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这歌唱的就是给我们松露吧。很多松露。

这听起来可够贪婪的，其实倒也不全是。如果圣昂图瓦纳行了神迹，那么市面上就会有许多松露。松露越多，教堂领受的赐福也就越多，因为按传统，募捐所得的松露在礼拜结束后会被拍卖，拍卖所得都将用于慈善或教会事业。

所有的奉献篮都被汇总做了统计。让人欣慰的是，所有的篮子都满满的，堆满了松露和大面额现钞。既然已经用物质和钱财供奉过上帝，教堂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唱诗班唱起了亨德尔的《哈利路亚赞美诗》，将大家送出教堂。教堂外，雨已经停了—“真是神的眷顾啊。”我身旁一个虔诚的老教徒抬头看了看天空说—这样拍卖会就可以像预先安排的那样在市政厅外举行了。

会场的中心是广场中央的一个桌子，随着人越聚越多，拍卖师站到了桌子上。他是黑松露爱好者协会的一员，如果当天有美髯大奖赛的话，他肯定能捧得大奖而归。他的胡子绝对是一件富丽堂皇的装饰品：须髯茂盛，傲视地心引力般优雅地向上翘起，并向两旁伸展，如同翅膀，其阔度几乎可以和他的会员帽相媲美—绝对是胡须中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一件精品。

人们都在谈论刚才的礼拜到底得了多少奉献。听起来不是什么好消息。今年的买家得多掏钱了，因为从所得的奉献中，可以看出这一年的收成颇让人失望。今年仅仅收到了三公斤（不足七磅）松露，去年则有七公斤（超过十五磅），因此价格肯定会涨。但按黑松露爱好者协会八十多岁的埃斯科费尔老先生的说法，任何花在松露上的钱都是值得的。“松露这样东西，”他说，“能让女人更仁慈，男人更英勇。”为了仁慈的女人和英勇的男人当然值得多花费一些了。

拍卖师用手背从两侧捋了捋胡子，便开始了工作。他带着苏富比老拍卖师般的沉着，用他的开场白让听众为这个昂贵的上午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夏季该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他说，“所以今年收获的松露很少。特别少。现在，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稀少的东西总是昂贵的。但是，”他摊开手掌，掌心朝天，向观众耸了耸肩，“你们干吗不节省酒的开支呢。”

他举起第一只松露让所有的人看，前排的一个人喊出了九百法郎的报价。拍卖师瞪眼瞧着那个竞价的人，脸上的表情有些疑惑，有些鄙夷。“简直不能相信我刚刚听到的。只有可怜的区区九百法郎？这可是个大个头，重二百二十克。而且毫无瑕疵，马上可以用来煎蛋饼。一点泥也不带。”他高高在上，从桌子上俯视着下面一张张脸，满怀希望地举起一只手拢在耳旁。有人加价到一千法郎。还不够。他使出了秘密武器，这个销售策略一定能让苏富比羡慕不已：上帝和拍卖师同在。“想要得救赎吗，你们这群罪人？来吧！加价吧！”念及能得到上帝的宽恕，竞标的人们一路加价，把价格一直抬到了一千五百法郎（两百美元），小槌子终于敲了下来。

拍卖师继续喋喋不休，其中不断提及全能的上帝，并佐以各种烹饪秘方，直到拍卖完最后一只松露。加上先前的现金捐款，这个早晨所得的全部善款金额为二万四千七百法郎。数字宣布之后，赢得了公众的一片掌声。但仍处于销售狂热中的拍卖师意犹未尽。他瞥见了一旁的奉献篮，想象力得到了激发：“这也是个值钱的东西，”他说，“这篮子是受了上帝赐福的！”绝对没错，这篮子最后卖了一千法郎。人群中传扬着二万五千法郎（三千六百美元）这个神奇的数字。不管怎样，我们大家都挣了一顿午饭吃。

