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蒂安·德拉库尔的宴请日那天，在他儿媳艾米莉夫人的吩咐下，仆人们准备了下列这些菜：牛肉清汤、烤兔、鸽子锅仔、蔬菜、奶酪和果冻。尽管德拉库尔对于这样的社交不情不愿，他还是准许在自己面前摆上一碗牛肉清汤；甚至，为了庆祝这一天，德拉库尔还礼节性地向嘴里送上一勺汤，并优雅地吹了一吹，不过他还是再次一滴未沾地放下汤勺。上牛肉的时候，他朝侍者点头示意，于是侍者端了一份梨以及二十分钟前刚从树上割下的一块树皮，分别盛在两个盘子里，放在他面前。德拉库尔的儿子查尔斯、儿媳、孙子、侄子、侄媳、教区牧师、隔壁的农民，还有德拉库尔的老朋友安德烈·拉格朗日，他们全都没察觉。德拉库尔非常礼貌地同大家保持一致，大家吃牛肉的时候，他吃了四分之一只梨，大家吃野兔的时候，他又吃了四分之一只梨，就这样吃着。上奶酪的时候，他掏出折叠小刀，把树皮切成一片一片，然后慢慢地、默默地、一片一片地咀嚼。后来，为了助睡眠，他喝了杯牛奶，尝了些炖莴苣，吃了个苹果。他的卧室极为通风，枕头由马毛填充。他要确保毛毯不会因太沉而压着前胸，而且双腿一定要保持暖和。让-艾蒂安·德拉库尔把亚麻睡帽扣在脑门上时，心满意足地思忖他周遭的那些人是何等愚笨。

他今年六十一岁。年轻时，他喜赌博，又好吃喝，弄得家里老是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不管在哪儿，只要是玩骰子或扑克牌或斗牛斗马之类招揽观众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他的身影。法罗牌、掷骰子、十五子棋、多米诺骨牌、轮盘、红与黑——在这些赌场上，他输赢不定。他甚至会和一个小孩儿玩掷硬币，在斗鸡场上用马作赌注，和某个v夫人玩双牌扑克，而找不到对手或玩伴时就自个儿独乐。

据说，是因为美食，他才停止了赌博。当然，这样的一个人是无法将两种嗜好充分进行到底的。危难降临的那一刻，一只他养了几天便被杀掉的鹅——他亲手饲养的，内脏一个不差地都被调好味的鹅——在玩皮克牌时，刹那之间被输掉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在两种诱惑间挣扎，就像一只蠢驴坐在两捆干草之间；可是，与其像那只犹豫不决的畜生被饿死，他更像一名真正的赌客，让一枚硬币来决定命运。

自此之后，不仅他的胃，还有钱包，都鼓胀起来了，而同时，他变得愈加冷静。就像意大利人所说，他饮食健康，并且很注重这一点。从酸豆到山鹬，每一种食物的可食性，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他还能解释十字军是怎样将葱、塔列朗王子是如何将奶酪引入法国的。把一只煮熟的鹧鸪放他面前，他会掰下鹧鸪的两条腿，在每条腿上慎重地咬上一口，审慎地点了点头，然后宣布鹧鸪睡觉是靠哪条腿支撑重力的。他对酒也很在行。假如把葡萄当作甜点，他会一把推开，说道：“我可没有一粒一粒吃酒的习惯。”

德拉库尔的妻子却很赞同他这个不良习惯，因为好吃比好赌更有可能让一个男人留守在家。几年过去，她的侧影也开始仿效丈夫的模样。他们过着富态、安逸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下午3点左右，趁老公不在家，德拉库尔夫人想给自己补充营养，结果被一块鸡骨头噎死了。让-艾蒂安咒骂自己单独留妻子在家里没照看好她；他也骂自己为何如此贪吃，导致妻子过世；他还咒骂那些所谓掌控人类生息的命运、机遇，要将一块鸡骨头以如此害人的角度放置于她的喉咙。

最初的悲伤逐渐消退后，他同意和查尔斯以及艾米莉一起住。他开始研习法律，经常沉浸在《王国九法典》中。他熟记乡规民约，借它们的确定性聊以自慰。他能够援引同蜜蜂分群或者制肥相关的法律；他知晓风暴时敲教堂的钟或者出售接触过铜锅的牛奶，这两者该怎样惩罚；一字一句地，他可以背出乳母的行为规范、森林里牧羊的条例，以及埋掉公路上发现的动物尸体的细则。

