只有黑白二色，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类分成卑鄙小人和正直人两种，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津津乐道，充满热情，但他一次也没有恋爱过。
尽管他言论尖刻、神经过敏，城里人却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那种待人和蔼、乐于助人的天性，为人的正派，道德的纯洁，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总能唤起他们心中美好的、温暖的、忧伤的感情。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城里人的话说，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类似活字典的人物。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根本来不及咀嚼。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他心情忧郁，每到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以前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不安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他一整天都想着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妨碍他阅读和集中精力思索什么事。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发誓不讨饭，不坐牢。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序，然后就万事大吉——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事后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的小城去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举动，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大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吗？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地没有离开我，”他想道，“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这些想法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脑子里的。”
有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下经过：这是不无用意的。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太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要知道如果夜里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却越是强烈，越是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劲，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后意识到，这也无济于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于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强暴致死的迹象。于是城里人议论纷纷，只谈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的药方，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妨碍人们发疯。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他每天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
一年后，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顽皮的孩子们一本本拿光了。
四
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右边的邻居是个一身肥肉、长得滚圆的农民，一张痴呆呆的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一个不爱动的、贪吃的、不干不净的畜生，早已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尼基塔给他收拾床铺的时候，总是狠狠打他，使劲抡起胳膊，一点也不顾惜拳头。这时候，可怕的不是他挨了打——这种事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挨了打却毫无反应：不出声音，没有动作，连眼睛都毫无表情，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个小市民，原先是邮局的拣信员。他是个瘦小的金发男子，一张和善的面孔上带点狡猾的神色。看他那双聪明、安详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断，他城府很深，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床垫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抢了去，偷了去，而是有点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在胸前佩戴什么东西，还低下头看了又看。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满脸窘色，立即把胸前的东西扯下来。不过他那点秘密是不难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贺，”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二级星章向来只颁发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哩，”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老实说，简直没有料到。”
“你这话我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声明。
“不过您可知道我迟早会弄到什么吗？”以前的邮局分拣员狡黠地眯细眼睛接着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这种勋章是值得费心张罗的。白十字架和黑带子。漂亮极了。”
大概任何别的地方的生活都不会像这座偏屋里那样单调。每天早晨，除了瘫痪病人和胖农民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里的一只双耳木桶里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这之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粥。三餐之间，他们躺下，睡觉，望着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天天如此。连以前的邮局拣信员说的也还是那几种勋章。
第六病室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癫病人，而想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隔两个月来这里一次。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他的忙，每当这个醉醺醺、笑呵呵的理发师出现时，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不到这里来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可是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传说好像医生经常去第六病室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当神父，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话可信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怎么样，他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虔诚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酒足饭饱、随随便便、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发红。由于身材高，肩膀宽，所以手脚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断了气。不过他的步态徐缓，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完全不是预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那皱皱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旧衣服一样。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穿它，出门做客也穿它。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到处臭哄哄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人们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他的后宫。所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全都清楚，甚至夸大其词，然而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些人强词夺理，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帮助，光靠本城的财力是办不成一所像样的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个。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借口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到医院里视察一番，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不成体统，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关闭这所医院。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如果把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它是人们需要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正如畜粪变成黑土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医院里的混乱看来是相当冷漠的。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一切都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对他来说却缺乏坚强的性格，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每当他饿了，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给我弄点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账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抱歉地嘟哝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干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人，后天就是四十，就这样天天看病，年年看病，可是城市的死亡率并没有因此下降，病人照样不断地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骗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不客气地说，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两千名病人。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给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抛开空洞的议论，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这里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据说，首先，痛苦使人完美；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因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就不该生病呢？要知道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虚，变得跟变形虫的生活一样了。
这些思索弄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心灰意懒，从此他不再每天去医院上班了。
六
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祈祷仁慈的上帝。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小孩子快点带走。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正襟危坐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独自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开始看书。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容易冲动，他读得缓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读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总要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还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在全城居民中只有跟他的交往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广有资财的地主，在骑兵团服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门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提出抗议，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涨红了脸，浑身哆嗦，雷鸣般地吼道：“你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他们先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弄点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一言不发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讲出来。谈话总是由医生开头。
“真遗憾，”他说得徐缓而平和，一边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他向来不直视别人的脸），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没有人会谈些高深的或者有趣的话题，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他们的发展水平，我敢断言，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平静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智慧在人兽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取代人类的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容我做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乐谱，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愁苦，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多么看重名誉和友谊。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再说那些旅行、冒险、争论多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也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充耳不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并且跟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他的意识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到有生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或者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敲门——没人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表示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是内心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真是，上帝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
