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她走过来。

我从铁柱间指着外面说：“那个不是国会酒店吗？”

她也往外望了一会儿，努力找出那个她曾经装了满满一行李箱钱让我运的地方。已经10多年前的事了。“我觉得你说得没错。你说得没错。天啊。”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说什么。

“真是一堆垃圾。”

庭审终于开始了。乔纳森·毕比n年前曾经教诺拉如何走私毒品，他声称自己是个无辜的艺术商人，碰巧与很多已经被宣告有罪的毒品走私者在一起混而已。但是，联邦执法人员已经掌握了详细的证据证明他也参与犯罪，包括他与诺拉、海丝特/安妮和其他人在同一航班飞往非洲的许多记录。海丝特/安妮第一个被带去法庭。她已经认识这个被告很多年。她回来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泪水：那个辩护律师让她狼狈不堪。

接着出去的是诺拉。我记得乔治·弗洛伊德就在这个大楼的某个地方，我猜他们肯定也把其他共同被告都叫过来了。2月14日，我被叫到了犯人物品保管室。“情人节快乐。”诺拉声音嘶哑地说。她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临近被淹死。

这一次，护送我去法庭的两个人年龄更大一些，更加魁梧，也更加自信。他们同样也很关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你带来的，帕波？”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不吸烟。我很确定他们不会给我苏格兰威士忌。“我想要一杯好喝的咖啡？”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买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乔纳森·毕比，直到穿着最好的桔色连衣裤被押送至法庭走进证人席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他。但是，我在那里似乎用了好几个小时回忆自己的经历，而陪审团一直都在听着。我想知道他们从听到的内容能够得出什么结论。被告辩护人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诺拉身上，所以很明显，她是主要的证人。我真的很痛恨为政府作证，但同样也很恼怒，因为这个傻瓜不能像他的共同被告那样承认自己的罪行，让我们都免于遭受所有这些麻烦和不适。

在回监狱的路上，我的护卫们把车停靠在高架铁道下面，其中一个跳下车，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杯滚烫的邓肯甜甜圈咖啡。他给我打开手铐：“那里有白糖和奶油，我不知道你要放多少。”

他们坐在前排座位上抽烟，我认真享受那杯咖啡的每一口。我听着上面火车呼啸而过，看着人们在大街上来来往往，觉得这场面奇怪得不能再奇怪了。

这些都结束以后——陪审团认为毕比有罪——大家感觉都不好。我想做的就是回到真正的监狱，丹伯里。然后，回家。

在那个沉闷的女犯人单位，克丽丝特尔“市长”努力维持伪装成监狱协议要求的样子。当然了，这需要上帝。克丽丝特尔是上帝的超级粉丝，每天早上喜欢听一个当地牧师的电视节目，而且把音量调得很大。她比我在丹伯里认识的任何一个犯人都更加持久顽固地劝诱别人改变宗教。每个星期，当教会团体拿着《圣经》到单位外面时，她都会过来对我们说：“去教堂吗，女士们？”

詹森姐妹会皱着眉头。尽管海丝特/安妮已经皈依，但她跟我一样讨厌监狱里的宗教仪式。“不去了，谢谢你，克丽丝特尔。”

她不会就那么轻易放弃的。我想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行。下一次，我们去体育馆的时候，我找到克丽丝特尔。

“你去体育馆吗，克丽丝特尔？”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一样。她愤怒地大声吼道：“什么？体育馆？什么体育馆我都不会去的，帕波。把自己累得半死！”

那个星期天，她像以往一样乐观地过来问：“你去教堂吗，帕波？这个星期很好！”

“我告诉你，克丽丝特尔。你去你的教堂，我会请你帮我做祷告。这个星期，我去体育馆的时候，我也会帮你锻炼。成交吗？”

她觉得这是几个月来听到的最搞笑的事情。她一路走出去的时候都在大声笑着。从那开始，每当时间一到，我们都会对彼此叫道：

“帮我锻炼，帕波！”

“帮我祷告，克丽丝特尔！”

