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上午十一点，一个大晴天，一名警官带着个秘密警察进来问，有没有一个名叫雅各布·门德尔的人经常在我们这里出入，那秘密警察还亮了亮扣眼里的玫瑰花徽章。他们随即走到门德尔的桌旁，而后者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有书要卖或者有求于他。可是，他们立即要他跟他们走一趟，他就这样被带走了。这可真是咖啡馆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所有在场的人都走过来，围着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站在两个警察之间，眼镜架在头发下面，眼睛不停地来回打量这两个人，弄不清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不过，她本人曾对那警官说，这肯定是个误会，门德尔先生可是个连只苍蝇也舍不得拍死的人呀。但那秘密警察马上大声呵斥，说她无权干涉他们执行公务。然后，他们把他带走了，很长时间他没有再露面，足有两年之久。她说，直到今天她仍搞不清楚，他们当时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但我敢对法官起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道，“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坏事的。他们一定弄错了，我愿意为他作担保。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无辜的人，那简直是犯罪，是犯罪！”
善良的、令人感动的斯波席尔太太是对的。她令我大为感动。我们的朋友雅各布·门德尔的确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但却干了一桩特殊的、令人感动的、即使是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也全无可能的蠢事（全部细节我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之所以会这样，这只能解释为他对自己专业的彻底迷恋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方式。事情的经过是：负责监视与国外通邮的军事检查机关有一天截获了一张由某个叫雅各布·门德尔的人书写并署名的明信片，邮票已按规定贴足。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明信片是寄往敌国法国的，是寄给巴黎格雷涅尔沿河大街的书商让·拉波戴尔的。这个叫雅各布·门德尔的家伙在信上抱怨说，他虽已预付了全年的订费，却没有收到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这张明信片落到一个下级检查官手里。此人身着蓝色战时后备军军服，一点也看不出他应征入伍前原是文科中学教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他觉得十分奇怪，心想，这是谁开的愚蠢的玩笑。他每周都要检查两千封信件，以找出可疑的文字和有间谍之嫌的措辞，但如眼前所见的这般荒唐事倒真还从未碰见过。居然有人胆敢无所顾忌地在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地址，从奥地利寄往法国，怡然自得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去的明信片随手往邮筒里一扔，好像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边界上并没有铁丝网严密封锁起来，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上帝创造的每个日子里也没有各自失去几千名男性公民似的。因此，他起初只把这件古怪的东西塞进写字桌的抽屉，并未向上级汇报这件荒唐事。可是，几周之后又来了一张由同一个雅各布·门德尔写的明信片，是寄给伦敦霍尔伯广场书商约翰·阿尔德里奇的，询问能否帮忙购买最后几期《古董杂志》，而且署的仍是那个雅各布·门德尔的名字，他还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其天真无邪之状着实令人感动。如此一来，那位穿上了军服的文科中学教师可是有点坐不住了。这愚蠢的玩笑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密码？于是，他站起身来，“啪”的一下把双脚后跟一并，向少校行了一个军礼，把两张明信片放到了少校的桌上。少校耸起肩膀说道：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查一下是否真有雅各布·门德尔这个人。一小时以后，雅各布·门德尔便已落网。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还莫名其妙，就稀里糊涂地被人带到了少校面前。少校拿出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问是不是他寄的。问话时的那种严厉的腔调，特别是因为他正读一份重要的图书目录时被打扰了，这使门德尔非常愤怒，态度近乎粗暴地吼道，这两张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他说，付钱订了刊物，去索要的权利还是有的吧。坐在沙发椅上的少校身子一斜，侧向邻桌的少尉。两人会意地眨了眨眼睛：一个十足的傻瓜！接着，少校在心中盘算，是狠狠地把这个傻瓜训斥一顿就赶走完事呢，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这类机关在遇到类似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情况时，几乎全都会决定先搞份备忘录再说。有个记录总不会错的。既于事无补，也于事无害，只不过是几百万张故纸堆里又多了一张写满不痛不痒之文字的纸片罢了。