他爱好美食的嗜好持续了一段时间，仿佛不这样做就是对已故妻子的不忠；但他只是嘴里尝其味道，心中已毫无眷恋。最终导致他完全丧失热情的是一八几几年秋市政府的一个决策，即为了公共卫生及公众利益，应当建公共浴室。如同一名宇航员会热烈称赞一个星球的新发现，一个热忱接受一道新菜发明的人应该因为肥皂和水而自我节制，这引来一些人嘲讽挖苦，也引得另一些人说教训诫。但德拉库尔对他人的意见历来不当回事。

他的妻子死后留下了一小笔遗产。艾米莉夫人提议不如用来投资建造公共浴室，这既深谋远虑，又不乏公民之心。市政府为了吸引大家眼球，采用了一种意大利式的方案。所有筹集到的资金被分成四十股；每位认捐人必须年满四十。年利率2.5%，一名投资者死后，属于他的利息会均分给其余捐购者。简单的数学，简单的诱惑：最后一名幸存者，在第三十九名认捐者死后至他自己死亡这段期间，所获得的年利息等同于他当初的股本。一旦最后一名认捐者死亡，贷款就终结，资金就会返还给这四十位投资者自己认定的继承人手里。

当艾米莉夫人第一次向丈夫提起这个建议时，丈夫持怀疑态度。“亲爱的，你不觉得这可能会唤起父亲那往昔的激情？”

“如果没有输的概率，就不能称之为赌博。”

“每一个赌博的人显然都这么说。”

德拉库尔颇为赞同儿媳妇的提议，而且非常热切跟踪捐购的进程。每新来一位投资者，他就在袖珍笔记本上记下他的名字，然后加上其出生日期、健康状况描述、外貌以及家庭关系。当有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地主也加入的时候，德拉库尔开心得不得了，自从妻子死后他还从未这样开心过呢。几周后，人数满了，德拉库尔写信给其他三十九位捐购者，建议说既然大家都属于同一阵营，不妨在衣服里缝上个记号——譬如一条丝带——加以区别。他还提议每年为捐购者们举办一次晚宴——他差点把捐购者写成“幸存者”。

这两个提议，几乎没什么人赞同，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回复，但是德拉库尔依旧把捐购者视同战友。假如在街上遇到一个捐购者，他会热情地向他敬礼，询问他的身体可好，简单寒暄几句，也许聊聊霍乱的事情。他的朋友拉格朗日也有投资，德拉库尔和他在盎格鲁咖啡馆可以待上好几个小时，盘算其余三十八个人还能活多久。

第一名投资者死亡的时候，市政公共浴场还没宣布开业。让艾蒂安同家人吃晚饭时，他提议为这位当初过于乐观而如今已作古人的七旬老翁干杯。稍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姓名和日期，然后在下面画上一条长长的黑线。

艾米莉夫人向丈夫表示，在她看来，公公这样高涨的热情是不合宜的。

“死亡基本上是他的朋友了，”查尔斯回答道，“只有他自己的死亡才会被他当作敌人看待。”

艾米莉夫人有点不懂，这到底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哲理，还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她生性善良，对丈夫的真正想法鲜有担忧。她更在意他的表达方式，而他说话的方式和他父亲越来越像了。

投资者们除了获得一张很大的捐购证书，还可以在“整个投资期间”免费使用公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因为这些有钱捐购的人当然也有钱拥有一间自己的浴室。可德拉库尔一开始是每周享用一下他的这一权利，后来就天天享用了。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滥用政府的乐善好施，而他不以为然，不为所动。如今，他每天按部就班。他会早早起床，吃一个水果，喝两杯水，花三个小时散步。然后他会去公浴，他与那里的服务员已经混得很熟了；作为一名捐购人，他有一条专供他使用的毛巾。随后，他会前往盎格鲁咖啡馆，和朋友拉格朗日讨论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德拉库尔看来，当天发生的事情，很少超过两件：捐购名单上可以预见到的人员减少以及市政府各种执法的不严谨。他认为，对于消灭狼群的奖励范围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幼小的母狼二十五法郎，成年的母狼十八法郎，公狼十二法郎，狼崽六法郎，奖励在证据核准后一周内支付。

拉格朗日喜好沉思冥想，而不善理论综合。他想了一下德拉库尔的埋怨，温和地评价道：“可是我还不知道有人在过去十八个月当中有看到一只狼的。”

“正因如此，更应让民众提高警惕。”

