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他们长大了，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遥远的未来：

一只坏脾气的鸟。

一只像体操运动员一般扭动的金鱼。

两个血肉模糊的男孩。

现在让我们跳出那个场景，好好看看克莱。

关于他，我们要怎样描述？

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儿子、一个邓巴家的男人，这一生究竟是怎样拉开序幕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但这简单内部又有千万条脉络：

曾经，在邓巴家族中，有这么五兄弟，但在我们五个人里，四弟是最棒的一个，他身上有很多特质。

克莱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我们面前的这个克莱的呢？

我们五个人纷纷出场——每个人在这个故事里都有自己演出的部分——我们的父亲在母亲每次分娩时都会守在产房里，我们一出生便会立马被他抱入怀中。彭妮很喜欢讲这些，他每次都紧张地站在旁边，还会在床边哭泣，可又毫不掩饰幸福的笑意。每次上演这一幕时，他从不会因为看到产妇穿着肥大的病号服就退缩，也不害怕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而对彭妮而言，能做到这些就意味着一切。

每次分娩结束，她都无法忍受那种头晕眼花的感觉。

她的一颗心怦怦地跳着，仿佛随时会从胸腔跳出。

他们过去喜欢跟我们讲，我们出生的时候是多么有趣，每个人都生来自带他们喜爱的特质：

关于我，是我的脚丫。新生婴儿的皱巴巴的小脚丫。

关于罗里，是他刚刚出生时皱成一团的小鼻子，以及他睡觉时发出的动静，就好像正在世界顶级赛场上打拳而气喘如牛，但至少他们不用担心他是否在呼吸。

亨利的耳朵薄得像纸一样。

汤米总是在打喷嚏。

当然了，还有克莱，他早于汤米出生：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张笑脸。

据说，彭妮马上就要生克莱的时候，他们把亨利、罗里和我丢给奇尔曼太太就开车去医院了，结果半道上就差点生了出来；克莱来势凶猛。等克莱长大，彭妮告诉他：这个世界太渴望他的到来了。但她并没有探究为何如此。

是为了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伤害、受尽羞辱吗？

还是为了让他学会去爱，完成伟大成就？

即便这么多年之后，依然难以定论。

那是夏日里一个潮湿闷热的上午，彭妮一边走一边大喊大叫，等他们赶到产科病房，他的小脑袋已经要从她身下冒出来了。与其说他是被生出来的，倒不如说他是被扯出来的，就好像是被空气硬生生拽出来的。

产房变成了血泊。

鲜血洒了一地，就好像谋杀案的案发现场。

至于那个小男孩，他躺在闷热的产房里，神奇地露出安静的微笑，糊满血渍的小脸蛋一动不动。一位毫不知情的护士走了进来，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开始说起脏话来。她停住脚步，说了句“我主耶稣啊！”。

我们还晕乎乎的母亲回应道：

“可千万别让那位显神迹，”她说，我们的父亲站在一边傻笑着，“毕竟我们都知道自己对他做过些什么。”

正如我之前所说，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

特别是在我们父母眼中，他就是最特别的那个孩子。这一点我十分确定，因为他很少打闹，几乎不哭，对他们所讲的一切都充满热情。

每天晚上，我们其他人都会找借口溜走，而克莱会留下来帮忙洗碗，以此作为听一个故事的交换筹码。他会问彭妮：“你能再给我讲讲维也纳的故事吗？再跟我讲讲双层行军床，或者，要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他的脸埋在一大堆碗碟里，拇指上沾满了肥皂泡沫。“你能给我说说斯大林的雕塑是怎么回事吗？还有，斯大林究竟是谁？”

面对迈克尔，他会问：“你能给我讲讲月亮和蛇的故事吗，爸爸？”

我们其他人在看电视，或是在起居室和门廊打闹时，他总是留在厨房里。

当然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父母也变成了他们人生故事的编辑。

这些故事几乎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全部。

彭妮没有说他们在车库的地板上花了多久纠缠、重击、燃烧彼此。迈克尔也没有讲过艾比·汉利是如何变成艾比·邓巴，又是如何变成艾比·另外的某个男人的。他没跟他讲过当初他是如何把那台旧打字机埋在地下，没讲过读《采矿工》的一个个夜晚，也没讲过他曾一度热爱绘画。他一点儿也没提过那个曾经让他心碎的故事，更没有讲过有时心碎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幸运。

