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病好了，再也不昏迷了……你还喜欢我吗？”

干吗还要寻找被封在小盒子般的发烧头脑里的已经死亡的幸福之光和鬼火呢！忘了她吧……尽管我渴望这样，但是这恰恰是我难以做到的。

后来，在客厅里，我找到了通过路易斯·玛丽亚来把我同她隔开的办法，那就是让他待在玛丽亚·艾尔维斯和我之间；这样我就可以在同路易斯·玛丽亚交谈时，假装把目光投向他身后而能够无所顾忌地看她。真是异乎寻常，她的身姿，从她头上高高的发髻到她的鞋后跟，都透出一股强烈的欲望，而当她穿过客厅向内室走去时，她的裙子拍打着鞋子的漆皮面，像一张纸一样把我的心灵带走了。

她回来了，面带笑容，几乎擦着我走过去，并勉强冲我笑了笑。而当她走过时，我像个傻子似的还在梦中，梦见她突然停在我身边，不是用一只手，而是用两只手捧着我的两颊：

“好了，现在你看到我就站在这里，你还喜欢我吗？”

唉！我垂头丧气地告辞了，离开时握了一下她那冰冷而可爱的手。

然而，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那就是：玛丽亚·艾尔维拉可能不记得她在那些发烧的日子的感受了；我承认这一点。不过她一定从后来别人的讲述中完全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所以，她对我不可能毫无兴趣。如果说的是着魔(恕我冒昧！)，她爱怎样就怎样。但说的是兴趣，是一个她连续二十个夜晚梦想的人，这就不然了。所以，如果她对我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合情理的。证实这一点，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能为我带来什么遥远的幸福吗？我看，什么也不会。玛丽亚·艾尔维拉正这样提防着我对此所怀的可能的意图；这就是一切。

这样的事情是没有道理的。让我发疯地喜欢她，完全可以。但是要求我去履行一项在脑膜炎患者病历上签署的爱情诺言，见鬼去吧！这是办不到的。

早晨九点钟。这并不是特别正经的就寝时刻，但是今天却是这样。我在罗德里格斯·佩尼亚家跳完舞后去了巴勒莫，然后又去了酒吧。都是独来独往。而现在，我要上床睡了。

但是在睡梦来临之前，我不能不抽完这盒香烟。理由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跟玛丽亚·艾尔维拉跳了舞。跳完舞后，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我眼珠上的这些小点点，”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桌上，她对我说，“还没有消失。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在生病之前是没有的。”

肯定是我们邻桌的那名女客刚刚使她注意到这个细节。因为看上去她的眼睛显得十分明亮。

我刚要进行回答，就感到糟了，但已经晚了……

“不错，”我紧盯着她的眼睛说，“我记得以前是没有的……”

我朝旁边望了望。但是玛丽亚·艾尔维拉笑了起来：

“对呀，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唉！一块倒下的大石板一直压在我胸口上，是什么感觉啊！终于能够谈这件事了！

“我相信是这样，”我回答，“是不是比谁都清楚，我不知道……不过，也对；在你患病的那段时间，我敢说，我比谁都清楚！”

我又打住了话头；我的声调开始降得很低。

“哦，对！”玛丽亚·艾尔维拉微微一笑。然后她显得很眼熟，把目光移开，抬起头看着从我们旁边走过的一对对男女。

过了一会儿，我猜想，对我们所谈的事情，她一定完全忘记了，还有我那种黯然神伤的样子。但是，她没有低下眼睛，仿佛总是对那些像影片一样相继掠过的面孔感兴趣。过了片刻，她又侧身对我说：

“那是在好像你是我的恋人的时候。”

“说得对极了。”我对她说，“好像是你的恋人。”

这时，她认真地看了看我。

“不……”

她不说话了。

“不……什么呀？把话说完呀！”

“为什么？没有意思。”

“没关系，你说吧。”

她笑起来：

“何必呢？总之……你没有想到这并不是好像吗？”

“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指责。”我回答，“当我好像是你的恋人时……我是第一个证明事情的确切性的人。”

“得了吧！……”她喃喃地说。但是疯狂这个魔鬼却在那句嘲讽的“得了吧”后面驱使我提出了一个永远不应该提出的问题。

“请告诉我，玛丽亚·艾尔维拉，”我把身子倾向前，“对那段可笑的经历，你真的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吗？”