然而，这一回却害了一个可怜的、蒙在鼓里的人。因为，在第二个问题开始时，厄运便已降临。他们首先要他报出自己的名字：雅各布，全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没有书商许可证，只有小贩证）。第三个问题导致了灾难：出生地。雅各布·门德尔说，出生在彼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的眉毛竖了起来。彼特里考，这地方不就在离边境不远的俄属波兰境内吗？可疑！非常可疑！于是，他更为严厉地讯问，他是在何时获得奥地利国籍的。门德尔的眼睛惊诧地盯住他，目光暗淡：他不太明白。问他是否有证件，是在什么时候有的？他说，他只有小贩证，并没有别的证件。少校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要他务必讲清楚他的国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各布·门德尔不慌不忙地答道：当然是俄国人。那他自己呢？啊呀，他本人已在三十年前就偷越俄国边境，一直生活在维也纳。少校愈发不安起来，问他，什么时候在此取得奥地利国籍的？门德尔反问道，问这干吗呢？他说，他从未关心过这类问题。这样看来，他仍是俄国公民啰？门德尔的心早已忍受不了这类乏味的问题了，他无所谓地回答道：“本来就是嘛。”
少校大惊失色，猛地将身子往后一仰，沙发椅随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原来真有其事啊！在一九一五年岁末的塔尔努夫战役和大反攻之后的战争时期，一个俄国人居然可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城里自由自在地晃荡、无所顾忌地往法国和英国邮信，而警察局居然不闻不问。眼下，新闻界的那帮蠢驴正为康拉德·冯·霍岑道夫没能立刻向华沙推进感到纳闷，总参谋部的人也感到奇怪，为什么部队的每次行动被间谍报告了俄国。这时少尉也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原先的谈话变成了审讯。他们问他，作为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去登记？门德尔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仍用他那唱歌般的犹太腔调答道：“我干吗要突然跑去登记呢？”少校认为，门德尔的反问是在向他们挑战，于是便用威胁的口气问他，看过通告没有？没有！连报纸也没有看过吗？没有！
由于紧张，雅各布·门德尔已经开始浑身冒汗，少校和少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好像他们的办公室里来了个外星人似的。随后便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和打字机的吧嗒声，传令兵们跑进跑出。接着，雅各布·门德尔便被移送到驻地的部队监狱。后来，再由他们押往集中营。当他们命令他跟那两个士兵一起走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还莫名其妙地直发愣。他不明白，他们想从他口里得到什么，他可是从来不识愁滋味的。那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鲁的家伙对他到底怀有什么恶毒的企图呢？他那书籍的高层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误解，只有对数字和词汇、人名和书名的永恒的无休无止的求知欲。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之间走下楼去。直到警察局的人搜走了他大衣口袋里的几本书，并强行要他交出塞满百来张重要纸条及顾客地址的信夹时，他方才开始暴跳如雷地护住自己的东西，不让拿走。他们不得不拿绳子将他捆住。遗憾的是，他的眼镜，那使他得以眺望精神世界的魔镜，也不幸地于同一时刻落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两天之后，他身穿单薄的夏装，被押往科莫伦附近的一个专收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在以后的两年里，雅各布·门德尔远离自己心爱的书籍，身无分文，夹杂在这座巨大牢狱里那些冷漠、粗鲁、基本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被迫与他那超凡脱俗的、独一无二的书籍世界分离，就像折断了翅膀的雄鹰同超越尘世的苍穹隔绝那样。他在这所集中营里遭受到怎样的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我们由于缺乏证人而不得而知。然而，从自身的疯狂之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逐渐地认识到，在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全部残暴与罪孽里，最无意义、不明智，从而也最为道德所不能饶恕的，莫过于用铁丝网和高墙把那些无辜的早已过了工作年龄的平民集中囚禁起来。他们旅居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并把那里当作故乡生活了多年，只因笃信客居的权利，笃信这种即便通古斯人和阿劳干人也恪守的神圣权利，因而耽误了及时出逃的机会——这是对文明的犯罪，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在英国，乃至在我们疯狂的欧洲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同样荒唐地犯下了这样的罪行。