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洛托夫卡是个小小的村庄，从前曾属于一个女地主，她因为生性大胆泼辣，附近的人都称她为泼妇（她的真名倒没有人知道了），如今它归一个彼得堡来的德国人所有。这个村庄建在一座光秃山丘的斜坡上，一道可怕的冲沟把这座山丘从上到下切成两半，冲沟不断崩塌、被雨水冲刷，裂开深不见底的大口，沿街道的正中蜿蜒伸展，比河流更加彻底地把这个贫穷的小村庄分成两半（如果是一条河，至少可以架桥）。几棵瘦弱的爆竹柳岌岌可危地倒悬在冲沟沙质的两壁；在干涸的黄铜色沟底上堆积着许多巨大的黏土质石块。这情景之凄凉自不必说了，可是周围的居民却熟知通往科洛托夫卡村的路径：他们常常喜欢到那里去。
在冲沟的上端，离狭小的裂缝顶部几步路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远离其他的房屋。小木屋上盖着干草，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仿佛锐利的眼睛朝冲沟开着，冬天的晚上，屋里的灯光透出窗外，在朦胧的寒雾中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它仿佛一颗指路的星星给不止一个过路的农民指明方向。屋子的门楣上钉着一块浅蓝色牌子；这座小木屋是一家酒店，人称“安乐窝”。这家酒店的酒价大概并不比规定的价钱便宜，但比起周围同类的店家来，它的客人却多得多。其原因就在掌柜尼古拉·伊凡内奇身上。
尼古拉·伊凡内奇从前是个身材匀称、头发拳曲、脸色红润的小伙子，现在却长得非常肥胖，成了个头发斑白、面孔虚胖、前额肥厚并且布满线条般皱纹、长着一双调皮、善良小眼睛的汉子，他在科洛托夫卡已居住了二十多年。尼古拉·伊凡内奇和大多数酒店掌柜一样是个机灵麻利的人。他对人并不特别亲热，话语也不多，却天生具有吸引和留住顾客的本领，他们在这位平静的老板虽然锐利却很和蔼可亲的目光下坐在他的柜台前似乎感到很愉快。他有许多清醒的见解，不管是地主的生活习惯，还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习惯他都很熟悉；在人们遇到窘迫的事情时，他往往能提出很不错的忠告，但他是个小心谨慎、明哲保身的人，他宁愿远离是非之地，最多只是用一些隐隐约约、似乎无意中说出的暗示来引导他的顾客——而且只限于他所喜欢的顾客——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处理。他对于俄罗斯人重视和感兴趣的事都很内行，例如马匹、牲口、树林、砖头、器皿、布匹和皮革、歌曲和舞蹈等。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总是像只麻袋似的坐在门前的地上，盘起两条细长的腿，和所有的过路人亲切地说上几句话。他一生见多识广，他比几十个到他这儿来买“烧酒”的小贵族都活得长，他知道方圆百里内发生的一切事情，但从来不与人谈起，也不露出连明察秋毫的警察局长都不曾怀疑过的事他都知道的样子。他一直很少说话，逢人只是笑笑，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尊敬他：县里官阶最高的地主，特任文官谢列彼坚科每次经过他的小屋时都放下架子和他打招呼。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一个熟人的马，他让盗马贼把马还给人家；邻村的农民反对地主家新委任的管家，他去加以说服，这类事情举不胜举。不过，不要以为他这么做是出于好打抱不平，是出于对亲近的人的热心——不！他只不过是竭力预防可能破坏他的宁静的事故发生。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个有家室的人，他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他的妻子是个伶俐的小市民，鼻子尖尖的，眼睛很灵活，近来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有点发福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她办理，连钱财都归她管。那些爱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这些人：他们好处不多，麻烦不少；那些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人比较称她的心。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还小。最初生的几个都夭折了，留下的几个都长得像双亲一样：看着这些健康孩子的聪明小脸蛋是多么开心！