她十分严肃地，也可以说是高傲地，同时也是专注地望着我，仿佛在我们准备听那些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听的事情时那样。

“什么经历？”她说。

“就是我在你身边待着时的那段经历啊……”我尽可能清楚地提醒她。

“不记得……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这样吧，你看看我……”

“不，看看你我也记不起来！……”她冲着我大笑一阵。

“不，我说的不是那件事！……不知为什么，你以前曾经久久地望着我……我想对你说的是这件事：难道你不记得你曾对我说过什么……在你发烧的那最后一个晚上，对我说过两三句话，就两三句话吗？……”

玛丽亚·艾尔维拉久久地皱着眉头，然后把眉头抬起来，抬得比自然状态高许多。她注视着我，一面摇着头：

“不，我真的不记得了……”

“唉！”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斜着眼瞧了瞧她，发现她还在看着我。

“什么？”她喃喃地说。

“什么……什么？”我重复道。

“我对你说过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

“是的，你记得……我对你说过什么？”

“不知道，我向你保证……”

“是的，你知道……我对你说过什么？”

“得了！……”我又凑近她，“如果你确实什么也不记得了，那一定是发烧把你烧糊涂了。在你神志不清醒的情况下，我对你说过或没有说过什么，对你还重要吗？”

这些话分量够重的。但是玛丽亚·艾尔维拉不想回答，只是又望了我片刻，然后稍微耸了耸肩，把视线移开了。

“来吧，”她突然对我说，“我想跳这支华尔兹。”

“好极了。”我站起来，“我们跳的那支梦幻华尔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她没有回答。我们向大厅走的时候，她好像在用眼睛搜寻某个经常与之跳华尔兹的舞伴。

“为什么梦幻华尔兹让你这么讨厌呢？”她突然对我说，但她仍然用视线扫视着大厅。

“那是一支谵妄华尔兹……它和这事没有任何关系。”我耸了耸肩。

我以为那个晚上我们不会再谈什么了。但是，尽管玛丽亚·艾尔维拉一句话没说，似乎也没有找到她所找的理想舞伴。但是她停下来，面带不自然的笑容——这种不可避免的勉强笑容恰巧道出了那一整段经历——对我说：

“那么，如果你愿意，你就和你的恋人……”

“……好像的恋人。”我回答。我没有再说一句话，随后伸手挽住她的腰。

又一个月过去了。想想吧，如今母亲、安赫利卡和路易斯·玛丽亚对我来说都充满了富有诗意的神秘感！当然，母亲是玛丽亚·艾尔维拉与之尔汝相称并最亲密地相吻的人。她妹妹见过她脱得一丝不挂。当路易斯·玛丽亚进屋时，她正背朝他坐着，他可以走过去用手抚摸她的下巴。看来，三个人都很幸福，却不善于珍视他们沉浸其中的幸福。

至于我，只是嘴上叼着烟打发日子，就像一个人烧着雏菊喃喃自语：“她爱我吗？她不爱我？”

在佩尼亚家跳过舞后，我多次和她在一起——当然，每个星期三在她家里。

她维持着她的朋友圈子。无论多少次，只要朋友们提议做什么，她总是报之以笑脸，巧妙地跟对方调笑。但是她总能设法不让我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当她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总是这样。但是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却又老是望着别人。

这样做难道合乎情理吗？不，当然不。所以一个月来，我像得了很重的咽喉炎，喉咙像冒烟一般难受。

然而昨天晚上，我却得到了短暂的歇息。那是星期三。阿耶斯塔拉因正和我在一起交谈。玛丽亚·艾尔维拉越过在她周围热衷于调情的人们的肩头，向我们投来一瞥，那一瞥把她那光彩夺目的身姿带进了我们的谈话。于是我们谈起她，并且简单地提到了那段往事。过了一会儿，玛丽亚·艾尔维拉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在谈什么呢？”

“谈论许多事情；首先是你。”医生回答。

“哦，我也觉得是……”她拉过来一把罗马式小扶手椅坐下，把双腿交叉起来，上身向前探着，一只手托着脸。

“你们继续谈，我听着。”

“我在对杜兰讲述，”阿耶斯塔拉因说，“一些类似你患病时发生的情况，情况不多，但是有一些。一位英国作家，我不记得是哪一位了，引证过一个病例，只不过比你的病情幸运一些。”

“比我的还幸运？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患病没有发烧。两个人在梦中相爱。但是在你的情况下，你是唯一在恋爱的人……”