女犯人单位的主管每个星期只到这层楼来一次，这个星期，我在办公室里逮住了他。我向他解释说3月4日，我的释放日期就快到了，我尽力保持平静地询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把我运送回丹伯里？还是直接从芝加哥把我释放？

他也不知道。他对此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关心。

我真想把他办公室的一切都砸个稀巴烂。

我跟他谈话结束后，诺拉和海丝特/安妮投来焦虑的目光。释放期就在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事实我没有告诉芝加哥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她们两个。她们都还有好几年的服刑期。此外，我也不信任任何一个犯人，她们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给我捣乱，这是非常典型的监狱病。所以，我只是跟她们说是有关空中监狱的事。

“我们来做饭吧。”海丝特/安妮说。我去拿回那天早饭后我们放在冰上的水煮蛋。安妮小心地把每一个鸡蛋切成两半，诺拉在蛋黄上抹了几包蛋黄酱和芥末，另外还有少量从供应所买的辣酱。

我尝了一下：“还需要加点什么。”

“我知道。”诺拉拿出一包热狗调味品。

我皱着眉头问：“你确定吗？”

“相信我。”我又尝了一下，完美极了。然后，我小心地将佐料填满半个蛋清。

诺拉在上面又撒了一些辣酱。

“不要太多！”海丝特/安妮说。

蘸了很多芥末的鸡蛋。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其他女人很羡慕我们的晚饭。我们3个在芝加哥那几位神志清楚的女人中间已经打拼出一席之地。但是，天知道有多难。

几天以后，下一班空中监狱航班飞离的时候，我跟姐妹俩分别了——她们在飞机上。她们感到很迷惑，为什么我没有跟她们一起去停机坪跳“枷锁舞”。她们跟我道别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同情。我是如此的烦恼，几乎都没法看她们：一部分因为我渴望能够登上那架飞机逃离芝加哥，另一部分是我知道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了，感觉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

她们离开以后，我躲在床上的毯子下哭了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尽管距离被释放的日期只有几天了，但是我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尽管这些想法完全不理性，但是我真的开始感觉联邦监狱局永远不会让我回家。

无论是小孩子、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的时候，我都非常坚信独处的力量，坚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尽管这个想法并不新奇。这个信念一部分要求自我依赖，一部分要求自我保护，所以是二元的——肇事者或者受害人，完全负责或者彻底放任，非此即彼。极端地想，这个想法会引发一个人自身的、影响不大的错误信念。我们在自己的泡沫里横穿这个世界，偶尔会与其他人的泡沫相遇相交，但大部分时间终究都是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似乎已经为在监狱长期服刑准备妥当了，就像一个熟悉的监狱比喻说的：“你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一般人的劝告都是独善其身，不乱管闲事。但是，我在监狱里学到的并非如此，我在监狱里能够存活下来靠的也不是这条劝喻。外面世界的人，他们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信，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告诉我大家没有忘记我。我不是一个人，这对我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不是孤独的，这主要归功于那些与我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女人们，她们让我逐渐意识到和她们的共同点。我们拥有同样拥挤的宿舍，都没有个人空间。除了名字，我们还都有一个8位数的号码，我们拥有共同的卡其布囚服、廉价的食物和卫生用品。在逆境中，我们拥有同样深藏的幽默感和创造力，以及保护和维护我们自身人性的意志力，尽管监狱系统想要强制将其粉碎。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独自完全掌握这些生存技巧，至少我知道我做不到——我们需要互帮互助才可以。

我们共有的小恩小惠和简单快乐是如此的重要，不管是付出还是接受，不管来自何处，都会强烈地让我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我与那些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一起参与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建立联系——或许跟谁都可以。

现在，在我的第三个监狱，我察觉到一个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奇怪真理：没有人管理她们。当然，在这些建筑物的某个地方，办公桌上或办公门上有名牌的被称为典狱长的某个人，还在名义上管理着这个地方，在这条生物链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上尉和中尉。但是，实际上，对于每天生活在这些监狱里的犯人们来说，船长的座位上是空着的，而轮子照样旋转，帆照样升起。这些机构在职员完全不在的情况下运行，职员很明显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以任何肯定的方式与填满监狱的人打交道。领导层的真空是彻底的。在这些“惩教”机构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想过我们在那里的目的，就像一个商店的店员不会考虑一罐西红柿的意义一样，也不会帮助那些西红柿明白它们到底在架子上做什么。

