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利戈夫去吧，”有一次读者已经熟悉的叶尔莫莱对我说，“我们可以在那儿打到许多鸭子。”
虽然野鸭对真正的猎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是在暂时没有别的野禽的时候（这是九月初，山鹬还没有飞来，而在田野里追猎鹌鹑我又没有兴趣），我便听从了我的猎人的建议，出发到利戈夫去了。
利戈夫是一个草原上的大村落，村里有一座很古老的单圆顶石砌教堂和两座筑在泥沼地罗索塔河上的磨坊。这条小河在离利戈夫五俄里的地方变成一片宽阔的湖荡，四周和中央的一些地方长着茂密的芦苇，奥廖尔人把这种湖荡叫做“迈耶尔”。在这片湖荡里芦苇丛中间的小水湾或僻静的地方，生长和栖息着无数不同种类的野鸭：绿头鸭、变种绿头鸭、针尾鸭、小水鸭、潜鸭等等。小群的野鸭不时在水面上飞来飞去，一听到枪声，野鸭便像乌云般铺天盖地飞向天空，使得猎人不由得抓住帽子，长叫一声：哟！我和叶尔莫莱本想顺着湖荡边沿往前走，但是，第一，野鸭是一种很胆小的野禽，不在岸边栖息；第二，即使有掉队和没有经验的小水鸭中了我们的枪，丧了命，我们的狗也无法到这一大片迈耶尔里去把它叼回来：尽管它们具有极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它们既不会游水，又不能涉水，只有白白让芦苇锋利的叶边割破它们宝贵的鼻子。
“不行，”叶尔莫莱终于说，“这样打不行：得弄一条小船……我们还是回利戈夫去吧。”
我们往回走，没等我们走出几步，就有一条很难看的猎狗从浓密的爆竹柳丛后面迎面向我们跑来，它后面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穿着一件相当破旧的蓝色上衣和淡黄色背心，肥大的灰白色裤子随随便便地塞在满是破洞的靴筒里，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肩上挎着一支单筒猎枪。我们的狗以平常它们的族类所特有的中国礼仪同它们的新朋友互相嗅嗅，那新朋友显然感到害怕，夹着尾巴，倒挂耳朵，挺直四腿，龇牙咧嘴，迅速原地团团转起来。这时那陌生人走到我们跟前，毕恭毕敬地向我们鞠了一躬。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岁光景。他那长长的淡褐色头发涂足了克瓦斯，头发一绺绺纹丝不动地直竖着，一双不很大的褐色眼睛亲切地眨动，整个脸部仿佛牙痛似的扎着一条黑手帕，露出甜甜的微笑。
“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他用一种逢迎的柔和声调说，“我是本地的猎人弗拉基米尔……获悉您莅临，并且知道您将到我们的湖荡来，要是您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猎人弗拉基米尔说起话来和扮演初恋情人角色的外省年轻演员一模一样。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还没有走到利戈夫，我就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个获得自由的家仆，少年时代学过音乐，后来做了主人的侍仆，有了些文化，据我观察，他胡乱读过一些闲书，眼下，他像许多生活在俄罗斯的人一样，一贫如洗，没有固定职业，常常挨饿。他用词非常优雅，显然有意炫耀自己的风度；想必他也是一个极喜欢追逐女性的人，而且多半获得成功，因为俄罗斯姑娘喜欢听花言巧语。此外，我从他的言谈中还发现，他有时到邻近的地主家去，进城去做客，会打朴烈费兰斯牌，和京城的一些人也有交往。他的微笑很巧妙，笑容变化多端，尤其是在他谛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嘴唇上浮现的那种谦恭、适度的笑容最符合他的身份。他会全神贯注地倾听您的讲话，他会对您的话表示完全赞同，但他决不会失去自尊，似乎想让您知道，一有机会，他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叶尔莫莱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更是不善言辞，对他已经用“你”来称呼了。弗拉基米尔却客气地用“您”称呼他，他那嘲讽的意味是很值得玩味的。
“您为什么要扎一块手帕呢？”我问他。“是牙疼吗？”
“不是，老爷，”他回答，“这是粗心大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好人，老爷，但他压根儿不是个猎人，这也是很平常的事，老爷。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猎吧：我很想知道，这种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想拒绝这位伙伴，就给他弄来一条枪，带他去打猎了，老爷。我们打了一会儿猎，便想休息一下，老爷。我在一棵树旁坐下，他坐在对面，摆弄起枪来，老爷，而且把枪口对着我。我叫他赶快把枪放下，可是他没有经验，不听我的话，老爷。结果，枪砰的一声响了，我的下巴和右手的食指就这样给打掉了。”
我们走到利戈夫。弗拉基米尔和叶尔莫莱两人都断定，没有小船是无法打猎的。
“苏乔克有一条平底小木船，”弗拉基米尔说，“只是我不知道他把小船藏在哪儿。得去找他问问。”
“去找谁？”我问。