七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到桌后，又开始看书。没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夜晚的寂静。仿佛时间也停住了，跟埋头读书的医生一起屏住了气息。似乎一切已不复存在，除了这书和带绿罩子的灯。医生那张粗俗的脸上渐渐地容光焕发，在人类智慧的进展面前露出了感动和欣喜的微笑。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既然所有这一切注定要埋进土壤，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随后千百万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呢？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高度的近乎神的智慧，尔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又把人化做尘土。
这就是新陈代谢！然而用类似这种永生来安慰自己是何等懦弱！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下，因为愚蠢中毕竟还有知觉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是一无所有的。只有那种在死亡面前感到恐惧而不是感到尊严的懦夫，才能安慰自己说，他的躯体渐渐地将化作青草、石头、蛤蟆……认为新陈代谢就是永生，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正如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变得毫无用处后，有人却预言提琴盒子前途灿烂一样荒唐。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背靠圈椅，闭上眼睛，思考一阵。处在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美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憎恶，最好不去想它。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人们正遭受着疾病和浑身脓疮的折磨。大概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臭虫作战，有人染上丹毒，或者因为绷带缠得太紧而呻吟，有的病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二千人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盗、争吵、诽谤、徇私的基础上，建立在拙劣的招摇撞骗上；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里尼基塔经常殴打病人，还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在城里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不久即可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辉煌成就简直出人意料，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多亏抗菌剂，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甚至将来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都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做祭司，哪怕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也只能相信而不能作任何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烂了。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得出什么呢？抗菌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德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往常。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和徒劳，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后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起来，决议在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之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的补助金。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说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统靴子，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做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住所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到医院来时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他不喜欢打牌。在谈话中他极爱使用这类言辞：“拖拖沓沓”，“废话连篇”，“你别把水搅混”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抗菌剂，沿用拔血罐放血，这些都使他愤怒，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财，内心里嫉妒他。要能占据他的职位他才高兴呢。
九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叫道，哈哈大笑起来，“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发狂似的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室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一脸威吓的神色向他逼近，一面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啐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过甚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我请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这蠢才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而不是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患者，这其中既与道德无关，也无逻辑可言，这纯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偶然性。”
“这种胡扯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说着，坐到自己床上。
莫谢伊卡因为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意思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出去吧。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擦一下额头，“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和愁苦的面容，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他想对这个年轻人亲热些，安慰他一下。他挨着他坐到床上，想了想说：
“您刚才问怎么办。像您的这种处境，最好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很遗憾，这徒劳无益。您会叫人抓住的。一旦社会对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的不合时宜的人严加防范，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个社会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种办法：安下心来，并且认定您待在这里是必要的。”
“这对谁都没有必要。”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住进去。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别的什么人。您等着吧，在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不再存在，到那时也就不会再有这些铁窗和疯人衣。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迟早要来到的。”
伊凡·德米特里冷冷一笑。
“您开玩笑，”他眯起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可以相信，体谅下情的先生，美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纵使我说得平淡无奇，您取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将普照大地，真理必胜，而且在我们的大街上将举行盛大的庆典！我等不到那一天，早死了，然而我们的后代会等到的。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眼睛发亮，站了起来，朝窗子方向伸出双手，用激动的声音继续道：
“为了这些铁窗我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不认为有特别的理由值得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的动作像在演戏，这同样让他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即使没有了，真理如您刚才讲的胜利了，然而事情的本质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依然如故。人们还会生病，衰老，死亡，跟现在一样。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耀你们的生活，到头来人还得被钉进棺材，扔进墓穴。”
“那么永生呢？”
“哎，哪儿的话！”
“您不相信，嘿，可是我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书里说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们也会把他造出来的。我深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也会把它造出来的。”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微笑着说，“您有信念，这很好。有信念的人哪怕被砌在墙里面也会生活得快乐的。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
“是的，我上过大学，不过没有读完。”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中您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旨在探明生活意义的那种自由而深刻的思考，对尘世浮华的全然蔑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两种幸福。哪怕您生活在三道铁栏里面，您也能拥有这种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然而他比人间所有的帝王更幸福。”
“您的第欧根尼是呆子，”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说，“您为什么要对我谈起第欧根尼，谈起什么探明生活的意义？”他突然大为生气，跳了起来，“我爱生活，我热爱生活！我得了被害妄想症，经常恐惧万分，然而有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这时我就害怕发疯。我渴望生活，渴望生活！”
他激动地在病室里走来走去，压低声音又说：
“当我幻想的时候，我便生出种种幻觉。有人向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和音乐，我似乎觉得，我是在树林里散步，在海边徘徊，我是多么渴望奔忙、操劳的生活……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伊凡·德米特里问，“外面怎么样了？”
“您是想知道城里的新闻呢，还是一般的新闻？”
“那就先跟我讲讲城里的新闻，再讲讲一般的新闻。”
“好吧。城里沉闷得令人厌倦……没有人可以交谈，听不到一句有意思的话。没有新来的人。不过，前不久倒是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博托夫。”
“他总算在我活着的时候来了。怎么样，是个卑鄙小人吧？”
“是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您知道吗，这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我们的许多省城挺活跃，思想并不停滞——这就是说，省城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那边给我们派来的人都叫人看不上眼。真是个不幸的城市！”
“是的，真是个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新闻呢？报纸和杂志上有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很暗。医生站起来，开始讲起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文章，讲起当前出现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仔细听着，不时提个问题，可是突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赶紧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别想听见我再说一句话，”伊凡·德米特里粗鲁地说，“别管我！”
“那是为什么？”
“我对您说：别管我！真见鬼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了耸肩膀，叹口气，走了出去。经过外屋时他说：“这里最好收拾一下，尼基塔……气味真难闻！”
“是，老爷。”
“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回寓所时想道，“我在此地住了那么久，他恐怕是头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着应该关心的事。”
他又坐下看书，后来上床睡觉，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第二天早晨醒来，他记起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决定有空时再去看他一次。
十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话！”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刚好相反，您的争议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是一些出色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生活的舒适；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前途，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不断进展的是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叫这苦难离开他。”
伊凡·德米特里笑起来，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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