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别了十七岁、十八岁，眼看就满十九岁了。我仍然在伊森斯工作，仍然在为菲奴肯太太写恐吓信。她说她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想到将来为她的灵魂做的弥撒越多，她就感到越舒服。她把钱装进一些信封，然后派我去城里各地的教堂，敲开神父们的门，一一递上这些信封，要求他们为她做弥撒。她想让所有教堂的神父都为她祷告，就是耶稣会教堂的神父不行。她说：他们没有用，光有脑袋，没有心灵，他们应该用拉丁语把这句话写在门上。我不会给他们一个便士，你给耶稣会的每一个便士，最后都跑到一本荒唐的书或一瓶葡萄酒那里去了。

她把钱送出去，希望神父们在弥撒上为她祷告，但是她从来都不晓得人家会不会照办。既然如此，在我正需要钱去美国的时候，又何苦把这些钱全交给神父呢？要是我给自己留下几镑，存进邮局的账户里，谁会知道呢？反正我是一个罪人，又好久没忏悔啦。在菲奴肯太太死后，要是我为她祷告，为她的灵魂点上一支蜡烛，上帝难道会拒绝吗？

还有一个月，我就满十九岁了，我所需要的，就是为路费再添上几镑，再在口袋里留上几镑，好在美国落脚用。

在我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星期五晚上，菲奴肯太太派我去买雪利酒。等我返回时，她已经死在椅子里，眼睛大张着，钱包也在地上大张着。我不敢看她，但我忍不住拿了一卷钱，有七镑。我拿起楼上那个箱子的钥匙，从箱子里的一百镑里拿走了四十镑，还带走了账本。这些和邮局里的存款加起来，足够我去美国了。我拿上那瓶雪利酒走了出去，免得浪费。

我在香农河边的码头附近找了个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呷着菲奴肯太太的雪利酒。阿吉姨妈的名字也在账本里，她欠了九镑，这可能是她很久以前给我买衣服的那笔钱吧，但是现在，她再也不必还了，因为我把账本抛进了河里。我很遗憾，不能告诉阿吉姨妈是我替她省下那九镑的。我很抱歉，我曾给那些住在利默里克巷子里的穷人写过恐吓信，那都是自己人。不过账本已经不在了，没人知道她们欠下的账了，她们不必再还剩下的钱了。我真希望能对她们说：我是你们的罗宾汉。

我又呷了一口雪利酒，决定拿出一两镑，为菲奴肯太太的灵魂做一次弥撒。她的账本安详地在香农河上漂流着，漂向大西洋，我知道，不久之后，我也将追随它而去。

奥瑞丹旅行社的人说，不可能坐飞机去美国，除非我先去伦敦，但这要花一大笔钱。不过他可以把我送上一艘名为“爱尔兰橡树”的轮船，这艘船几个星期后就从科克起航。他说：要在海上航行整整九天，不过九十月份正是一年中最适合航行的时间。共有十三位旅客，你自己一个舱室，伙食不错，你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不过这要花费五十五镑，你有这笔钱吗？

我有。

我告诉妈妈几个星期后我就要走了，她哭了。迈克尔问：有一天我们都会去吗？

我们都会去。

阿非问：你能送给我一顶牛仔帽，和那种扔出去又能回来的东西吗？

迈克尔告诉他，那叫回飞镖，只有去澳大利亚才能弄到那种东西，在美国是弄不到的。

阿非说在美国能弄到，是的，能弄到。他们为美国、澳大利亚和回飞镖争执起来，直到妈妈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恁们的哥哥就要离开我们了，可恁们却在这里为回飞镖打嘴仗，恁们能消停一会儿吗？

妈妈说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得搞个聚会。过去，有人去美国时，他们常搞这样的聚会。他们把这样的聚会叫作“美国守灵夜”，因为美国那么遥远，家人根本不指望此生能再见到离去的人。她说小马拉奇不能从英国赶回来，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有上帝和圣母的保佑，我们早晚会在美国团聚的。

不再去上班的那些日子，我在利默里克走了走，看了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风车街、哈特斯汤吉街、罗登巷、小哈灵顿街——它其实是一条巷子。我站在那里看着特丽莎·卡莫迪家的房子，直到她母亲出来问：你想干什么？我去圣帕特里克墓地，在奥里弗和尤金的坟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来到对面的圣劳伦斯公墓，那里是埋葬特丽莎的地方。不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这些死去的人的声音，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随我远渡大西洋。

我想把利默里克的景象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坐在圣约瑟教堂和至圣救主会教堂里，提醒自己好好看一眼，可能今后再也看不到这些了。我来到亨利街向圣弗兰西斯告别，虽然我相信在美国也能和他说话。