接着德拉库尔指责说验证酒是否掺假不够严格也不够频繁。依据至今仍然适用的第三十八条法规(1791年7月19日颁布)，那些在酒里掺杂铅黄、鱼胶、坎佩切树提取物或其他有毒物质的，一律处罚金一千法郎和禁监一年。

“你只喝水。”拉格朗日指出。他举起自己的杯子，注视着里面的酒，“此外，假如我们的老板从事这等买卖，捐购者的名单就会大大缩减。”

“我可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赢。”

拉格朗日被他朋友严厉的腔调所震动。“赢，”他重复道，“赢，如果你把那也称作赢，那只有我死了你才能赢。”

“那我就太遗憾了。”德拉库尔说道，他显然无法想象另一种结果。

在盎格鲁喝完咖啡后，德拉库尔回到家，阅读生理学和饮食方面的著作。晚餐前二十分钟，他会给自己切一片新鲜树皮。当其他人在吃减寿的调制品时，他会细说那些食品威胁人类健康、阻碍人类永生，实在令人惋惜。

这些长寿的妨碍物渐渐缩减了当初那份四十名捐购者名单。每当一名捐购者去世，德拉库尔的好心情就随之高涨，他也会愈加严格遵守养生之法。运动，节食，睡眠；规律，节制，研习。有一本生理学的书，用隐晦的术语和突迸的拉丁文指出，男人健康的一个可靠标志是他性生活的频率。完全节欲，或者过分纵欲，都有潜在的伤害，虽然节欲更有伤害性。合适的频率——比如每周一次——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

德拉库尔深信这一实际必要性，于是向已过世妻子搬出一个个借口，勾搭上了公浴里的一名女服务员，每周拜访她一次。他会留给她钱，她很感激，他不赞成有什么爱的表示，他只希望他们之间是一种交易。他决定，一旦这三十九名捐购者都死了，他会给她一百法郎，或不到一百法郎，以酬劳她为他延寿的服务。

更多的投资者魂归西天，德拉库尔在笔记本上一一记下他们生命终结的日期，微笑着为他们的升天而举杯祝酒。某一天晚上，艾米莉夫人上床就寝后对她丈夫说道：“假如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比别人活得更久，理由何在呢？”

“每人必须找到自己的理由，”查尔斯答道，“这就是他的理由。”

“可是，当一个人大部分的乐趣就在于看到同伴们一个个离去，你不觉得奇怪吗？他的生命中没有寻常的快乐啊。他每天的生活井井有条，好像是服从于最严格的职责——可是，是什么职责，向谁负责呢？”

“当初认购可是你提出来的，亲爱的。”

“我当初提议的时候，可没想到这对他性格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我父亲的性格，”查尔斯板着面孔说道，“没有任何改变。他现在是一位老人，一名鳏夫。自然而然地，他的人生乐趣已减少，兴趣也已有些转变。但他现在和以前一样，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依然全力以赴，心无旁骛。他的性格没有改变。”查尔斯重复了一遍，似乎有人在指控他父亲已年老体衰。

假如问安德烈·拉格朗日，他会和艾米莉夫人持相同观点。德拉库尔曾经纵情享乐，如今苦行禁欲；曾经崇尚宽容，如今对人苛刻。拉格朗日坐在盎格鲁咖啡馆，听着德拉库尔对十八条烟草种植管理条例执行不严而高谈阔论。接着，一片肃静，德拉库尔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每个人应该有三条命。这是我的第三条命。”

单身，结婚，丧偶，拉格朗日猜想。或者，赌博，美食，养老保险。可是拉格朗日思考了好一阵才意识到，人们往往是因为某件日常事务而大发宏论，这件事情的意义被扩大化了。

“她叫什么？”他问。

“很奇怪，”德拉库尔说，“生命前行时，人的心境会改变。年轻时，我尊崇牧师，注重家庭，踌躇满志。至于心中的激情，我发现，当我遇见后来成为妻子的她时，周围的人都认可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爱的序幕，我们才有了彼此都珍视的肉体之欢。如今我年纪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不相信牧师能够给我们指引一条通往上帝的最佳道路，而我的家庭也常常让我恼怒，而且我已毫无抱负可言。”

“那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些财富，也有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不，我评判的是思想和性格，而非社会地位。教区牧师确是个和蔼可亲的朋友，对神学却愚昧无知；我儿子人很正直，但又非常沉闷。请注意，我可没有为自己的这一认识变化而歌功颂德。它只是恰好发生在我身上罢了。”

“肉体的欢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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