倘若不是一个真正奥地利式的偶然情况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使他又重新回到他的世界的话，那么，雅各布·门德尔也许已像成百上千被围困在这堵高墙之内的无辜者那样变得精神失常，或者早在痢疾、虚弱和心灵的创伤等多重折磨下悲惨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来，自门德尔失踪之后，常有一些地位显赫的顾客屡屡写信找他：如施蒂利亚州前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家勋伯格伯爵；神学系前系主任、正在为奥古斯丁著作做评注的西根费尔特；还有八十高龄但一直还在修改自己回忆录的退休海军上将艾德勒·冯·皮泽克——他们作为他的忠诚顾客，不断地给雅各布·门德尔往格鲁克咖啡馆写信，其中有几封转到了这位失踪者所在的那座集中营。在那里，它们落到碰巧萌发恻隐之心的上尉手里。上尉十分惊奇，想不到这个半瞎的、脏兮兮的、自眼镜被摔碎之后（他没钱配新的）总跟只没了眼睛的灰鼹鼠似的默默地蹲在角落里的犹太小矮子，竟然还认识这么多的达官显贵。能交这类朋友的人，肯定不是寻常之辈。于是，他允许门德尔给这些人写回信，并请他的保护人为他求情。这一请求十分奏效。显贵们和系主任拿出收藏家才有的那种精诚团结，大量动用了他们的各种关系，最后，在他们的联合担保下，历经两年多牢狱之苦的书商门德尔于一九一七年获释，重返维也纳，条件自然是每天都得去警察局报到。尽管如此，他终究获得了重返自由世界，重返他原先那狭小的阁楼的权利，他又能重新浏览他所心爱的图书橱窗，特别是又能重新回到他的旧地格鲁克咖啡馆了。
门德尔从地狱般黑暗世界重返格鲁克咖啡馆的时候，正直的斯波席尔太太正好在场。她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有一天——耶稣，马利亚，约瑟！我想，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门被人推开，您知道，只开了一条缝，他总是这样斜着身子进来的。这时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跌跌撞撞地进了咖啡馆。他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上面打满了补丁，头上戴着什么，或许是人家扔掉的破帽子。脖子光秃秃地露在外面，看上去跟个死人似的，脸色灰白，头发也是灰白，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径直朝那张桌子走去。然后脱下大衣，只是不像从前那样灵活，还不停地喘着粗气。同往常相比，他这次一本书也没带——只一屁股坐下来，什么也不说，低着头发愣，目光茫然、呆板。我们给他拿来整整一捆从德国寄给他的邮件，他才慢慢地开始读起来。但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不，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不再是世界奇迹，也不再是各种图书神奇的目录柜了。当时见到过他的人都沉痛地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亲眼所见，内容完全一致。平素他那浏览书籍的目光是平静的，像在睡梦里似的，看来那种目光已无可挽回地被彻底摧毁了。是的，某种东西已经被完全粉碎了：可怖的血色彗星在其疯狂的运行过程中一定也猛然地撞到旁边那颗平静的、高悬于书籍天空中的最亮的星星上了。几十年来，他的两眼已经习惯了书本上的那些秀美的、无声的、细得跟昆虫腿似的铅印字，然而，在那座布满铁丝网的人类牢狱里，这双眼睛必定看见过什么恐怖的事情。因为，曾经是如此敏捷并闪烁过讥讽之光的两只瞳孔上现在笼罩着沉重的眼睑，从前是如此活泼的目光透过好不容易才用细绳又重新扎起来的眼镜，显得幽暗和疲惫，眼眶也是红红的。更为可怕的是在他的记忆力所构筑的这座奇妙的艺术建筑物，肯定有根梁柱坍塌了，从而导致整个结构陷入混乱状态。因为，我们的大脑是由最精细的组织构造的，是我们知识的精密仪器，它是那样的柔弱，以至于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简言之，一个诸如此类的小小的分子的错位，就足以使精神领域中最为辉煌的和谐之音哑然。门德尔的记忆本是独一无二的知识键盘，但是他回来的时候这些键都失灵了。间或有人前来向他请教，每当此时，他总是显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眼睛呆呆地凝视着人家，根本不能完全明白人家的来意，不是听错，就是忘了人家对他说的话——门德尔再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就像世界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一样。以前读书时来回摇晃的那种专注神情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眼镜也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的方向，别人无法得知，他是真的在读书，还是在打盹。据斯波席尔太太讲，有好几次，他的头都重重地磕到了书上，竟然在大白天就昏昏沉睡了，有时他对着发出奇异臭味的乙炔灯一连几小时地发呆。这种灯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门德尔已不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也不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相反，他变成了一个长着胡子，穿着衣服，疲惫不堪地喘着粗气的废物，无所事事地压在那张一度曾是玄妙无比的椅子上，他再也不是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了。相反，是它的耻辱，是它的一块污渍，散发着恶心的臭气，外表令人厌恶。总之，他成了一只多余的、不受欢迎的寄生虫。