在七月里热得令人难受的一天，我带着狗顺着科洛托夫卡冲沟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到“安乐窝”酒店去。烈日当空，在那里大显威风；燠热丝毫不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灰土。羽毛发亮的白嘴鸦和乌鸦大张着嘴，可怜巴巴地望着行人，仿佛在祈求他们的同情；只有麻雀并不感到难受，它们竖起羽毛，比以前更起劲地叽叽喳喳叫着，在栅栏上打架，一起从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飞起，像一片乌云从绿油油的大麻地上空飞过。我渴得难受。附近没有水：科洛托夫卡村就像许多别的草原上的村庄一样，农民由于没有泉水和水井，都喝池塘里的浑水……但谁又能把这种令人作呕的泥浆称为水呢？我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克瓦斯。
说实话，不管在哪个季节科洛托夫卡村都没有宜人的景色。但是特别使人郁悒的是这样的季节：七月耀眼的太阳用它那无情的光芒炙烤着房屋半塌的褐色屋顶，炙烤着这道深深的冲沟，炙烤着这片烧焦的、尘土飞扬的牧场——一些骨瘦如柴的长脚母鸡在那里绝望地走来走去，炙烤着灰色的杨木屋架——那是昔日一座地主邸宅的遗迹，屋子已不见窗户，只留下几个窟窿，周围长满了荨麻、杂草和艾蒿，炙烤着漂满鹅毛、仿佛烧焦了的发黑的池塘、它周围晒得半干的泥泞和向一旁坍塌的堤坝，在堤坎旁边踩成尘土的地上，一群绵羊正热得勉强喘着气，打着喷嚏，可怜地挤成一堆，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尽量低着头，仿佛在等待这难以忍受的酷热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我拖着疲乏的步子走近尼古拉·伊凡内奇的住处，照例引起孩子们的惊奇，他们紧张地、毫无意义地注视着我，我的到来也引起那些看家狗的愤怒，它们吠叫得极其凶猛，声嘶力竭，仿佛整个内脏都要炸裂似的，后来它们自己也不断咳嗽，喘不过气来——这时酒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没戴帽子，穿一件粗毛呢大衣，腰部低低地束着一条浅蓝色腰带。看样子他是个家仆，浓密的灰白头发乱糟糟地竖在他那干瘦、满是皱纹的脸部上方。他在叫唤一个人，急剧地挥动着双手，显然，挥动得比自己所希望的急剧得多。可见他已经喝醉了。
“来呀，来呀！”他嘟嘟嚷嚷地叫着，竭力抬起那双浓眉，“来呀，眨巴眼，来呀！你啊，这个老兄，怎么慢慢吞吞的，真是。这可不好，老兄。这儿在等你，可你却这样慢慢吞吞的……快来呀。”
“噢，来了，来了，”响起一个颤抖的声音，接着从小木屋右边走出一个矮胖的瘸子。他穿着一件相当干净的厚呢长外衣，只套着一只袖子；高高的尖顶帽一直扣到眉毛上，这使他那滚圆虚胖的脸显出一种狡黠、嘲讽的意味。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滴滴溜溜地转动着，薄薄的嘴唇上总挂着拘谨、紧张的微笑，鼻子尖而长，像船舵一样不知难为情地向前伸着。“来了，亲爱的，”他继续说着，一瘸一拐地朝酒店走去，“你叫我干吗？……谁在等我？”
“我叫你干吗？”穿粗毛呢大衣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个人真怪，眨巴眼，老兄，叫你到酒店来，你还问‘干吗’，所有的人都在等你：‘土耳其人’雅什卡，‘野老爷’，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小包工。雅什卡和小包工打了赌：赌一瓶啤酒，看谁赢谁输，就是说，看谁唱歌唱得好……懂吗？”
“雅什卡要唱歌？”外号叫“眨巴眼”的人快活地说，“你没骗我吧，笨蛋？”
“我不骗你，”笨蛋一本正经地回答，“倒是你在瞎嚷嚷。既然打了赌，当然要喝，你这天生的傻瓜，你这个骗子手，眨巴眼！”
“那我们走吧，你这个缺心眼的，”眨巴眼回答。
“那你至少要吻我一下，我的宝贝，”笨蛋张开双臂，喃喃地说。
“瞧你这娘娘腔十足的伊索，”眨巴眼轻蔑地说，用臂肘把他推开，他们两人便弯腰走进低低的门洞。
我听到的这番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已不止一次听说土耳其人雅什卡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歌手，突然有机会听他和别的好手比赛唱歌，我加快步子走进了酒店。