没有什么比寒冷的天气和善举这两样事情加起来更能刺激一个人的食欲了。里什朗什乡村礼堂菜单上最吸引人的一道菜是松露煎蛋饼，这是在法国永远都不会失去诱惑力的一样东西。我极少看见一大群人能行动如此迅速且目标一致，等我匆匆写下一点笔记再抬起头时，那地方几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礼堂里的人们愉快而吵闹，每个人都在桌边走来走去，查看桌上写着名字的纸片，寻找预定好的位子。我找到了我的，在寒暄声中和附近每一只能够得到的手握了一遍。他们都是些当地人，心情很好，嘴巴很干。

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很划算。人人向你敬酒。还不单单是酒，他们还给你各式各样的忠告，无论你想不想听，因为他们认定你受教育的程度不够，许多事情只有法国人才能完全理解，所以你需要一点帮助。

就拿松露，也就是别称为神圣的块菌的这样东西来打个比方。英国人根本不懂享受这珍馐美味，我这个从英国来的人怎么可能懂得松露是不能人工栽培的呢？它想长哪儿便长哪儿，任何人工培植都拿它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产量和价钱会相差如此之大。我的老师隔着桌子摇头晃脑，好像他自己参与制定了这条大自然规律一般。

我问他对当时新闻里常常出现的转基因食品有何看法时，他立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就如同我侮辱了他的祖母，或者更糟，谩骂了他喜欢的足球队。他指出，和大自然耍花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只不过是个为了让农民每年都得买新的种子、阻碍自然再生的阴谋伎俩。一个丑闻，制造丑闻的是那些穿着白大褂、从来不把他们的手弄脏的农业强盗。如果不是停下来喝酒的话，他看起来可以这样骂上好几个小时呢。

煎蛋饼到来的时候，他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这是一份冒着热气、散发着芳香、撒上了许多黑松露碎片的煎蛋饼。蛋的颜色是鲜亮的明黄色，这种黄只有农场里自由放养的鸡下的蛋才会有，而且厨师精确掌握了烹饪时间，使蛋微微流着黄，恰如其分地介于软和硬之间。用技术术语来说，这就是流黄（baveuse这个法语词的发音听起来可比直白的翻译诱人多了），这种状态和质感的鸡蛋是我多年来久觅而未得的。

我做的煎蛋饼，无论我的脑袋如何热切地在它们上空盘旋，它们最多也就比炒鸡蛋稍微强些。它们甚至不能移动，在从锅到盘子这样短暂的行程中也会破裂开来。我从来就做不出那种丰润、柔软、金黄，可以从平底锅里干干净净地滑出来的煎蛋。我问我的邻座有什么秘诀。怎样才能做出完美的煎蛋？

接下来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顿午饭，我其实早就知道结果会这样。在法国，任何与食品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会有唯一的、简单的答案。就连怎样煮鸡蛋这样的问题，也会有一打以上不同的答案，因为法国人在餐桌旁坐下以后，最享受的事情就莫过于争论和食品有关的问题了。我相信部分的原因是这给了他们一个利用餐具来手舞足蹈的机会。挥舞一把餐刀可比摇晃一下食指更让人感到满足；砰的一声放下一只酒杯（希望它是只空杯子），就好像给讲话加了一个惊叹号；要向对面坐着的傻瓜说明一个复杂的理论，桌上的胡椒瓶、芥末罐、橄榄油碟子和面包屑都能用来帮忙。今天的傻瓜当然就是我。

离我最近的那个邻座拿起他的边盘，然后把叉子的一端放在盘子边缘，这样就成了一个平底锅。他挥舞着他的临时发明，“说到煎蛋，最关键的是使用正确的平底锅。必须用生铁做的锅。”

“不，不，不，”坐在他边上的一位女士反驳道，“用锡镶边的铜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比你说的生铁锅好；它比较轻，而且铜底能够更好地散热。所以，亲爱的先生，”她停顿了一下，举起一只手指着他的胸口，“这样你的煎蛋受热就更均匀。就是这样的。”她点点头，环顾餐桌边坐着的人，显然感到她的话语给了那些被误导的生铁锅支持者致命的一击。

