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她是在古朴典雅、富饶悠闲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她具有很多受这种环境熏陶而产生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她又有可笑的幼稚和无知。

例如，难一些的汉字她就不认识，数学、自然的知识极其贫乏，当然对于文学，她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了。

举个可笑的例子，当我对她说自己是写小说的作家时，她竟一本正经地问：“你是丹羽文雄先生吧？”

她的问话令我啼笑皆非，可她却说出了更加离奇的事来：“以前，川端康成先生曾来电话，约我去他下榻的宾馆见面呢。”据她解说，以前她当舞伎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叫康成，问他姓什么，回答说姓川端，这才知道是川端康成先生让她去宾馆。她还真向领班请假去见了那位川端康成先生。她还说见面后，那位川端康成先生一个劲儿地赞赏她长得美丽，足有半个小时，看着她怔怔地发呆。

很显然，她说的那位川端康成，绝对不会是众所周知的大文豪川端康成先生。

不过，能说出这种美妙的张冠李戴的事情来，也是她的魅力以及祇园这条街所具有的独特风采的所在了。

对我来说，要写京都题材的小说，首要的难题便是京都方言。

故事情节，人物风貌，可以实地体验生活，但这方言却是靠书本或体验生活所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这京都方言，特别是祇园方言，要掌握它只有多去祇园，再具体地说，是泡在祇园的御茶屋、酒吧里，与那些舞伎、艺伎厮混，沉湎在她们中间。

可要做到这一点，是要花很多钱的。

首先是晚餐，每次都去料亭那是十分昂贵的，于是我就想办法去便宜的餐馆，饭后九十点钟光景便去御茶屋泡着，等那些料亭里陪酒的艺伎或舞伎回来，再叫她们，这样花钱少，那些姑娘由于有额外的收入也十分乐意。

说这些，我的意思是玩也必须动脑筋，不能傻乎乎地花大钱。

当然，要去各种料亭或酒吧御茶屋玩，必须要有人介绍，这种时候，她就是我最好的介绍人。

她家是从明治时代就一直经营御茶屋的，她奶奶更是当地有名的舞伎。所以有这么一位老字号御茶屋小姐的介绍，不管跑到哪家店里都是十分受人欢迎的。当然，纯粹比年代悠久，比她家还要历史悠久的御茶屋也是有的，例如，曾有一位她当舞伎时的好友，说她自己家经营的御茶屋是从安政时代开始的，与从明治时代兴旺起来的祇园街的御茶屋相比，那么她家的御茶屋该算是更加老的老字号了。但是，祇园的御茶屋除了历史悠久，还有着别处无法比拟的风韵。从这一点说来，别的地区的御茶屋不管是在安政时代，还是在别的什么时代，都不能与祇园的御茶屋同日而语。

我当时就是这么在祇园街厮混的，为了能听懂京都方言，能用京都方言写小说，我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写京都题材的小说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书名叫《飙风》。这书里的主人公是医院放射科的医师，讲得几乎全是普通话，也许我不该为自己辩护，我当时没有用京都方言写作的信心，才塑造了这么一个使用普通话的主人公。

我的作品明显地用上京都方言是在那之后两年写的《正午的原野》。那书里的主人公是京都一家老字号商店的小姐，但还不是娱乐圈里的人，所以还没有使用祇园的语言。

从那又过了五年，我写了《化妆》，主人公是祇园土生土长的三姐妹，这三姐妹用的便全是地道的祇园话了。

当然，我当时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写好的稿子，总是要请她给校看一遍。

所以说，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那些京都作品，或者说，即使写出来，也不会具有那样的艺术魅力。

再扩大些范围，当时经常来陪我的那些舞伎、艺伎，以及餐馆、茶坊的老板娘、服务员，这些人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应该说，一部作品便是这作者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事物的集大成。

现在，当我重读自己的小说《化妆》时，更能感受到她存在的重要性。同时脑海里又浮出当时那些年轻漂亮的祇园姑娘们的倩影和笑容，一种亲切无比的感受在胸中荡漾，这更能使我感到与她们所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是多么可贵、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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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园，京都最热闹的娱乐街。

祇园舞伎是经过十分严格挑选、训练的日本古典舞蹈艺人。

御茶屋是京都一种特有的培养舞伎、艺伎的场所。同时它又具有向各高级饭馆、酒楼派遣舞伎、艺伎的功能，有点像旧社会上海的长山堂子，派出的舞伎、艺伎名义上是卖艺不卖身的。

艺伎是比舞伎更高一级的艺人。

日本最高级的日式餐馆称为料亭。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有《丹羽文雄文集》28卷传世。

安政时代：1854年11月27日至1860年3月18日。

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版时译名为《残阳》。

作者“渡边淳一”的其他小说

《男人这东西》《孤舟》《樱花树下》《如此之爱》《泪壶》《不分手的理由》《红花》《天上红莲》《众神的晚霞》《白色猎人》《浮岛》《瞬间》《女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