我的读者中有机会看到乡村酒店的人大概不多，但是我们猎人哪儿没有去过啊。这些酒店的设备很简单。它们一般由昏暗的过道屋和一间有烟囱的正房组成，一堵板壁将正房一分为二，板壁后面那一间任何顾客都不能进去。板壁上，一张宽阔的橡木桌子上方开着一个长方形窟窿。酒就在这张桌子或曰柜台上出售。窟窿正对面的架子上并排摆着大小不等的各种原封瓶酒。屋子供顾客使用的前半部有几张长凳，两三个空酒桶，一只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乡村酒店大多很昏暗，因此您几乎永远看不见贴在原木墙上那种色彩鲜艳的民间木版画，而这种版画在农村小木屋中一般是少不了的。
我走进“安乐窝”酒店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尼古拉·伊凡内奇，他的身体几乎堵住了整个窟窿。他身穿一件彩色印花布衬衫，虚胖的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正用他那白白胖胖的手为刚进来的两个朋友眨巴眼和笨蛋斟两杯酒；而在他后面屋角靠窗的地方则可以看见他那眼睛灵活的妻子。房间中间站着土耳其人雅什卡，他约莫二十三岁，瘦削而挺拔，穿着一件浅蓝色土布长衫。他看样子像个豪爽的工厂小伙子，身体似乎不能说很好。他双颊凹陷，灰色的大眼睛显得心神不定，鼻梁笔直，细小的鼻孔不断翕动着，前额白皙倾斜，淡黄色鬈发往后梳着，嘴唇虽然很厚却又漂亮又富有表情——他的整个脸庞都说明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心情非常激动：眼睛不断眨巴，呼吸急促，双手发抖，像在发热病——他也确实在发热病，就是面对听众即将说话或唱歌的人都很熟悉的那种心慌意乱、突然发作的热病。他身旁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肩膀宽阔，颧骨很高，额头很低，长着一双鞑靼人的细眼睛，鼻子短而扁平，下巴成方形，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硬得像鬃毛。他那黝黑中带点铅灰色的面孔，尤其是那苍白的嘴唇所显现出来的表情，要不是它显得那么平静忧郁，那几乎可以说是凶恶的。他几乎一动不动，只是像轭下的公牛一样慢慢转动着眼睛看着周围的景物。他穿着一件钉有光滑的铜纽扣的破旧常礼服，一条旧的黑绸围巾裹住他那粗大的脖子。大家叫他“野老爷”。他对面圣像下的长凳上坐着雅什卡的对手——日兹德拉来的小包工：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矮壮汉子，脸上有麻点，头发拳曲，长着一个蒜头鼻子，褐色的小眼睛很灵活，胡子稀疏。他不时机灵地看看周围的情景，把双手垫在身子下面，穿着镶边漂亮靴子的双腿悠然自得地摇晃着，拍打着地面。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波里斯绒领灰呢新上装，在波里斯绒领子的衬托下，显眼地露出那件紧紧扣住喉咙的红衬衫的领口。在对面的屋角里，门的右边，桌子旁坐着一个庄稼汉，他穿着一件破长袍，肩上破了一个大洞。一束略呈黄色的淡淡的阳光透过两扇小窗积满灰尘的玻璃照射进来，似乎还不能驱散房间里长年的黑暗：房间里的物品都泛出一点光亮，看起来像一块块斑点。因此房间里便很凉快，我一跨过门槛，燠热就像一副重担从我肩上落下了。
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顾客们对于我的到来——这一点我看得出来——起初感到有点惶惑，但是看到他对我像对熟人一样打招呼便安下心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一杯啤酒，便在屋角那穿破长袍的庄稼汉旁边坐下。
“喂，怎么样！”笨蛋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突然高声喊叫起来，两手同时怪模怪样地挥动着，看来，他如果不这样挥动双手，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还等什么呀？该开始就开始吧。怎么？雅沙？……”
“开始吧，开始吧，”尼古拉·伊凡内奇赞同地接口说。
“那我们就开始吧，”小包工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静地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激动地说。
“那么，就开始吧，伙伴们，开始吧，”眨巴眼尖声叫道。
但是，尽管大家都一致表示了愿望，还是没有人开始，小包工甚至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好像还在等待什么。
