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傻瓜多种多样。好了，大家能不能先安静坐定了，叫到谁的名字谁再站起来？

我自己就当过各种傻瓜，但有一种除外。我挥霍了祖传的家产，妄想结婚，我打扑克，玩草地网球，做过投机的买卖，于是很快就和我的钱财分道扬镳了。但是有一种头戴系铃帽的遭人嘲笑的角色我还没有扮演过，那就是寻觅埋藏的宝藏的财迷。只有很少的人才会染上这种愉快的狂热病，但是在所有迈达斯国王的追随者中间，寻觅宝藏才最富于美妙的憧憬。

但是，我还是要说几句题外话——拙劣的作者都难免如此——我是个多情的傻瓜。我见到梅·玛莎·曼格姆后，就属于她了。她十八岁，肤色像新钢琴的象牙琴键一样白皙，容貌秀丽，楚楚动人，仿佛一位单纯的天使被贬降人间，注定要生活在得克萨斯草原上沉闷的小镇里。她身上有一种奇妙的庄重和动人的魅力，凭她的美貌和气质，她完全可以轻易摘下比利时或者任何什么花哨王国皇冠上的红宝石，就像摘木莓一样简单。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也没告诉她。

你知道，我想要赢得并拥有梅·玛莎·曼格姆。我要她和我终生相伴，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放到我晚上找不到的地方。

梅·玛莎的父亲蓄着大胡子，戴着眼镜，胡子和眼镜几乎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他活着就是为了昆虫，为了蝴蝶，为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钻进你脖子里的或者落到黄油上的虫子。他是位昆虫学家，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家伙。他这辈子都在外面用纱网捕捉甲虫科的飞虫，然后用大头针把它们钉住，给它们起名字。

他们全家只有他和玛莎两个人。玛莎照顾他，让他能吃上饭，衣服不至于穿反，让他保存标本的玻璃瓶里的酒精经常满着。因此他对玛莎也异常珍视，把她看做最后精美的人类样本。据说，科学家们都是心不在焉的。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对梅·玛莎·曼格姆图谋不轨。那人就是古德罗·班克斯，一个刚刚从大学回到家来的年轻人。书本上所能得到的所有知识他都具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尤其是高等数学和逻辑学。

要不是因为他总喜欢在人前卖弄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我本来会很喜欢他的。即便如此，你也可以认为，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我们一有空就凑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想从对方嘴里捞些稻草，打探出梅·玛莎·曼格姆内心的动向——这种比喻太不准确了。古德罗·班克斯才不会犯这种错误呢。情敌之间都是如此。

你也许会说古德罗更注重书籍、礼貌、文化、智慧，还有衣着。而我则会使你想起垒球和周五晚上的辩论会——这些对我来说就算文化了——也许还会想到一个骑马高手。

但是不管是在我和他的闲聊中，还是我们去拜访梅·玛莎，和她聊天时，古德罗·班克斯和我都看不出来她到底更喜欢我们中间的哪一个。梅·玛莎生性如此，从不爱明确表态，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她就懂得让人们去揣摩她的心思了。

我已经说过，曼格姆老头总是心不在焉。很久以后，他有一天发现——准是一只小蝴蝶告诉他的——有两个年轻人正想网走那个照料他安逸生活的年轻姑娘，他的女儿，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法律上的附属物。

我此前从没想到科学家们居然也能对这种局面应对自如。老曼格姆在口头上把我和古德罗归了类，轻巧地把我们定位在脊椎动物中最低级的纲目，而且是用英语说的，没有用深奥的拉丁文，除了一句“奥格托里斯，赫尔维蒂之王”——我也只懂得这么一句拉丁文。他还告诉我们，要是下次我们再在他家附近转悠被他逮住，他就要把我们俩加进他收集的标本里了。

古德罗·班克斯和我躲避了五天，想等风声平息下来。等我们壮起胆子再次登门拜访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父亲已经不见了。离开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大门紧锁，他们仅有的财物也都被搬走了。