我说过我总觉得阿耶斯塔拉因在谈到我时方式有点委婉吗？如果我没有说过，那么我当时就会有一个闪电般的念头：希望能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不只是用目光。然而，他一定从我的眼睛里多少感觉到了我这个想法，因为他站起来笑着说：

“我走了，你们好好谈谈吧！”

“这个老滑头！”他走远后，我低声说。

“为什么？他对你做了什么？”

“请告诉我，玛丽亚·艾尔维拉，”我叫起来，“他向你求过爱吗？”

“谁？阿耶斯塔拉因吗？”

“对，就是他。”

她先是犹豫不决地看着我，后来又严肃地正眼注视着我。

“不错。”她回答我。

“哼，我早就料到了！……至少他很幸运……”我低声说，感到痛苦极了。

“为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猛地耸了耸肩，望着旁边。她也随着我的目光望去。这样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她追问道，那种漫不经心的、过分的固执劲儿，只有非常乐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女人们才会有。现在和随后的短暂时间里，她一直站着，把一条腿跪在小扶手椅上。她嘴里嚼着一块纸片——我永远不知道那纸片是从哪里来的——她望着我，两道眉毛令人难以察觉地上下轻轻抖动。

“为什么？”我终于回答，“因为他至少很幸运，没有在病床边当可笑的傀儡，并能够正经地讲话，不必看别人的眉毛上下抖动，仿佛听不懂我说的话……现在你明白了吗？”

玛丽亚·艾尔维拉若有所思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嘴里仍然含着那张纸片。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追问道，而我的心房早已发疯似的跳了起来。

她又摇了摇头：

“不，不是真的……”

“玛丽亚·艾尔维拉！”安赫利卡在远处叫她。

大家都知道，兄弟姐妹们的呼唤常常是最不合时宜的。但是从来没有一声这样的叫喊像这次那么不合时宜，就像一盆冰水迎头泼来。

玛丽亚·艾尔维拉吐掉纸片，把跪着的腿放下来。

“我走了。”她笑着对我说，那种笑的样子，当她和别人调情时，我早已熟知。

“等一会儿！”我对她说。

“一会儿也不行！”她回答时，人已经走开了，一面摇着手。

我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了，除了吞下那张湿透的小纸片，或者把嘴埋在她的膝头留下的坑里，或者操起那把小扶手椅往墙上砸去，或者由于愚蠢而让自己立刻朝一面镜子上猛撞。尤其是在非常生自己的气，弄得自己痛苦不堪的时候。这是男人的本能，是羞愧的男人的心理反映！这个头号妖艳的女人的膝盖印还留在那里，她以无与伦比的厚脸皮嘲笑着这一切！

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像个疯子似的爱着她，我不知道——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她是不是真的爱我。此外就是梦了，那么多的梦，和诸如此类的情景：我们挽着胳膊穿过大厅，她一身白衣服，我像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她身边。大厅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都坐着，望着我们走过。但是那是一个舞厅。人们都在议论我们：脑膜炎和它的影子。我醒了，又进入梦乡：这样的舞厅，经常来的都是每天死于某种瘟疫的人。玛丽亚·艾尔维拉穿的白衣服是裹尸布，我还是她身边的一个影子，只是现在头上插着一支体温计。我们永远是：脑膜炎和它的影子。

对诸如此类的梦，我能做什么呢？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去欧洲，去北美，去任何能够忘记她的地方。

留下来干什么呢？重新开始过去那段经历吗？那样就会像个小丑一样独自忍受煎熬。或者每当我们觉得在一起时便重新分开吗？啊，不！结束这一切吧。我不知道这种感情上的分离对我这方面有什么益处(的确，是感情上的！尽管我不愿意这样)；但是留下来是可笑的，愚蠢的，何必再去取悦玛丽亚·艾尔维拉呢？

在此，我本可以再写些和我刚才记述的多少有点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宁愿简单地讲一下最后一天见到玛丽亚·艾尔维拉的情况。

不只是为了坚强，还是为了对自己提出挑战，或者天晓得是为了自杀者的什么徒劳的希望，在我启程远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去和富内斯一家告别。机票在兜里已经搁了十天——由此可见，我对自己是信心不足的。

玛丽亚·艾尔维拉身体不适——喉咙痛或偏头痛，但病状很明显。我去前厅待了一会儿，问候了她。看到我时，她有点惊讶，但她还是来得及多少照了一下镜子。她脸色沮丧，嘴唇苍白，眼睛深陷，眼圈发黑。但是她总是那么漂亮，由于我已失去她，对我来说她就更漂亮了。