所以，他在咖啡馆的新主人那里也的确受到了与此相配的待遇。新老板叫弗罗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因在饥荒的一九一九年做面粉和黄油的投机买卖暴富，用一张巧舌如簧之嘴说服了老实的斯坦德哈特纳先生，终于用顷刻间便贬值为一堆废纸的八万克朗现钞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他凭借自己一双结实的农夫之手立即行动，连忙对这家受人尊敬的老店进行一番装修改造，显得气派高雅。他抢在纸币贬值之前添置了崭新的靠背椅，并用大理石修了大门，为了要修一个有音乐伴奏的舞池，正在同隔壁那家饭馆磋商。在咖啡馆匆匆忙忙进行装潢美化的时候，这位加里西亚的寄食者对他来说当然就显得碍眼了。他从早到晚独占一张桌子不说，一整天的消费总共不过两杯咖啡和五个面包而已。当初，斯坦德哈特纳先生曾请他特别关照一下他的这位老主顾，并再三叮嘱，这位雅各布·门德尔是位多么不同凡响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说，他在转让财产的时候也把他作为必须接受的附属条件一同转让了。然而，弗罗里安·古特纳在为咖啡馆添置新家当及锃亮的铝质收款台的同时，也给自己安了一副赚钱人的世道里所特有的铁石心肠，只等找到借口，就把郊区陋室里的最后一点残余从他那已经变得气派豪华的店里清除出去。一次绝好的机会转瞬之间就来了，因为雅各布·门德尔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在银行里的最后一点存款为通货膨胀的大潮彻底吞噬，他的顾客们也如鸟兽散去。要想重新一步一步从小书贩做起，上楼下楼，挨家挨户去收集旧书，然后强打精神沿街叫卖，对这个身心俱已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已经力不从心了。他穷困潦倒，这一点别人通过无数迹象已经觉察到了。他很少让人替他到饭馆去端食物了，即便是用于咖啡和面包的几个小钱，他赊欠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次甚至拖了三个星期之久。领班当时就想把他撵到街上去。幸亏有忠厚老实的清洁女工斯波席尔太太可怜他，为他作保，他才得以免遭此等羞辱。
然而，不幸的悲剧还是在后来的一个月里发生了。新上任的领班在结账的时候已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总是不对，实际卖出的面包数量总是与收回的钱款不符。由于有个颤巍巍的老仆役曾三番五次地跑来向他告状，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一个铜子也没还给他，因此，新领班自然而然地便马上怀疑到了门德尔的头上。打这开始，领班格外留神。两天之后，他躲在挡炉板后面，便成功地将偷偷起身离开桌子走进前屋，飞快地从面包筐里抓了两个小面包，饥不择食地一下塞进嘴里的雅各布·门德尔当场抓获。结账的时候，门德尔声称没有吃过一个面包。现在，丢失面包的真相大白了。领班立即向古特纳先生通报此事，老板为找到了这一不易的托词心中大喜，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门德尔一顿怒斥，指责他的偷窃行为，还装得很大度，说不想马上叫警察。不过，他又命令门德尔马上从这里滚出去，永远也别想再来。雅各布·门德尔浑身颤抖，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真是凄惨极了。”斯波席尔太太是这样描述门德尔离去的情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形，他站起来，把眼镜往额头上推了推，脸色白得像块毛巾。虽然是在一月，您知道，那一年特别冷，他却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由于惊恐，他把书也忘在桌上。我是过后才发现的，立即就想给他送过去。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门口。我不敢继续往大街上追，因为古特纳先生已站到了门边，还冲着他的后背大叫大嚷，致使行人都停下来看热闹。是的，这是一场奇耻大辱，我心里真是羞死了！仅仅为了几个小面包就把人赶走，要是老斯坦德哈特纳先生在这里，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甚至会免费让他吃一辈子。可是，现在的人啊，良心都叫狗给吃了。把个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坐了三十多年的人撵出去——说实在的，真是可耻呀！我可不想在上帝面前为这事负责——绝不。”
这位善良的女人变得十分激动，像她这么大年纪的人都喜欢唠叨，因此，她来回重复着丢人和斯坦德哈特纳先生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一类的话，终于迫使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究竟怎样以及她是否又见过他。这下可好，她抖擞精神，变得比刚才更加激动起来。“每天，每一次，我从他桌子边走过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现在会在哪儿，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去看他，给他捎点热菜热饭去。否则，他又该到哪儿去弄钱取暖吃饭呢？据我所知，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然而，我终究还是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于是想，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让神父给他做次弥撒，因为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可也有二十五年多了。