梅·玛莎没有给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留下只言片语，也没在山楂树上钉上一张飘动的白色纸条，她没有用粉笔在门柱上画个记号，更没有在邮局里留一张明信片，给我们一些提示。

整整两个月，古德罗和我想尽一切办法，分头去追踪这两个逃亡者。我们和火车站的售票员、出租马车行里的人、火车上的乘务员，并和镇上唯一一位警察套近乎，拉关系，可是都一无所获。

后来，我和古德罗便成了比任何时候都更亲密无间的朋友和更势不两立的仇人。每天下午干完活儿，我们都在斯奈德酒馆后面的房间里聚会，玩玩骨牌，有时候也聊聊天，但话中有话，总想从对方嘴里套出些新的发现。情敌之间都是如此。

古德罗·班克斯总是用一种嘲弄的方式卖弄自己的学问，把我列为那类只配念“简·瑞真可怜，她的小鸟儿死了，没有什么东西可玩了”的人。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古德罗的，我看不起他那些大学里学来的学问，而且人们都认为我与人为善，所以我就忍住了火气。再说，我还想探听出他到底有没有梅·玛莎的消息，我这才耐着性子继续同他来往。

一天下午我们聊天时，他对我说：“埃德，就算你找到了她，你又能有什么指望呢？曼格姆小姐很有头脑。也许她单纯淳朴，但她注定要享受比你能给她的更高级的生活。在和我交谈过的人里，没有人比她更能欣赏古代诗人作家的作品，以及那些吸收并发展了古人生活哲学的近代文人的魅力。你不觉得寻找她是在白白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吗？”

“我所认为的幸福家庭，”我说，“就是在得克萨斯草原上有一幢八个房间的房子，四周橡树葱茏，傍依一泓池水。客厅里，”我接着说，“放着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的栅栏里养着三千头牛。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一辆四轮马车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马随时听从‘太太’——也就是梅·玛莎·曼格姆——使唤，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费牧场赚来的钱。她将和我终生相伴，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放到我晚上找不到的地方。幸福的家庭，”我说，“将会是这个样子，你那些课程啦，崇拜啦，哲学啦之类的东西连一枚无花果——连干瘪的、士麦拿地摊上卖的无花果都不值。”

“她应该享受更为高级的生活。”古德罗·班克斯又说了一遍。

“不管她应该享受什么，”我回说，“现在的问题是她消失了。而我要尽快找到她，这用不着什么大学的东西帮忙。”

“这副牌没法玩了，”古德罗扔下一张骨牌说，然后我们喝起了啤酒。

没过多久，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来到镇上，给我带来一张折好的蓝纸。他说他爷爷刚刚去世。我强忍住眼泪，他接着说老人家把这张图纸珍藏了二十年，把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传给家人，剩下的遗产是两头毛骡和一块不能种庄稼的土地。

纸上标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那种蓝色的纸是废奴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战争期间使用的。上面记录的是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十驮金币和银币的埋藏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孙子山姆的祖父——从一个西班牙传教士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那位传教士参加了宝藏的埋藏，许多年以前——不，许多年以后——他在老朗德尔家中去世。老朗德尔根据传教士的口授记录了下来。

“你父亲为什么不去找这笔宝藏呢？”我问小朗德尔。

“他还没来得及去，眼睛就瞎了。”他回答。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呢？”我又问。

“哎，”他说，“我是十年前才知道有这张图纸的。春天我要忙着犁地，接着要在玉米地里锄草，然后就要替牲口准备饲料，很快冬天就来临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地过来了。”

我觉得他的话非常有道理，当场就决定和小李·朗德尔合作觅宝。

图纸上的说明非常简略。驮着宝藏的骡队从多洛雷斯县一个古老的西班牙传教基地出发，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向正南行进，一直来到了阿拉米托河。他们涉水过河，把宝藏埋在两座大山中间一座马鞍形的小山顶上。藏宝地点有一堆乱石作为标记。几天后，参加埋藏宝藏的人都被印第安人杀死了，只有那个西班牙传教士幸免于难。因此，这成了独家秘密，在我看来，这样再好不过了。