不，现阶段告诉他大部分故事就已经足够了。

对于迈克尔而言，他只需要讲有一天自己站在门廊上，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女人，身边摆了一架钢琴。“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件事，”他一本正经地解释，“你和你的兄弟们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不会有你的珀涅罗珀。”

迈克尔微微一笑，说：“一点儿也没错。”

他们俩谁都不知道的是，克莱很快就会听到全部故事的来龙去脉，就在一切即将终结的时候。

那时，她的笑容已经凝滞在脸上。

她的脸色一片衰败。

你们也许能猜到，他最初的记忆十分模糊，大概只记得两件事：

一是我们的父母，二是我们兄弟几个。

我们的样子，我们的声音。

他记得我们的母亲双手划过键盘。那双手的方向感格外好——从“m”键到“e”键，直到把“pleasemarryme”敲出来。

男孩的印象里，她的头发有和煦阳光的感觉。

她的身体纤弱但温暖。

他还记得自己四岁的时候，很害怕竖在那里的那个棕色大家伙。我们每个人都跟那架钢琴打过交道，克莱却觉得它是不属于自己的异物。

她弹钢琴的时候，他会把脑袋搁在她的腿上。

那两根火柴棍一般的大腿，是属于她的。

至于我们的父亲，迈克尔·邓巴，克莱还记得他的车子发出的声音——冬日清晨引擎的轰鸣声。天色渐晚才归来。他身上有肌肉劳损、漫长工作日的疲惫以及搬砖工作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在后来的光膀子用餐日里（你很快就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记得亲眼看到的他的肌肉块。除了每天在建筑工地干体力活儿，他有时还会——他自己就是这么形容的——去酷刑室，在车库里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他有时也会去举举杠铃，但杠铃不怎么重，重要的是推举的次数。

有时我们会和他一起做运动：

一个男人带着五个男孩做俯卧撑。

每次我们五个都会一个个地逃走。

是的，那些年，在这里长大的那段日子，我们的爸爸是个相当有看头的男人。他身高中等，看起来不胖，但很结实、肌肉紧致。他的胳膊算不上粗壮，也没有凸起的肌肉，但就像专业运动员那样，每块肌肉都不可小觑。你可以看清他双臂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扭动。

那包含了多少个仰卧起坐啊。

我们父亲的肚子就如混凝土一般坚硬。

我提醒自己，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父母也有过不同的生活。

当然了，他们有时也会打架，大吵大闹。

偶尔也会发生郊区居民家里常见的那种雷霆式爆发，但他们更像是茫茫人海中最合适的两个人。他们通常热情、阳光、开朗、风趣。有时他们就好像一对犯罪同伙，形影不离；他们爱我们，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毕竟，当你把五个男孩塞进同一座小房子里，你就能看得出会乱成什么样、能吵成什么样：简直乱成一锅粥。

我记得一些小事，比如吃饭的时候，有时局面会脱离控制：叉子掉落，餐刀四处挥舞，所有男孩都在吧唧着嘴吃饭。有争吵声，肢体推搡，食物残渣撒了一地，或是掉得满身都是，还有“那块燕麦糊是怎么被甩到墙上的？”，就这样，混乱的状况在某天晚上罗里把半碗汤洒到衬衫上时达到了高潮。

我们的母亲并没有惊慌。

她站起来，收拾干净。罗里得光着身子吃完剩下的饭——这还是父亲想出来的点子。我们还在幸灾乐祸的时候，他说：

“你们这帮家伙也是。”

亨利和我差点被噎到。“什么？”

“你们是聋了吗？”

“哦——见鬼。”亨利说。

“你们是不是还想把裤子脱了？”

整个夏天，我们都是这样吃饭的。我们的t恤衫在烤面包机旁摞成一堆。但说句公道话，也算是替迈克尔·邓巴解释一下，从第二次开始，他就和我们一样，也把衣服脱了。汤米那时还是个天真烂漫、童言无忌的小男孩，他大喊起来：“嘿！嘿，爸爸！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没穿衣服，只戴上了乳头？”

我们其他人都哄然大笑起来，彭妮·邓巴笑得格外响亮，但迈克尔早就想出了应对之策。他的肱三头肌时隐时现。

“那你们的妈妈呢？你们这群小鬼，她也应该和我们一样脱掉上衣吗？”