“可是，二月的一天早晨，七点半的时候，我正在擦黄铜窗框，突然（我是说，我吓了一跳），突然门开了，门德尔先生走了进来。您要知道，他平素进门时总是心不在焉地弯腰斜着进来的，但这次好像有点反常。我发现，他显得有些犹豫不决，眼睛一闪一闪的，我的上帝呀，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大腿和胡子了！我一见到他，我立刻就明白了：我马上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在大白天里出来四处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忘记了小面包的事，忘记了古特纳先生，也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可耻地把他轰走的，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了。谢天谢地，古特纳先生还没过来，领班恰好也正喝着咖啡。我赶紧冲了过去，以便让他明白，他不该待在这里，免得又被那个粗鲁的家伙撵出去。”（说到这里，她胆怯地四下望了望，很快纠正了自己的用词）——“我指的是被古特纳先生。‘门德尔先生。’我这样喊他。他茫然地抬起头。就在这时，我的上帝啊，太可怕了，在这瞬间，他一定把一切都回想了起来，因为，他先是一惊，随后便开始发抖，不仅手指在抖，不，他全身都在抖，外人一看他的肩膀就可知道。他再次摇摇晃晃地往门口跑去。他在那里倒下了。我们赶紧打电话叫急救站派人把他抬走，他当时发着高烧。他于傍晚死去，医生说是得了肺炎。还说，他先前已经神志不清，他自己并不知道怎么会再次跑到我们这里来的。只有梦游者才会有这样的行为。我的上帝啊，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日复一日地坐了三十六年，那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吗。”
我们作为认识过这位奇才的最后两人，还继续谈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他的存在如沧海之一粟那样的渺小，但正是他使我在青年时代首次领略到了一种完全封闭式的精神生活——而她则是个目不识丁、终日劳累不堪的贫穷清洁女工，她与这位同处社会贫困底层的兄弟之间的联系仅仅在于她曾为他刷了二十五年的大衣、钉了二十五年的纽扣。然而，当我们共同坐在这张被遗弃的旧桌旁携手召唤他的亡灵时，却能彼此深刻理解。因此，回忆总会让人走到一起，而怀着爱的回忆则更具双重的凝聚力。突然，她停止了唠叨，思索着，说道：“耶稣啊，我真健忘——那本书我还留着呢，就是他当时忘在桌上的那本。我该把书拿到哪儿去还给他呢？事后根本无人来取，我想，就留着它作个纪念吧。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不是吗？”她快步跑回她的后屋，从里面取来了那本书。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微笑，因为命运总爱捉弄人，有时又爱讥讽，偏偏喜欢以恶作剧的方式给这样悲惨的事抹上一层滑稽可笑的色彩。这本书是海恩编的图书《德国色情和离奇文学书库》的第二卷，是每个藏书家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大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这位没有文化的女工那双粗糙、红肿的手里，大概是把它作为祈祷书保留下来了。我竭力紧闭双唇，唯恐内心冲上来的微笑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我的这一小小的犹豫使这位忠厚的女人迷惑不解。难道这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或者我认为她应该保留此物？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您尽管放心地保存吧，倘若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得知，成千上万与他结下书缘的朋友之中，至少还有一个在怀念着他，他的在天之灵是会感到欣慰的。”然后，我起身告辞，在这位忠厚的老人面前，我感到羞愧。正是她，以一种朴素的、但却最有人情味的方式对死者贡献了永恒的忠诚。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她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以便更好地纪念他。相反，我多年以来却一直把门德尔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明白，人们写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超越自我，同别人建立联系，并保护自身以抵御一切生命的无情的敌手：被湮灭和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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