好机构的领导以他们的工作为荣，与机构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来往，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明白他们自己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狱卒普遍都是匿名的，就像漫画上的刽子手，总会戴一个头套让人们看不出身份。既然对于拿着监狱钥匙的狱卒们来说，把人关押数年都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呢？既然对于犯人的惩罚是如此随便和冷漠，那么一个犯人又怎么能理解对他们惩罚的价值呢？

我懒散地坐在一张坚硬的塑料椅子上看电视娱乐节目。里面在播放杰斯的单曲《99个问题》。电视上布鲁克林严酷坚韧的黑白形象让我特别想念这个我甚至都没有住过的地方。

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周是最难熬的。如果已经被运回丹伯里，那里的人会给我举办一个热闹的聚会，一方面庆祝我回到那里，一方面匆忙地流着眼泪送我回归外面的世界。而在芝加哥，我感到非常孤独，因为远离了在丹伯里认识的所有人和喜气洋洋的回家仪式。我以前还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这仪式的主角。我想在了解我的人面前称赞自己的能力——我在监狱里生活了一年。相反，我感觉到的是背信弃义的愤怒，当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点控制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大都会惩教中心仍然不能确定我在3月4日是否可以被释放。

但是，即使是联邦监狱局也无法阻止时间的前行，当那天到来的时候，我起床、洗浴，然后准备好。我知道拉里当时就在芝加哥，我知道他会来接我，但芝加哥的职员没有人肯定我会被释放，我没有见到任何文书。对于那天将要发生的事，我一方面满怀希望，一方面又深感怀疑。

我的狱友们在看早间新闻，了解到玛莎·斯图尔特午夜时已从奥尔德森监狱被释放。然后很快就恢复到往常状态，两台电视机上分别以最高音量播放着电视娱乐节目和“生命时光”频道。我坐在一张硬凳子上，注视着看守的每一个动作。最后，在上午11点，电话响了。看守拿起电话，接听，挂上电话，大吼道：“克尔曼！打包待走！”

我跳起来，跑回自己的储物柜，只从里面拿了一个小型马尼拉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个人信件。我把化妆品和书籍都留在了那里。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和我在一个牢房的女人们都处于她们刑期的开端，而我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没有办法把脑子里和心里装着的所有东西都教给她们。

“我储物柜里的东西都归你们了，女士们。我要回家了。”

犯人物品保管室的女狱警解释说这里没有女便装，所以给了我他们那里一条最小的男士牛仔裤、一件绿色的球衣、一件防风上衣和一双便宜的山寨小山羊皮系带鞋，鞋底是薄薄的塑料。他们还给我了28.30美元，称为“赏钱”。我已经准备好出去了。

一个看守领着我和另一个犯人去电梯，那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小伙子。电梯向下走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下。

他朝我点点头，说：“你蹲了多长时间？”

“13个月。你呢？”

“20个月。”

电梯到达底层的时候，我们站在了门口。看守打开通往大街的门，我们走了出去，站在一个空空的边道上。这里是堡垒和一些办公楼之间的区域，上面有一小片灰色的天空。接那兄弟的人在路对面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上等他，他像一只长耳大野兔一样冲过去，消失了。

我看了看周围。

“没有人来接你吗？”看守问。

“有啊！”我不耐烦地说。“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把你带到前门去。”他不情愿地说。

我转过身，快步走到他前面。10码处，我看到拉里站在大都会惩教中心的前面打着电话，直到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我。然后，我跑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没有人能拦住我。

johnashcroft，美国政治家、检察官，曾在小布什政府内担任首席检察官（2001—2005年）。——译者

bobbarker，美国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译者

一种神圣的语言形式，在祈祷、冥思或咒语中重复。——译者