现在这几天，我又不想去美国了，我很想去奥瑞丹旅行社，把我的五十五镑要回来。我可以等到二十一岁，和小马拉奇一起去美国，这样在纽约我就不会孤身一人了。我有些奇怪的感觉，同妈妈和弟弟们一起坐在炉边的时候，有时我感觉泪水在涌动，这种脆弱让我很难为情。起初，妈妈还在笑，对我说：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但当迈克尔说：我们都要去美国喽，爸爸也要到那儿喽，小马拉奇也要到那儿喽，我们都要到那儿团聚喽！她也开始流泪了。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像泪流不止的受气包。

妈妈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搞聚会，但搞这样的聚会，真是让人感伤，眼看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小马拉奇去了英国，弗兰克又要去美国。她从照看斯里尼先生的薪水里省下几个先令，买了面包、火腿、猪肉冻、奶酪、柠檬水和几瓶黑啤酒。帕·基廷姨父也带来了黑啤酒、威士忌和一点阿吉姨妈喜欢的雪利酒。阿吉姨妈带来一块自己烤的蛋糕，上面嵌着葡萄干。修道院长拿来六瓶黑啤酒，他说：好吧，弗兰基，我只要有一两瓶喝着唱歌就行，剩下的恁就只管喝吧。

他唱起“拉什恩之路”。他握着酒瓶，闭着眼睛，歌声犹如一阵高声的哀号。歌词毫无意义，但泪水却从他那紧闭的双眼不断渗出，让人百思不解。阿非在耳旁问我：这歌什么意思也没有，怎么会让他哭出来呢？

我也不知道。

修道院长唱完歌，睁开眼睛，擦着脸颊告诉我们，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讲的是一个爱尔兰男孩去了美国，中了匪帮的子弹，神父还来不及赶到，他就死了。他告诉我，要是神父不在你跟前的话，千万不要中子弹。

帕姨父说，这是他听过的最悲伤的歌曲，我们是不是可以唱些活跃气氛的。他鼓动妈妈唱，她却推托：啊，不，帕，我没力气。

来吧，安琪拉，来吧。来一首，一首，就只唱一首。

好吧，那我试试。

我们都随着她那伤感的歌声，一同唱起来：

母爱是一种赐福，无论你浪迹何方，趁她健在好好珍惜，不然将是思念的惆怅。

帕姨父说真是一首不如一首，我们完全把今夜变成守灵夜了，应该有人唱首歌，活跃气氛，要不就只能伤心地喝闷酒了。

啊，上帝，阿吉姨妈说，我忘了，这个时候外面有月食。

我们都站到巷子里，望着月亮渐渐消失在一团黑影后面。帕姨父说：你到美国去，这是一个好兆头，弗兰基。

不，阿吉姨妈说，这是个坏兆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发生月食，就表示世界末日要到了。

哼，世界末日个屁，帕姨父说，这是弗兰基·迈考特的开始。几年后，他会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回来，跟任何一个美国佬一样胖乎乎的，胳膊上还挎着一个牙齿洁白的漂亮妞儿。

妈妈道：啊，不，帕，啊，不。他们把她扶到屋里，给她灌了一口来自西班牙的雪利酒，让她镇定下来。

“爱尔兰橡树”从科克起航的时候，天色已晚，它经过金赛尔和克利尔海角，到达米岑海岬时，天已经黑了，灯光开始闪烁。这是我最后一眼看爱尔兰了，天晓得我得多久之后才能重返故土？

当然，我本该留下来，参加邮局的考试，一步步向上爬的。那样我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供迈克尔和阿非吃饱穿暖去上学，我们可以从巷子里搬出来，到街上甚至更气派的街区找一幢有花园的房子住下来。我是应该参加考试的，那样妈妈就再也不必去给斯里尼先生或别的什么人倒便盆了。

但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上路，爱尔兰在夜色中远去了。真是够蠢的，我站在甲板上，却频频回首，想着我的家人和利默里克，想着身在英国的小马拉奇和父亲。更愚蠢的是，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的那首歌，以及妈妈喘着气和躺在床上干咳的克劳海西先生一起唱的那首“啊，凯里舞会的那些日子”，也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此刻，我真想回到爱尔兰，至少我还有妈妈和弟弟们，有阿吉姨妈，虽然她对我并不算好，有帕姨父，是他请我喝了人生的第一杯啤酒。我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一位神父正站在旁边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我。

他是个利默里克人，但在洛杉矶待过几年，说话带有美国口音。他知道离开爱尔兰是种什么心情，他经历过，而且永远难忘。当你住在洛杉矶，每天进进出出都有阳光和棕榈树相伴时，你却偏偏想问上帝，能不能给你一天利默里克那种细雨蒙蒙的日子。

这位神父挨着我坐在大副的桌子边，大副告诉我们航船的目的地改了，不是开往纽约，而是开往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