“这儿有个人，人家都叫他苏乔克。”
弗拉基米尔带着叶尔莫莱找苏乔克去了。我对他们说，我在教堂那边等他们。我在墓地上随便看看那些坟墓，看到一块发黑的长方形墓饰，上面刻着铭文，一面用法文刻着：“这里安葬着泰奥菲尔·亨利·布朗吉伯爵。”第二面刻的是：“此墓碑下安葬着法国臣民布朗吉伯爵之遗骸；生于一七三七年，卒于一七九九年，终年六十二岁”；第三面刻着：“愿他的遗骨得到安息”；第四面刻着一首诗：
在此墓碑下安葬着一个法侨，
他出身名门望族，风华正茂。
他为夫人与全家的蒙难而悲痛，
抛下被暴君蹂躏的祖国而远行；
他来到这平安的彼岸俄罗斯国土，
在垂暮之年得到热情的庇护；
在这里他教育子女，侍奉双亲，
愿至尊的上帝保佑他在此安寝。
叶尔莫莱、弗拉基米尔和一个绰号很古怪的人苏乔克的来到，打断了我的沉思。
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赤着双足的苏乔克看样子是个旧时的家仆，年约六十岁。
“你有小船吗？”我问。
“有一条小船，”他用沙哑、颤抖的声音回答，“不过破得很厉害。”
“破得怎样？”
“接缝裂开了，木橛子都从洞里掉出来了。”
“没关系！”叶尔莫莱接着说。“用麻屑塞住就行。”
“自然，可以，”苏乔克肯定地说。
“你是做什么的？”
“给地主家打鱼的。”
“你既然是打鱼的，船怎么坏成这样？”
“我们这条河里没有鱼啊。”
“鱼不喜欢沼泽上的水皮，”我的猎人一本正经地说。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说，“你去弄些麻屑来，把船修好，不过要快点。”
叶尔莫莱走了。
“我们也许会沉到水底去吧？”我对弗拉基米尔说。
“上帝会保佑的，”他回答，“不管怎么说，可以想象，这湖荡是不深的。”
“是的，这湖荡是不深的，”苏乔克说，他说话的时候模样很古怪，好像没睡醒似的，“水底尽是水藻和水草，整个湖荡都长着水草，不过也有深坑。”
“可是，如果水草长得太密，”弗拉基米尔说，“船就没法子划了。”
“乘平底船有谁是用桨划的？应该用篙子撑。我跟你们一起走吧，我那儿有篙子，要不然用铲子也行。”
“铲子不好使，有些地方够不到底，”弗拉基米尔说。
“说得对，不好使。”
我坐在墓地上等着叶尔莫莱。弗拉基米尔出于礼貌稍稍走到一旁去，也坐了下来。苏乔克仍旧站在老地方，垂着头，照他的老习惯背着手。
“请问，”我开口说，“你在这儿当渔夫很久了吗？”
“有六年多了，”他浑身一震，回答说。
“以前是做什么的？”
“以前赶车。”
“后来是谁不让你赶车的？”
“新的太太。”
“哪一个太太？”
“就是买我们的那个。您不认识的：阿莲娜·季莫菲夫娜……胖胖的，年纪不轻了。”
“她为什么要叫你去打鱼呢？”
“上帝才知道。她从坦波夫自己的领地来到我们这儿，吩咐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起来，她出来见我们。起初我们吻她的手，她无所谓，并不生气……后来她轮流盘问我们：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轮到问我的时候，她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马车夫。’‘马车夫，嘿，你算什么马车夫，瞧瞧你自己：你哪像个马车夫？你不配当马车夫，你就给我去打鱼吧，把胡子剃掉。每一次我来这儿的时候，就给主人送鱼来，听见了吗？……’打那个时候起，我就算是打鱼的了。‘还有，那个湖荡给我管管好……’我怎么管得好？”
“以前你们是谁家的农民？”
“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家的。他是继承来的。他拥有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一共只有六年。我就是给他当马车夫的……不过不是在城里——城里他另有马车夫，而是在乡下。”
“你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当马车夫吗？”
“怎么会一直当马车夫！当马车夫是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手下的时候，以前我是个厨子，不过也不是城里的厨子，也是乡下的。”
“你在谁家当厨子？”
“在以前的主人家，在阿法纳西·涅费迪奇家，就是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家。是他买下了利戈夫，就是阿法纳西·涅费迪奇买下了，而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继承了这份产业。”
“向谁买的？”
“向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买的。”
“哪一个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
“就是前年死去的那个，在博尔霍夫乡下……哦，不，是在卡拉切夫乡下，还是个老姑娘呢……没有嫁过人。您不认识她吗？我们是从她父亲瓦西里·谢苗内奇手里传给她的。我们在她手下时间可长啦……有二十来年了。”
“这么说，你在她手下就是当厨子啰？”
“最初确实是当厨子，后来当了司茗。”
“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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