“开始！”野老爷阴沉着脸果断地说。
雅科夫浑身一震。小包工站起来，把宽腰带往下拉了拉，清了清喉咙。
“谁先唱啊？”他用稍微有点变调的声音问野老爷。野老爷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大大地叉开两条粗腿，两只粗壮的手几乎齐肘部插在灯笼裤的口袋里。
“你，你，小包工，”笨蛋口齿不清地说，“你先唱，老兄。”
野老爷皱着眉头瞪了他一眼。笨蛋轻声嘀咕了一句，不再说下去，抬眼望望天花板，耸耸肩膀，不再作声了。
“抓阄吧，”野老爷一字一顿地说，“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凡内奇弯下腰，喘着气，从地上拿起一瓶酒，放在桌上。
野老爷看了雅科夫一眼，说了声：“来吧！”
雅科夫在自己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一枚铜币，用牙齿咬了一个印子。小包工从长袍的衣裾下掏出一个新的钱包，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往手上倒出许多零钱，拣出一枚新铜币。笨蛋摆好他那顶帽舌已经折断脱落的破帽子，雅科夫把铜币扔进去，小包工也把铜币扔进去。
“你来抓吧，”野老爷对眨巴眼说。
眨巴眼得意地笑了笑，用两只手抓住帽子，摇了起来。
刹那间屋里变得鸦雀无声：铜币互相碰击着，发出轻轻的叮当声。我仔细往四下里看了一下：所有人的脸上都现出紧张等待的神情；野老爷自己也眯缝着眼睛；我的邻座，穿破长袍的庄稼汉甚至好奇地伸着脖子。眨巴眼把手伸进帽子里，抓出了小包工扔的那枚铜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雅科夫的脸涨得通红，小包工用手抹了一下头发。
“我刚才就说过，你先唱，”笨蛋高声说，“我刚才就说过。”
“好了，好了，别大呼小叫了！”野老爷轻蔑地说，“开始吧，”他朝小包工抬抬下巴，继续说。
“我唱哪一支歌呢？”小包工好不激动，问道。
“随便你唱哪一支，”眨巴眼回答，“你想起哪一支歌就唱哪一支。”
“当然随便你唱哪一支，”尼古拉·伊凡内奇慢慢地把双手抄在胸前，补充说，“这一点不指定你。随便你唱什么，不过要好好唱；我们随后会凭良心评判的。”
“当然，要凭良心，”笨蛋附和着，用舌头舔了舔空酒杯的杯口。
“弟兄们，让我稍微清清喉咙，”小包工用手指摸摸长袍的衣领，说。
“好了，好了，别拖拖拉拉的，开始吧！”野老爷断然说，然后低下头。
小包工想了一会儿，摇一下头，向前跨了一步。雅科夫紧紧盯着他……
但是在我开始描述这场比赛之前，我认为稍微介绍一下我的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并不是多余的。我在“安乐窝”酒店里邂逅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几个人的生活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我是后来才打听到的。
我们就从笨蛋说起吧。此人的真名叫叶夫格拉弗·伊凡诺夫，但是附近一带的人都叫他“笨蛋”，他自己也用这个绰号戏称自己，因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真是恰到好处。的确，对于他那副毫不起眼又总是惊慌失措的尊容来说，这个绰号是再适合不过了。他是一个放荡的单身家仆，他的主人早就不管他了，他没有任何职务，没有一个子儿工钱，可是他有办法每天用别人的钱大吃大喝。他有许多熟人，他们花钱让他喝酒饮茶，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他不仅不能给人们增加乐趣，相反，还以他那无聊的饶舌、不可忍受的纠缠、剧烈的动作和不断的假笑使大家感到讨厌。他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生来就不会说一句聪明的话，连一句有用的话也没有说过。他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信口扯谎——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然而在方圆四十俄里之内却没有一次酒宴看不见他那细高个儿的身影在客人中间转来转去——人们对他的出现都习以为常，并且把他当做一种逃不脱的灾难予以容忍。不错，人们都很看不起他，但是能够制止他那不时发作的胡闹的只有野老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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