我已经明白我错在什么地方了。我的煎蛋锅是用一种新发明的不粘底的铝合金材料制成的。锅是我在美国买的，因为无法拒绝那个推销员。“这可是使用了太空技术的产品。”那个推销员是这样对我说的，“如果这家伙让你的鸡蛋粘锅了，回来找我，我把钱全退给你。一分不少。”确实如此，这锅从不粘底。但也绝做不出好的煎蛋。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问问这儿的专家。“我的平底锅是铝做的，”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铁锅先生和铜底夫人立即忘了他们相左的意见，联合起来嘲笑我。他们摇着头，咂着嘴，带着怜悯的微笑。“不。绝对不行。”午餐继续着，煎蛋的课程也远没有结束：一个新的平底锅必须用油烧热两到三次。放入鸡蛋以前，锅必须加热到水一滴进去就马上会蒸发的地步。锅用完后绝对不能用水洗，用纸抹布擦擦就可以了。对于这些基本要素，大家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当课程进入到真正的烹饪步骤时，刀子开始挥舞，酒杯开始碰撞，头也开始摇晃起来，意见分歧产生了。有人坚持说在把生鸡蛋倒入锅中之前，必须加一滴上好的马特拉葡萄酒，否则煎蛋就算不得好的煎蛋。胡说八道，一个纯粹主义者说—不需要马特拉葡萄酒，只要盐、胡椒和一勺核桃般大的黄油。啊，别忘了，加到鸡蛋里的黄油应该是差不多融化了的那种。另外，锅里应该另有一勺已经加热到金黄程度的黄油。一定注意，绝对不能让油冒烟，否则，煎出来的蛋就会有烧焦的味道。并且，一定要用木制的勺子来煎蛋。

“胡说！”同桌的一位女士叫了起来，“应该用叉子，因为用叉子折蛋方便得多。”

“对不起，夫人！我用木勺子做煎蛋有二十五年了。”

“什么？我用叉子有三十年了。”

看来这位女士赢了，我这样想。错了。在消化接下来的三道菜—炖肉、奶酪和甜点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各执己见。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赠予我的礼物。我在一张撕下来的纸餐巾一角涂写了一连串教导，现在已经不可辨认，我完全糊涂了。从乡村礼堂浑浊的空气中走到午后清冽的户外，我脑子里唯一清楚的一点是，我一直用错了锅。使用太空技术制成的锅和铜底锅是无法相匹敌的。

睡莲池莫奈：1899年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我曾有过的一些宗教经历，最初是每天在学校礼拜堂受的那些教育（星期天这样的教育会增加到两次，那个额外的、咆哮着传递出来的布道是用来警告男孩们远离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相当微妙的罪恶的）。之后的那些年里又穿插着诸如婚礼、受洗和葬礼之类的活动，或喜或悲。但我从没有走进过一家这样的教堂，挤得只能站着，喜悦之情洋溢在教堂的每一寸空气里。我忍不住想，如果每一次礼拜后都有一顿丰盛的午餐供应，法国教堂百分之十的出席率一定可以大大改善。

几天以后碰到法里古乐先生的时候，他对我的里什朗什之行做了最终的评价。他显然对我的宗教信仰很是好奇，下定决心要知道我到底去了哪一家教堂，以及为什么我会在和他进行了他所谓的“奇妙的对话”后选择去了那家教堂。

“哎，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选择。只不过机缘凑巧，正好到了该去这家教堂的时间。”我说。

“啊哈！就是说你感到了上帝的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太棒了。”

“肯定是这样的。”

法里古乐虽然这么说了，可他还是疑惑地看着我。我估摸着他肯定在想，是不是先前错看了我。

“太棒了。”他重复了一遍。

我其实可以就此打住，这样我的名声就可以添上一道急需补充的光环。但我没有坚持住。法里古乐的提问越来越执着，最终，我很不情愿地坦白了一切。

可能这样很失败，但法里古乐从中得到的满足使这个失败变得完全值得。他高兴坏了，立刻神气活现起来，就像政客到了电视镜头前，自信过了头。这证明了他一直就是对的。带着一个人在最糟糕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之后那种既满足又愤恨的情绪，他点点头，为我做了盖棺定论性的评价：“原来如此。为了口腹之欲。我应该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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