我简单地对她说，我要走了，并祝愿她无比幸福。

最初，她不明白我的话。

“你要走？去哪儿？”

“去北美……我刚刚对你说过了！”

“啊！”她喃喃地说，嘴唇明显地抽搐着。但是她随即不安地看了看我。

“你病了？”

“嘻！……我没有病……只是有点不好。”

“唉！”她又低声叹了口气，然后睁大眼睛，透过玻璃望着窗外，仿佛一个人失去了思想似的。

此外，街上正在下雨，前厅里光线暗淡。

她把头转向我。

“你干吗要走啊？”她问我。

“唔，”我微微一笑，“说来话长，太长了！……总之，我要走了。”

玛丽亚·艾尔维拉还在凝视着我。她的神情由忧虑、专注变成了阴郁。我们结束吧，我心里说。我走到她面前，说：

“好了，玛丽亚·艾尔维拉……”

她慢慢地把手伸给我，那只手因头疼而冰凉、潮湿。

“在走之前，”她对我说，“你不愿意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吗？”

她的声调变低了。我的心房剧烈地跳动着。但是像在闪电下一样，我看见她在我面前，就像那天晚上一样，她笑着离去，一面摇着手说：“不，我已经满足了”……啊！不，我也满足了！那一切，已经足够了！

“我要走，”我清楚地告诉她，“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为自己感到痛苦、可笑和羞耻！现在你满意了吧？”

她的手一直在我的手里握着，这时她把手撤回去，慢慢转过身去，从乐谱架上取下乐谱，放在钢琴上，动作缓慢而有分寸。她又看了看我，面带勉强而痛苦的笑容：

“要是我……要求你不走呢？”

“但是，看在神圣的上帝分上！”我叫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些事要把我折磨死了吗？我受够了痛苦，也受够了自己丢人现眼的不幸。我们得到了什么？通过这些事情你又得到了什么？没有！已经够了！你可知道——”我向前走了一步，又说，“在你患病的那最后一个晚上你对我说的话吗？你愿意让我告诉你吗？你愿意吗？”

她一动不动，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

“好的，你说吧……”

“那好！你对我说，在那个该死的晚上，我听到你说，你很清楚地对我说：如果——我——不——昏——迷——了，你——还——喜——欢——我——吗？当时你还处在昏迷状态，这我知道……可是，现在你还想要我做什么？现在让我留在你身边，按照你的好恶让我活活地流血，就是因为我像个白痴一样喜欢你？……这也是一清二楚的，嗯？哼，我肯定地告诉你，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不，这不是生活！”

我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疲惫不堪，觉得说完话后，我的生命就垮掉了。

但是，是必须结束的时候了。我回过身来，发现她在我身边，在她的眼睛里——这一次它们好像闪着幸福的光芒——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闪光、微醉、啜泣和本以为早已死亡的潮湿的幸福的光辉。

“玛丽亚·艾尔维拉！”我想我是在大喊大叫。

“我亲爱的恋人，我钟爱的心肝！”

她默默地流着痛苦结束后的泪水，终于疲惫地、无保留地、幸福地把她的头舒服地靠在我的胸口上。

没有什么可讲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切更简单的呢？我遭受过痛苦，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也哭过，痛苦地呼号过；我应该相信这一切，因此我才把它写了下来。但是这一切已经非常久远了！而且还要久远，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个故事中最有趣的内容——她就在这里，在我身边，正在用铅笔杆支着脑袋阅读我写的东西。很显然，对于我的不少看法，她是有异议的；但是，为了尊重我们不怕人痴笑而专心致志写的这部文学作品，她作为一个好妻子表示容忍。另一方面，她和我都认为，这个分阶段构建的故事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它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所发生的、我们感觉和忍受的一切。这部出自一位工程师之手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

这时，玛丽亚·艾尔维拉打断我说，最后一行写得不对：我的故事不仅写得好，而且非常好。作为不可反驳的论据，她搂住我的脖子，望着我，我不知道我们相距是否超过了五厘米。

“是真的吗？”她低声说，或者，更准确地说，她是在窃窃私语。

“可以把‘窃窃私语’写上去吗？”我问她。

“当然，写上，写上！”她吻了我一下。

我还能补充些什么呢？

意为闲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