李·朗德尔提议再添置一套野营装备，雇一个勘测员测量出西班牙传教基地到藏宝地点的路线，然后等那三十万美元的金币和银币一到手，我们就到沃思堡去游山玩水。不过，虽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我倒是有一个节省时间、减少开销的办法。

我们去了州土地局，请他们根据老传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带的全部测量图绘制一幅实用的、他们所谓的实用简图。我在图上对着南方画了一条通向河岸的直线。实用简图上准确标明了每条测量路线的长度和所处地区。我们凭借这些资料，在河岸上找到一个点，然后把它同洛斯安尼莫斯五里格测量图上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明确的地区连接了起来——这片土地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授地。

这么一来，我们就没有必要雇勘测员来全线勘测了，省下来不少开支和时间。

李·朗德尔和我套好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装上所有的必需物品，赶了一百四十九英里，来到了离我们要去的地点最近的市镇——奇科镇。我们找到镇上勘测局的代理人，他为我们找到了洛斯安尼莫斯测量图上的地区，又按照我们实用简图上的要求向西走了五千七百二十巴拉的路程，在找到的地方搁上一块石头。接着，他喝了咖啡，吃过咸肉，然后搭上邮车回到了奇科镇。

我相信我们准能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李·朗德尔只能分到三分之一，因为寻宝的所有费用都由我承担了。有了那二十万，只要梅·玛莎·曼格姆还在这世界上，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她。有了这笔钱，我还能使曼格姆老头的蝴蝶在鸽笼里扑腾。要是我能找到那笔宝藏该有多好啊！

李·朗德尔和我扎起帐篷。河对岸有十来座松柏郁郁葱葱的小山，但是没有一座是马鞍形的。我们并没有灰心。事物的外表都具有欺骗性，但情人眼里出西施，马鞍也是如此。

我同宝藏的孙子仔细查看了那些松柏覆盖的小山，就像太太们找捣乱的跳蚤那样细心。我们沿着河岸，在两英里的范围内，研究了每一座山的山坡、山顶、周缘、平均海拔、角度、坡度和凹陷处。我们忙活了整整四天。然后我们套好那了那匹杂色马和那匹暗褐色马，把剩下的咖啡和咸肉拉到了一百四十九英里之外的康卓镇。

在回去的路上，李·朗德尔嚼了许多烟草。我着急要回去，忙着赶车。

我们空手而归之后，我很快就在斯奈德酒馆后面的房间碰到了古德罗·班克斯。我们一边玩骨牌，一边相互探听消息。我把寻觅宝藏的经过告诉了古德罗。

“我要是能找到那三十万美元的宝藏，”我对他说，“我就可以走遍全世界，找到梅·玛莎·曼格姆啦。”

“她应该享受更为高级的生活。”古德罗说，“我自己会去找她的。不过你给我讲讲，那笔尚未出土的宝藏被轻率埋藏的地点，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了他，还给他看了制图员绘制的实用简图，上面各地间的距离标得清清楚楚。

他大大咧咧地瞥了一眼图纸，然后往椅子上一靠，对我一阵大学式的大笑，带着讽刺意味，充满了优越感。

“咳，吉姆，你真是个傻瓜。”他渐渐止住了笑，对我说。

“该你下注啦。”我捏住手里的两边都是六点的牌，耐心地说。

“二十。”古德罗说罢，用粉笔在桌子上画了两个叉。

“我为什么是傻瓜？”我问道，“以前不是很多地方都找到过埋藏的宝藏嘛。”

“因为，”他说，“在计算你那条线路同河岸的相交点时，你没有考虑到磁差。那里的磁差应该是偏西九度。把你的铅笔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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