她从不需要别人救场，但克莱总是乐于伸出援手。

“不要。”他说，但她已经开始行动：

她的胸罩很旧，看起来脏兮兮的。

它已经褪了色，勉强挂在胸前。

她不管不顾地笑了笑，继续吃饭。

她说：“你们小心烫到胸口。”

但我们已经知道该送她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总是自带一种笨重的感觉。

一种爆满的感觉。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总是带来更多的事情：

更多清洗、清洁工作，需要吃更多，洗更多的盘子，更多次的吵架、打架、拳打脚踢，更多的放屁的臭味。有人喊着“嘿，罗里，太臭了，你是不是应该去厕所解决一下！”，当然了，只得到了他更为激烈的否认。“不是我干的”这几个字应该印在我们所有人的衣服上，每天我们都要说好多遍。

不管一切多么有序或者尽在掌握，下一秒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我们也许瘦得皮包骨头，身形矫健，但从来没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各干各的——所以很多事我们都选择一次性解决。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他们以前总是自己理发；去外面找理发师剪头发太贵了，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工具都架在了厨房里——一条流水线，两把椅子——他们会一起剪，而我们会排好队坐下，首先是罗里和我，其次是亨利和克莱。然后，轮到汤米的时候，由迈克尔动手，好趁此让她休息一会儿，最后再由她给迈克尔理发。

“稳住别动！”我们的父亲这样对汤米说。

“稳住别动！”彭妮对迈克尔这样说。

我们被剪掉的头发在厨房的地板上堆成了一团又一团。

有时，还会有让人开心到事后想起会怀念心痛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一起挤进一辆车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被塞进了同一辆车。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很喜欢这样的场景——彭妮和迈克尔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居然也会做这种事。眼看着一辆车里挤满了人，这算得上是相当完美的情况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看到一堆人挤进一辆车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故——他们一定永远都是大笑大叫的状态。

透过车前的窗玻璃，能看到我们这一家人一直手拉着手。

彭妮纤弱的属于钢琴演奏家的手。

我们的父亲沾满粉尘的工人的手。

他们身边围了一圈男孩，胳膊腿儿都交叠着搭在一起。

烟灰缸里摆了糖果，通常都是联邦止咳糖，有时也有嘀嗒糖。车子的挡风玻璃从来就没干净过，但车里的空气一直很清新；男孩们一直都在喝止咳糖浆，或者是不断嚼着过节吃的薄荷糖。

关于爸爸，克莱记得的最美好的事是，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迈克尔总会充满怀疑地向他反复确认一件事。他总会蹲下来，安静地问克莱：“你需要去厕所吗，小家伙？”克莱总是会摇摇头。即便他表示拒绝，爸爸还是会把他领到地板开裂的小卫生间，让他像匹赛马一样迅速解决。

“嘿，彭妮！”迈克尔会这样喊她，“咱们家也出了一匹法老之膝！”然后他会给小男孩洗洗手，自己再蹲下身来，虽然一句话也没说，克莱却很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他都会被一路扛回到床上：

“你能再给我讲讲月亮的故事吗，爸爸？”

但对于我们——克莱的哥哥们而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身体上会出现疤痕，会在阿尔切街十八号的这座房子里挨揍。像其他当哥哥姐姐的一样，我们会争抢属于他的一切。我们会从身后一把抓住他的t恤衫，把他抬起来丢到别的屋子里。三年后，汤米出生了，我们开始对他做同样的事。在汤米的童年时光中，我们不是把他塞到电视机后面，就是干脆把他丢到后院里。如果他大哭起来，我们就把他扔进卫生间，随时准备揍他一顿；罗里每次总会很早就开始活动手腕。

“孩子们？”传来父母的呼唤声，“孩子们，你们看到汤米了吗？”

亨利在被按在水槽里的金发小男孩耳边低语。

“一个字都不要说，你这个小兔崽子。”

点头，快速地不停点头。

这就是我们家的生存方式。

长到五岁时，克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开始学钢琴。

我们很讨厌这项活动，但还是照做了。

“嫁给我”这几个按键和彭妮老师。

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她会用母语和我们交谈，但只有睡前哄我们睡觉的时候才会说。时不时地，她会停下来给我们解释几句，但这些年说得也越来越少了。学习音乐却是不容妥协的规定活动，我们几个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我接近于专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